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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元來如此:黨外運動的分歧與組織化的發展

  • 播出時間: 2018-06-19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台灣省議會(邱萬興 攝)

    台灣省議會(邱萬興 攝)

    台灣省議會(邱萬興 攝)

        上一集節目談到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事件後如何再起,這一集將繼續探討在黨外運動再起的過程中,是否有分歧與矛盾?而在這樣的分歧與矛盾下,黨外組織又要如何進一步發展,然後有後來民主進步黨的組成?

        美麗島事件後,原有的報禁還是無法突破,但在國民黨當局開放雜誌申請的外在環境下,無論是黨外公職人員或者是有心投入黨外工作的民主人士,紛紛選擇辦雜誌,而在眾多黨外雜誌同時並存下,也進入了黨外雜誌的戰國時期。由於市場的競爭以及重複,除了比拚主題之外,也難免有互相攻擊甚至批判,而且不只是雜誌之間,對某些黨外公職人員的不同態度也表現出來。

        部分人士認為這種現象會影響黨外的發展與團結,從結果來看是還好,但是在過程中還是有特定人士與某些團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由於黨外雜誌基於市場考量,主題與內容也越來越「刺激」,往往不避諱敏感的話題甚至用煽情文字處理政治上的忌諱,因此常常遭到情治單位的查禁甚至查扣。不過,敏感的問題持續被揭露,其中包括國民黨史、兩蔣父子的主題在內,使得言論禁忌得到突破,這對戰後台灣言論自由發展的歷史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除了黨外雜誌的主張不同之外,縱使是1984年成立,以公職人員為主體的黨外公政會,成立之後,成員步調也一樣有分歧。1984年9月,「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在台北市青島東路正式掛牌,但並沒有得到承認。本來黨外公職人員有意以「公共政策研究會」的名義登記,沒想到部分學者搶先以「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為名向內政部登記,而依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同性質團體只能成立一個,使得黨外籌組的「公政會」難以合法登記。不過,黨外「公政會」依然在5月11日成立,當時國民黨當局一再放話要取締此一未「依法」登記的團體,「公政會」內部也對是否登記發生爭議。最後9月2日「公政會」在未登記的情況下正式掛牌,國民黨拒絕承認,卻也沒有加以取締,「公政會」便持續運作下去,這也代表黨外朝向組織化邁進一步。

        「公政會」一方面要面對國民黨外在的高壓,可能有遭到取締的危機,另一方面內部對於是否要遵守國民黨當局法規的限制,甚至採取登記的策略也發生了分裂,其中是否要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溝通也是造成衝突的議題之一。因為當時有中介人士居中協調,希望化解與國民黨之間的衝突,至少避免直接遭到取締,這是當時公政會的主流路線。可是這樣的做法也受到部分黨外人士的批評,例如當時公政會理事長費希平寫信給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也引發批評。但由於江南案發生,國際輿論對於國民黨的批評聲浪再起,相對地,公政會遭到取締的壓力也得到減輕。

在公政會成立的1984年,台灣發生一件嚴重的歷史問題,也就是台灣省議會與台灣省政府的角色與合法性的問題,導致1985年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對於台灣黨外運動來說,這也是非常關鍵的事件。先簡單介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下一集再進一步分析做了那些抗爭?

1947年台灣省政府成立以來,它的組成和編制始終違反省政府組織法,縱使在1947年行憲以後,這個狀況也始終沒有得到改善。原因在於「省縣自治通則」沒有完成立法,無法依據法律實施地方自治。1958年蔣介石總統下令由王雲五主持的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面對國民黨不願制訂省縣自治通則的情況下,主張另外制訂台灣省政府組織條例,賦予台灣省政府合法組織的依據,同時藉由法令來規範、保障台灣省政府的相關權限。

這個意見經過委員會通過後,送請蔣介石總統做進一步推動,但改革終究沒有完成,換言之,台灣省政府也一直違法存在。1984年在黨外人士要求下,省議會通過要求台灣省政府在隔年編列預算時進行調整,可是到了1985年,省政府新的預算仍然維持舊有的違法狀況,因此台灣省議會在進行相關預算審查時,14位黨外省議員就要求國民黨當局應該遵照前一年的決議修正預算,可是國民黨當局卻挾國民黨籍省議員佔多數的優勢,準備強渡關山硬行通過。

黨外省議員於是聯署抗爭,但在抗爭過程中,國民黨省議員余慎認為,如果台灣省政府沒有法律依據,則台灣省議會一樣沒有法律依據,所以是黑牌審黑牌。如此就刺激了黨外省議會,游錫堃認為既然是黑牌審黑牌,那麼乾脆就集體總辭來進行抗爭,加強抗爭的力度以促成後續的改革。

歷史元來如此:美麗島事件後黨外的選舉成果與發展

  • 播出時間: 2018-06-12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1980年底美麗島事件後的首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姚嘉文的夫人周清玉以美麗島受難家屬身份參選國大代表,並順利當選。(邱萬興 攝)

    1980年底美麗島事件後的首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姚嘉文的夫人周清玉以美麗島受難家屬身份參選國大代表,並順利當選。(邱萬興 攝)

    1980年底美麗島事件後的首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姚嘉文的夫人周清玉以美麗島受難家屬身份參選國大代表,並順利當選。(邱萬興 攝)
  • 1981年縣市長選舉,黨外聯合競選並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為共同口號,陳水扁、謝長廷與林正杰、康水木等四人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邱萬興 翻拍)

    1981年縣市長選舉,黨外聯合競選並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為共同口號,陳水扁、謝長廷與林正杰、康水木等四人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邱萬興 翻拍)

    1981年縣市長選舉,黨外聯合競選並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為共同口號,陳水扁、謝長廷與林正杰、康水木等四人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邱萬興 翻拍)

        上一集節目談到美麗島事件和衝擊,以及後續黨外如何再起的結構性因素,這一集節目則將談到美麗島事件後,1980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究竟得到什麼樣的成果?而這成果對後續的選舉及黨外運動的發展又有何影響?

        由於美麗島軍事大審的翻轉,以及受難者家屬和辯論律師的參與,使得黨外運動有了比較好的再出發空間和條件。當時的美麗島受難者家屬,包括: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當選國大代表,張俊宏的太太許榮淑以及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當選立法委員。此外,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以及高雄余家的黃余秀鸞也當選立法委員,長期投入反對運動的蘇秋鎮也在高雄地區當選立法委員,而與康寧祥聯合競選的王兆釧也在台北市當選國大代表。這樣的結果,使得台灣的黨外運動得以延續原本的腳步。

        至於增額監察委員選舉方面,黨外之前一向選不上,連郭雨新當年也是零票光榮落選。原本黨外有一些省議員席次,可以支持黨外的候選人,可是面對國民黨的壓力和選舉方式,還是相當不利。但這一次尤清在黨外省議員的支持下當選監察委員,另外一位與黨外關係密切的周哲宇也在選舉中當選。換言之,親黨外勢力當選了兩席監察委員,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也是重大突破。

        既然在1980年底的選舉有了初步成果,198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又即將登場,黨外人士就想利用集體的力量,一定程度的再集結。也就是以前一年當選中央民意代表的黨外人士為主體,集體向選民推薦所謂的黨外候選人。而這次選舉的政見,強調「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而這樣全島性串聯的結果,在縣市長方面當選三席,包括:屏東縣邱連輝、彰化縣黃石城、宜蘭縣的陳定南。其中陳定南的當選,更開啟了黨外在宜蘭縣長期執政的序幕。

        在省議員方面當選的有:蘇貞昌、蔡介雄、謝三深、簡錦益、黃玉嬌、周昌淵、林清松、傅文政、游錫堃、余玲雅、陳金德。此外,沒有得到黨外推薦的蘇洪月嬌、陳啟吉等人也當選省議員。台北市議員方面也有明顯突破,當選的有:謝長廷、林正杰、康水木、陳水扁、林文郎、徐明德、王昆和與陳勝宏。這使得黨外力量在縣市首長及省市議員的層級,有相當程度的開展,而這樣集體競選和推薦的方式,也影響了後續歷史的發展。慢慢地,透過定期選舉,也讓黨外想要進一步組織化。此外,透過市議員討論市政的發展,也連帶提出台灣定位問題,包括台灣問題要如何處理,也逐漸銜接美麗島前當時黨外的核心訴求,可是這些終究不是正式的共同政見。

等到1981年選舉之後,1983年黨外進一步組織化就成為很重要的事。因此當時就由黨外的中央民意代表、省市議員還有黨外雜誌的代表,共同籌組了「黨外後援會」。可是現任民意代表的考量與編輯作家的考量並不一致,意見難免分歧,因此黨外新生代成立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在1983年9月9日成立。記得我當時也參與了「編聯會」的籌備會,在一次由林正杰主持的籌備會中,就明確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全體全民決定」的主張。緊接著9月18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正式組成,再次標舉了「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全民決定」的主題。但另一方面,提名人選是否應該保障既有者,也就是「資深優先」原則,在當時並沒有共識。而在共同主張方面,延續過去主張的保障憲法的基本人權、廢除臨時條款、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落實、制訂省縣自治通則及直轄市自治法、貫徹憲法保障的地方自治。同時要求國民黨退出軍、警、司法機關,維護人性尊嚴、嚴格限制農畜產品的進口、保護漁民海上作業、保障勞動者權益及要求保存文化資產、平等對待海外僑胞,特別是確認海外台灣同鄉會合法的地位,也要求政府必須突破外交困境,重返國際社會…等。

其中「民主自決救台灣」的口號,面對國民黨當局施壓,並傳聞可能有刑法的追訴問題,十分敏感。當年我正好聽到陳水扁助選,他將「民主自決救台灣」說成「民主七年救台灣」,因為可能面臨七年有期徒刑。康寧祥也對是否使用「自決」持保留態度。因此,這次選舉對黨外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延續,但很嚴重的是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等康系三立委全數落選,影響了黨外運動的路線和關係方面的後續發展。也就是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年輕作家成立的編聯會與康寧祥系統產生矛盾,引發所謂的「批康」,也是造成康寧祥落選的重要原因,當時幫忙康系立委說話的文章,在某些雜誌根本無法刊登,由此就可以瞭解那時的氛圍。

雖然如此,黨外運動並沒有退縮,反而在國民黨查禁黨外雜誌、壓制黨外發展的脈絡中,朝向組成「公共政策研究會」等組織化的方向發展,這對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相當關鍵。可是國民黨怎麼可能允許?雙方又要如何互動?是攸關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關鍵。

歷史元來如此:美麗島事件

  • 播出時間: 2018-06-0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上一集談到由於美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導致當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暫停,以及黨內、黨外之間的互動與衝突。1979年最大的衝突事件非「美麗島事件」莫屬,而上集談到的「橋頭事件」,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的序曲。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原因,由於在戒嚴時期,始終拿不到集會的許可,而在過程中,由於彼此的互動和溝通發生問題,一直到演講行動前,都有許多不可預知的狀況存在,例如:對於要不要拿火把遊行這件事,雙方意見就不一致,協調也始終不成。當天群眾是在軍警、情治人員的包圍下發生衝突,不少群眾與執行鎮壓的軍警人員在這個過程中掛彩。

對1979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發生的美麗島事件的定調,就如同陳若曦等人向蔣經國所提出的是「先鎮後暴」,也就是群眾在軍警包圍中,本來情緒就不穩,如果再使用催淚瓦斯,群眾為了脫離現場,就會衝撞到外圍的軍警情治人員,如此一來,雙方的衝突自然無法避免。

衝突發生後,黨外人士原本認為事情不會那麼嚴重,仍有轉圜餘地,了不起違法了集會遊行的相關規定。但最後國民黨採取的方式,是對大批黨外菁英進行逮捕,而美麗島事件的一些被告,卻未必參加當天的遊行,或者未必參與了衝突。其中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等八人以「叛亂罪」提起公訴,移送軍法審判;另外還有周平德、楊青矗、邱茂男、范政祐、陳博文、王拓、張富忠、陳忠信、魏廷朝、邱垂貞、吳振明、許天賢、戴振耀、紀萬生、蔡有全、吳文賢、蔡垂和、傅耀坤、邱明強、余阿興、蘇振洋、陳福來、劉華明、許淇潭、鄭官明、李明憲、蔡精文、劉泰和、潘來長、李長宗、王滿慶、陳慶智、洪裕發、陳瑞慶、王聲閔、鍾應承、范巽綠等卅七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還有一些人當時被偵訊,但最後沒有被移送法辦。

美麗島事件對黨外人士是很大的衝擊,因為這是單一事件,特別是政治事件中,逮捕最多黨外人士的一次。在當時的風聲鶴唳之下,以及對暴力事件的報導與宣傳,都使得黨外運動的發展呈現悲觀。當時包括陳若曦在內一些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他們並不一定都是黨外支持者,但因為擔心此事會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傷害,因此透過關心、連署的方式,希望能夠降低衝擊。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關心,美國在台協會( AIT)特別去晉見蔣經國,蔣經國承諾不會有人被判死刑,也不會所有人都送軍法審判。而由於受到國際矚目,因此,美麗島事件的軍法審判開放旁聽,同時媒體也大篇幅報導。可以說在戰後台灣歷史上,大眾傳播媒體對反對派人士的政治主張,如此大規模的報導也是空前的。

因為在審判中,黨外人士提出很多擔心,例如: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整個國際情勢對台灣不利等問題,並且主張進行政治改革,一定程度扭轉了原本暴力份子的形象,對黨外運動的再興相當重要。另一方面,如果拿1980年美麗島事件的軍法大審,與1960年的雷震案對比,可以發現其中差異之處,除了美國的介入與關心更為明顯之外,更重要的是整個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基本上,1960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從農業往工業社會發展的狀況,到了1980年代,已經有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為數可觀的專門職業人員,再加上龐大的中小企業主,組成了強大的中產階級,他們都在工作上或企業經營上,常因動員戡亂體制受到相當多的阻礙,也因此帶來了一股強大的要求改革力量,

另外,中產階級的崛起也帶來了對食品安全的需求,大家只知道近年發生過許多食安事件,但當年食安問題更嚴重,包括:米糠油事件及多氯聯苯中毒案等,都引起關心,因此「消費者保護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推動,並成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但保護消費者的運動,以無法招收會員的民間基金會來推動是很不正常的事,應該是由消費者保護「協會」來推動才是。但為什麼只能以基金會來推動,因為依照當時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規定:「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一個為限」,而當時已有消費者保護協會存在,因此只能以基金會來推動,可是這樣不利於各地成立分會,對於消費者運動來說,當然也是一種打擊。且當時協助消基會進行檢驗的政府官員,還受到了警告。所以中產階級改革的要求,不要說是政治利益,光是想要吃的安穩,就挑戰到了黨國體制,所以在當時,由社會菁英組成的扶輪社或青商會,在某種程度上變成支持改革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對黨外人士而言,是一種外在的奧援,這也是為什麼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運動可以迅速再起的社會結構因素。

除了外部奧援之外,內部又要如何再起?除了高雄事件幸免於難的康寧祥是重要的領導人之外,還有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以及當時的辯護律師,他們紛紛投入選舉,對後續黨外運動的發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助力。

而在經歷美麗島事件的衝擊之後,黨外人士所提出的政治訴求,就不會像美麗島事件前這樣強烈,而比較傾向於悲情的訴求,例如延續香火等;或是強調民主政治需要制衡,這也是當時黨外運動再出發的基本訴求。

 

歷史元來如此:黨外人士國是會議與橋頭事件

  • 播出時間: 2018-05-29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1978年暫停中央民代選舉後,黨外由高雄縣前縣長余登發領銜,連署一份〈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邱萬興 攝影)

    1978年暫停中央民代選舉後,黨外由高雄縣前縣長余登發領銜,連署一份〈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邱萬興 攝影)

    1978年暫停中央民代選舉後,黨外由高雄縣前縣長余登發領銜,連署一份〈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邱萬興 攝影)

上集節目講到在1978年底,原本熾熱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氣氛中,由於美國突然宣布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遭到自從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之後,再一次重大打擊。蔣經國總統面對此一變局,決議頒布緊急處分令,停止正在進行中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同時也開始推動一些改革,包括:開放出國觀光旅行、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由行政院改隸司法院,其中檢察官的地位問題,直到最近的司法改革會議也還在處理中。

暫停選舉對許多黨外菁英而言,也很衝擊,有些人例如:康寧祥,選擇暫停選舉活動。可是對另一些人而言,沒有政治舞台、沒有競選活動該怎麼辦?還有,選舉雖然並一定民主,但是沒有選舉一定不是民主,因應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而停止選舉,可總不能一直停止選舉,所以大部分的黨外人士決議聯名簽署「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指出:「我們並且深信,從速恢復選舉活動,足以表示政府實行憲政對抗暴政的信心」,請求政府早日開放選舉。換句話說,對於當時參與選舉的黨外人士或他們周圍人士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趕快選舉。選舉在1970年代是民主運動非常重要的動能來源之一,而且在「中壢事件」後,黨外人士也慢慢覺得訴諸民眾是一種可能,沒有選舉之後,訴諸群眾的需求度將增加。

這樣的要求,國民黨當然不可能馬上同意,因此,黨外人士計畫於12月25日在台北國賓飯店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可是戒嚴時期集會必須得到相關單位的核准,就跟1960年中國民主黨在飯店舉辦組黨說明,時常辦不下去的原因。因為「黨外人士國是會議」未能取得情治單位的許可,被迫移至黨外助選總部開會。會中由前高雄縣長余登發領銜簽署,總計有七十人聯名簽署一份「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重申「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基本立場。這是要求民主改革的另一份重要文獻,其內容基本上是延續上一集節目談到的「黨外十二大政治建設」,共提出十項共同政見,其中「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援」在當時大環境下很重要,於是也被放進政見內容當中。還有一些過去比較少談及的,譬如:「建立合理產銷制度,避免中間剝削,保障生產者及消費者之利益。」以及「合理調整稅則,運用賦稅政策調整國民所得差距」等等。

1977年基督長老教會提出的「人權宣言」,就是面對美國可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現在美國真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了,且「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即將在一年後廢止,台灣的安全與發展面臨更大危機,所以十大共同政見裡面也加入了十二項政治建設裡沒有的內容,除了具體的十項呼籲外,並在這份聲明中更進一步揭櫫「我們的目標」,首次以集體的方式,表達黨外人士對住民自決的主張。強調:「在國際強權的縱橫捭闔下,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直地申明: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我們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也就是把原來的「住民自決」主張,變成黨外的政治主張。

會也開了,聲明也發表了,可是執政當局不為所動該怎麼辦?另外,從暫停選舉後黨外的反應可以看出,「黃信介-康寧祥連線」有某種程度的鬆動,看法出現歧異,此時黨外人士要如何重建軸心。從文獻看來,他們也曾經找過黃順興,但最後找了高雄黑派的余登發。1000多位黨外人士預備在1979年2月初,在鳳山為余登發舉辦生日晚宴。沒想到,晚宴還沒舉辦,1979年1月21日,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就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之名,被警備總部逮捕。

此事自然引起軒然大波,原本黨外想利用余登發再集結,結果余登發被抓,這是很大的衝擊。所以22日下午,許信良、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黃順興、王拓、陳鼓應、張春男、施明德、楊青矗、姚嘉文、周平德、邱茂男、何春木、陳婉真、陳菊、曾心儀、艾琳達(施明德美籍妻子)、林景元、郭一成等黨外人士,齊集高雄橋頭鄉(余登發故鄉) 、鳳山等地,步行抗議國民黨當局逮捕余登發父子。這是國民黨政府遷台實施戒嚴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政治性的示威遊行,而且是針對國民黨當局。不像「劉自然事件」是針對美軍,「中壢事件」則是針對選舉不公,所以「橋頭事件」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全島重要的黨外領導人,不分統獨,基本上都到場聲援,他們沿街散發傳單、張貼標語。

但是,國民黨不僅不處理、不回應,而且很快對許信良開刀。台灣省政府於元月廿五日宣布:桃園縣長許信良,於本月廿三日擅自前往台南及高雄地區,為余登發被捕事件遊行,廢弛縣長職務,省政府依據公務員懲戒法規定,送請監察院察查,四月廿日,監察院通過許信良彈劾案,指稱「桃園縣長許信良擅離職守,簽屬汙衊政府之不當文件,參與非法遊行活動,並違法助選,證據確鑿,均有違法失職之嫌,將予以彈劾」,此案於監察院通過後,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最後,許信良終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以停職處分,於七月一日起生效。

此事,對黨外當然也是一次很大衝擊,且因為是聲援余登發所引起,所以之後高雄余家對許信良,相對於其他地方實力派人士,是採取比較支持的態度。問題是余登發被捕,救援又不成,許信良還被停職,黨外人士明顯面臨一個新的重要轉折,將何去何從?又做了那些事?這些都是影響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重要的事情。

歷史元來如此:溝通與對抗下的黨外發展

  • 播出時間: 2018-06-26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1985年黨外公政會辦公室掛牌(邱萬興 攝)

    1985年黨外公政會辦公室掛牌(邱萬興 攝)

    1985年黨外公政會辦公室掛牌(邱萬興 攝)

這一集節目延續上集談到的1985年省議會黨外議員集體請辭事件的背景、經過以及後續選舉對台灣的影響。

1984年台灣省議會審查預算時,在黨外省議員的妥協下,才達成決議,黨外省議員要求在編列1985年預算時,刪除超額的台灣省政府委員的預算,從23人調整到11人,但是國民黨不同意。而黨外的立場除了刪減超額預算外,也希望能夠站在地方自治法制化的角度來推動改革,如此才能與黨外選舉時的政見訴求相結合,也比較合乎憲政體制最起碼的期待。

黨外省議員原本想要聯署抗爭,但是因為國民黨議員余慎的談話,戳痛了黨外人士一直無法讓台灣地方自治法制化的痛腳,進而造成了抗爭的提昇。游錫堃提出應該要用集體辭職來抗爭,得到黨外省議員的一致支持。抗爭主張提出後,當時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鴻禧、政治系教授胡佛也紛紛聲援,認為台灣省政府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實質上確實違憲,甚至連台灣省政府組織法也是違憲,因為是訓政時期的法律。

面對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國民黨一開始是主張他們辭職的意思表示上並不明確,也透過人際關係加以勸說,使辭職的黨外省議員重新思考是否願意回到省議會。當時游錫堃、謝三升和蘇貞昌是辭職態度最為堅決者,他們在自己的選區宜蘭、台南跟屏東三個縣舉行了演講會,直接向選民訴求。而受到「批康」事件影響而在立法委員選舉中落選的康寧祥,赴國外進修返台之後,也陪同三人在街頭進行抗議,這樣的發展,正如蘇貞昌等人所說的,議會路線上了街頭,這也是影響當時黨外發展的一個重要事件。

之後國民黨也尋求解套,由省議長高育仁提出釋憲案,試圖根據之前節目提到過的1958年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的方案進行改革。而大法官後來做出解釋:依中華民國憲法有關地方制度之規定,中央尚無得逕就特定之省議會及省政府之組織單獨制定法律之依據。換言之,就是無法可循,也沒有任何組織有立法的權限。這說明了國民黨想要改革的時間太晚了,讓步也太慢了,因為對大法官而言,要不就違法,要想合法就必須制定省縣自治通則。

在省議會黨外省議員總辭的同時,面對即將舉行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兩個黨外主要組織──公政會和編聯會,雖然關係不太友善,但基於現實的考量也傾向合作。公政會歷經康寧祥落選事件之後,意識到必須儘量與編聯會系統改善關係。對黨外公職人員而言,大佬級的康寧祥都可能因批康事件而連任失利,說明取得黨外編輯、作家們的協助固然未必能成事,但是採取與他們對立的路線,黨外輿論的批評之下,敗事足足有餘。而編聯會方面,雖然大部分的成員以黨外雜誌做為舞台,但是在情治單位動輒查禁、查扣的狀況下,也需要公政會公職人員的協助和聲援。而且失去有公職人員身份的黨外人士支持,編聯會系統的成員,在資源方面和折衝能力上,可能無法在國民黨當局強勢施壓下生存。

而1985年剛上任的公政會理事長尤清,則在這樣的情勢下,試圖努力調合公政會與編聯會,而有一定的進展。1985年的黨外後援會除了提出黨外省縣市長的候選人之外,在省市議員方面也比以前提名更多候選人,而在組織化有了進一步發展之後,在共同主張或者是否推薦提名還是開放參選方面,也能夠由成員共同決定,這也比過去更具備民主的性質。而公政會與編聯會透過這種方式也有了更進一步合作。

當時民進黨還沒組黨,國民黨也還沒有開放黨禁,但黨外一致認為應朝向組織化,所以1985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就提出了「新黨新氣象、自決救台灣」這樣的競選主題。選的是地方公職人員,但所提出的訴求位階卻很高,這個現象表示了,當時黨外人士一方面透過各種選舉,不斷宣傳基本理念,另一方面,縱使是地方選舉,無論是候選人或選民,對於國家整體定位也是十分關心,而不僅侷限於地方事務。

那一年的選舉,黨外在省市議員方面得到一定的選舉成果,不過在縣市長方面則只有高雄黑派的余陳月瑛當選,這當然是比較遺憾的。但如果檢視當年選舉的黨外及無黨籍候選人得票率,獲得了30%選票的支持,其中在台北市更高達40%,這個結果鼓舞了黨外人士,又意識到即將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對於組織化也比過去更為積極。

在這個脈絡之下,有人提出公政會是否要成立分會,最早提出的是康寧祥,後來包括:台北市、高雄市、桃園縣、台中市、屏東縣、宜蘭縣、台北縣都紛紛提出籌組公政會分會的申請案,其中台北市及高雄市還各有兩個分會的申請案。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想要以分離意識的指控為由來壓制,而社會各方面人士則出面邀請黨內外雙方進行溝通。而在溝通之餘,顏錦福及陳水扁率先宣布成立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而最早提出的康寧祥也跟進成立了首都分會,其它分會也紛紛組成,代表黨外勢力的進一步生根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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