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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元來如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對抗期(下)

  • 播出時間: 2017-09-19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1959年11月20日胡適參加《自由中國》社十週年紀念會,並演講著名的「容忍與自由」。圖為胡適與雷震在會後的合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1959年11月20日胡適參加《自由中國》社十週年紀念會,並演講著名的「容忍與自由」。圖為胡適與雷震在會後的合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1959年11月20日胡適參加《自由中國》社十週年紀念會,並演講著名的「容忍與自由」。圖為胡適與雷震在會後的合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 《自由中國》撰文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

    《自由中國》撰文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

    《自由中國》撰文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
  • 1958年2月16日《自由中國》社論〈反對黨問題〉

    1958年2月16日《自由中國》社論〈反對黨問題〉

    1958年2月16日《自由中國》社論〈反對黨問題〉

今天要談的主題是《自由中國》在雷震的主持下,如何走到與國民黨正式對抗的局面。

在上一集我們提到《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決裂點有兩個,一個是軍方陳懷琪的投書事件,第二個更重要的是《自由中國》站在自由民主的角度,批判當時言論的箝制,批判國民黨推動蔣介石三連任。時序進入到1960年,蔣介石連任已迫在眉睫,雷震與《自由中國》要如何面對蔣介石試圖三連任呢?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蔣介石三連任了,雷震與《自由中國》要如何找出一條繼續捍衛自由民主憲政的可能道路。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因為對於胡適與雷震而言,他們創立《自由中國》的目的就是要用民主來反共,直到1960年為止,雖然他們對國民黨的批判越來越強烈,與國民黨的對抗也越來越激烈,但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在台灣營造一個比較好的民主政治基礎。

蔣介石三連任是一件非常攸關的事,因為根據憲法蔣介石不能三連任,那麼接任的人選必然是當時國民黨副總裁、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的陳誠。假如這樣,蔣介石就變成黨的領袖,陳誠成為政治領袖,黨的領袖退居第二線之後,國民黨也可能因為路線問題變成兩個黨,這是胡適之時常在想的,也有可能完成。更重要的是總統依據憲法沒有再連任,由新的總統出任,將是一個新的政治局面。可是一旦三連任,勢必要更改原先憲法規定,那麼原本海內外期待用一部憲法來號召反共,可是這部憲法卻面臨被撕毀或違憲的問題。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可是蔣介石三連任勢在必行,所以早在1958年前後「老人與海」在台灣就忽然熱銷,當然這是本很好的小說,但是為什麼突然熱賣,大家不免連想到有所意圖。上一集也提到,因為沒有辦法湊足修憲所需人數(國大代表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決議通過),不要說修改憲法本文、臨時條款也一樣要循修憲程序。「死亡宣告」的方式當然不可能,因為這個人可能在香港,你昨天才跟他通過越洋電話,今天卻居然宣告他「死亡」,可能明天人家就打電話告訴你,他還在你怎麼知道他不來,所以這對憲政來說是蠻尷尬的一件事。

最後就找到一個方法,由大法官會議來解釋。大法官會議是在1960年2月12日做出「憲法所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在當前情形,應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集會之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的解釋,如此一來,來台的國大代表比例大約五成左右,忽然間變成百分之百,當然就能湊足修憲所需門檻。可是這樣的解釋很奇怪,怎麼會把還健在的國大代表排除在名額之外,所以《自由中國》就寫了一篇社論〈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這點現在想來有點遺憾,到現在為止,大法官的會議紀錄還未公開,我覺得在轉型正義的今天,這應該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

《自由中國》的批評是一件事,反正人數到了就可以修憲。3月3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籍國代,承諾國代待遇調整到與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一致。國大代表原本為「無給職」,「無給職」的規定不見得會改,但用其它方式給付也能達到這個效果,例如成立某機關讓國代掛名領錢。事實上根據了解,後來也為國大代表蓋了宿舍,賣給國代變成私人房舍,像台北有一些中央民意代表居住的地方就是這樣。

在修改臨時條款的前夕,答應調高國大代表待遇,《自由中國》當然不能接受,所以在3月16日又發表社論〈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質疑國大代表的待遇為什麼可以比照立法委員,因為立法院是國會,是常設機構,而國民大會在以前是「非常設機構」,沒有自己的議場和機關所在地,如何比照有固定會期的立法委員,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何選在三連任前夕做出承諾,這是《自由中國》批評的內容。

然而批評歸批評,3月12日國民黨就通過提名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3月21日蔣介石當選總統,本來總統當選是件重要的事情,結果《自由中國》4月1日的社論是〈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待?〉。如果回顧蔣介石三連任前《自由中國》一系列文章,用歷史上聲名狼藉的曹丕與袁世凱來暗喻蔣介石總統,刊登了海內外反對派重要人士連署的重要公告〈給毀憲策動者的警告〉,其中指的是誰,昭然若揭。這個時候碰巧韓國發生政變,因為李承晚也想不斷延長任期,結果發生政變。

這個情形下,雷震和《自由中國》該怎麼辦?雷震就去找胡適之商量。胡適之認為此時要考慮和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碰巧那年地方選舉,國民黨循往例提供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所以台籍菁英跟1957年一樣要檢討選舉方式,而《自由中國》早在選舉前就提出呼籲,要求地方選舉要有最起碼的公平,包括:候選人可以派人當管理員,以及候選人可以共同聘請監察員。如果這兩點要求都不能達成,都由國民黨包辦,如何有公平選舉的可能。台籍菁英在選舉後要求進行選舉座談,座談過程中不止台籍菁英,包括民社黨、青年黨以及雷震都有參與整個檢討的過程。檢討過程中,雷震也在思考可以做些什麼,因此就在5月16日發表一篇文章〈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5月18日召開的「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選舉檢討會」上,與會者幾乎一致抨擊國民黨,但要如何監督國民黨,就必須成立一個新黨。可是原來又有民、青兩黨,所以如何協商是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雷震的立場有了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長期以來,雷震與《自由中國》主張成立反對黨也非一天、二天,但反對黨要在原本的架構下進行。1957年台籍菁英要組黨,雷震並不贊成,他認為新黨以台籍菁英為主,恐造成省籍矛盾。而到了1960年,雷震認為應該加入反對黨,雖然仍然是以台籍菁英主導,但透過他的投入,他相信可以減少省籍的對立。果然在新黨籌組過程中就可以看到雷震的好朋友齊世英也加入,夏道平不贊成可是也出席會議,殷海光也有參加相關會談。雷震找了外省菁英加入,反對黨會變成什麼樣不同的面貌,這是非常重要的。

《自由中國》最後的終結是在反對蔣總統三連任以及籌組反對黨這件事,下集將從這兩個角度,談雷震與《自由中國》如何在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之前,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做出1950年代最後的貢獻。

歷史元來如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對抗期(上)

  • 播出時間: 2017-09-12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1959年6月《自由中國》發表社論反對蔣總統三連任

    1959年6月《自由中國》發表社論反對蔣總統三連任

    1959年6月《自由中國》發表社論反對蔣總統三連任
  • 《自由中國》反對以宣告國代死亡的方式解決國代修憲人數不足問題

    《自由中國》反對以宣告國代死亡的方式解決國代修憲人數不足問題

    《自由中國》反對以宣告國代死亡的方式解決國代修憲人數不足問題
  • 《自由中國》以袁世凱的籌安會暗諷蔣總統三連任

    《自由中國》以袁世凱的籌安會暗諷蔣總統三連任

    《自由中國》以袁世凱的籌安會暗諷蔣總統三連任
  • 《自由中國》以曹丕如何裝腔作勢顯得自己就帝位為「民意所迫」,暗諷蔣介石總統

    《自由中國》以曹丕如何裝腔作勢顯得自己就帝位為「民意所迫」,暗諷蔣介石總統

    《自由中國》以曹丕如何裝腔作勢顯得自己就帝位為「民意所迫」,暗諷蔣介石總統
  • 《自由中國》撰文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

    《自由中國》撰文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

    《自由中國》撰文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

「歷史元來如此」主要講述1950年代《自由中國》雜誌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今天的主題是雷震與《自由中國》如何與國民黨走向正式對抗的狀態。

1959年《自由中國》收到了一篇讀者投書,是由陳懷琪所寫的〈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文中對軍人的處境有所批評,《自由中國》也登載了這篇投書,不過,後來陳懷琪到《自由中國》社表明這篇投書不是他所寫,請《自由中國》撤消。隨後黨營、軍營以及團營的媒體就對《自由中國》展開全面攻擊,甚至認為應該對《自由中國》採取行動。

《自由中國》雖然知道這篇投書就是陳懷琪中校所寫,但還是對外說明文章是由另外一位同名同姓之人所寫,但陳懷琪還是不滿意,就在《中央日報》、《聯合報》及《青年戰士報》上大登廣告,這可要花不少錢,至此,雷震已經有與陳懷琪打官司的準備,雷震懷疑這件事是警備總部所支持,因為以一位中校的收入有能力登那麼多廣告嗎?

而當雷震與《自由中國》面對司法的壓力時,胡適也剛好來了一封信,希望能夠檢討《自由中國》編輯的方法,並提出了幾點建議,包括:最好不發表不署真姓名的文字;最好能不用不記名的「社論」;以及停止「短評」。對於雷震來說,可以取消「短評」,而文章本來就有署名,也沒有問題,但是社論是代表《自由中國》社,所以還是主張不署名。雷震在日記中也寫到,這篇讀者投書本來就是陳懷琪所寫,又不是沒證據,只是陳懷琪在政治部的壓力下,採取這種手段,雷震認為這根本就是「陷害」。

《自由中國》一方面受到壓力,一方面持續批評當時政府查禁與查扣書刊與雜誌的作為,例如香港的《祖國周刊》被查扣,《自由中國》就發表社論,認為治安機關無權隨便查扣書刊。其實在當時,只要作者留在大陸,沒有到台灣,書本都會被查禁。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出版社就更改作者姓名,或是直接寫「本刊編輯部」,但改名後還是不難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誰,所以仍然可能被查禁,甚至更嚴重被冠上「為匪宣傳」。但是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書籍都是在1949年前出版,其中很多還是維新派的,這些人基本上不可能為匪宣傳。所以在這種背景下當然會產生衝突。那麼根據新修改的「出版法」,政府是否有這種權力。《自由中國》認為如果只是依據「審查會報」的紀錄就可以查禁書刊,剛好證明不是依法執行,而是濫用行政裁量。這是當時《自由中國》與官方很大的一個衝突。

另一件比較嚴重的,是1959年剛好是蔣介石第二任任期任滿的前一年,因為蔣介石曾經發表「反對修憲」的重要聲明,《自由中國》看到這個聲明後發表了社論〈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指出蔣介石總統既然反對修憲,那麼憲法既然明訂總統只得「連選連任一次」,也就表示蔣介石拒絕三連任的意思。不過,蔣總統並沒有明確說不連任,只說不修憲,所以還是有所疑慮。

到了1959年5月,國民黨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在「總理紀念週」上,蔣介石又發表談話,表示他反對修憲,但對於總統三連任,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是不能讓敵人感到稱心;第二是不能讓大陸億萬同胞感到失望;第三、不能使海內外軍民感到惶惑。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當然雷震會感到疑慮。所以在蔣總統談話後,雷震與胡適、蔣勻田等人溝通時,胡適與蔣勻田都認為蔣介石不會三連任,但雷震不太相信。不過《自由中國》沒有立即發表反對三連任的文章,因為在情治單位的壓力下,《自由中國》找不到印刷廠。等到6月份印刷廠的事情暫時解決後,《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明白地反對蔣總統的三連任。

不過7月份《中央日報》登出了陶希聖的文章,認為「修改臨時條款不算是修改憲法」,為蔣總統在不修憲的情況下尋求連任,指出了一條路。《自由中國》馬上發表社論〈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提出異議。文中指出「臨時條款的制定,就是憲法的修改」,因為1948年提出的修憲案就是「臨時條款案」,所以是一樣的。接著又刊載一篇文章〈曹丕怎樣在群臣的勸進下稱帝的?〉,接著又寫了袁世凱的「籌安會」。這些當然都是以古諷今、公開批評蔣介石。所以雷震的朋友像夏道平就勸他暫時不要再登類似的文章,擔心他被暗殺。

到了當年12月,局勢愈來愈明顯,連胡適也覺悟到蔣介石看樣子是準備三連任,但蔣總統要三連任就必須面對修憲或修改臨時條款問題,但修改憲法或臨時條款需要龐大國大代表出席,要絕對多數,而在台灣能夠出席的國代只有一半左右,不符合修憲需要的「三分之二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決議才能通過」,所以就想出很多辦法,譬如:能否宣告不能出席者「死亡」。《自由中國》當然不能接受這種「死亡宣告」說法。也有一些國代主張乾脆就直接宣布「國民大會決議高於憲法規定」。面對這樣謊謬的說法,雷震必須站在自由民主、維護憲政的角度來提出反駁,而反駁的結果就讓他與《自由中國》跟蔣介石及國民黨的關係越來越緊繃,對抗也越來越激烈,而對抗之餘又能做什麼?這對《自由中國》來說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歷史元來如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破裂(下)

  • 播出時間: 2017-09-05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出版法》修正案嚴重戕害新聞自由

    《出版法》修正案嚴重戕害新聞自由

    《出版法》修正案嚴重戕害新聞自由
  • 《自由中國》政務委員合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自由中國》政務委員合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自由中國》政務委員合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歷史元來如此」主要是和大家談談雷震與《自由中國》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今天的主題將環繞1958年的《出版法》修正案。

1958年的《出版法》修正案被公認是傷害台灣言論自由非常關鍵的一件事,可是1950年代初期不是已經修過《出版法》嗎?是的,但是當時法令沒有規定很清楚,主要侵害人權和侵害報紙發展的部分是利用「施行細則」,然而施行細則並非法律,所以有違法的問題,而1958年就是把所有違法侵害人權的事情訂在法律上,這叫「合法的侵害人權」嗎?不,這叫「違憲的侵害人權」。

《出版法》修正案這件事到底有多嚴重?簡單說,1950年代初期的《出版法》修正案,侵害到人權的部分,大家一開始是沒有警覺的,要到報禁越來越清楚,才發現出了問題。當然,台灣的報禁也非始於1950年代,1947年就開始限張。我們知道報禁分成三個部分:限證(不能開辦新報紙)、限張(只能印幾張)、限印(只能在哪裡印),而那時報紙都沒有印超過規定的張數,所以沒有感覺。到了1950年代初期修改《出版法》修正案,一樣沒有感覺。而到了1958年行政院提出《出版法》修正案,要對新聞自由做限制,因此雷震和《自由中國》明白表示,一個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有四項基本條件:一、人民是否可以自由辦報,二、不可以有事前審查,三、任何處分都要經過司法審判,四、報紙記載違法,犯罪者乃報刊法定的負責人,負責人受法律懲處,但並不影響報刊的生存。這是《自由中國》基本立場,而這四點也正是《出版法》修正案中,明文賦與政府的權力。

一開始不准辦新報紙以及限定張數的原因,不是「戒嚴法」而是「節約用紙」,等到1988年1月台灣開放「報禁」,就在1987年12月宣布廢除有關節約用紙的相關規定。所以《自由中國》認為應該撤回《出版法》修正案,但蔣介石沒有同意,還公開說《出版法》修正案是他的意思,而且要在立法院秘密審查,不能公開審查。這時候就出現了幾個問題,第一個是當時有民意基礎的最高議會─台灣省議會,通過要求立法院要審慎修改《出版法》修正案,請注意,省議會議員主要是國民黨籍。第二是報業公會也出面反對,然而報業公會的主要成員也是國民黨籍,譬如聯合報就跟官邸的關係非常好,可是聯合報也是不贊成《出版法》修正案,因為這已經不是黨派的問題,而是攸關新聞媒體生存的根本問題。《自由中國》身為當時重要的政論雜誌,當然也表示反對。

那麼立法院呢?蔣介石都公開表態了,但是當時的CC派在齊世英的領導下(齊世英是東北人,他的女兒是《巨流河》作者齊邦媛教授),展開連署,要求不可秘密審查,連署人數最多超過一百人,這麼多人反對在當時那個年代也是相當不容易。所以可以知道老蔣有多痛恨齊世英,有人說老蔣比痛恨雷震還痛恨齊世英。因為雷震寫文章罵老蔣只是令他不爽,但是齊世英有太多立法院派系的糾葛,也是東北籍民意代表中的領袖。所以等到雷震想要組黨時,齊世英馬上表示有一大票立法委員可以加入,那不等於直搗老蔣權力核心位子,所以蔣介石根本就想把齊世英抓起來。

當時《出版法》修正案既然想強硬通過,自然不是齊世英、雷震或是報業公會可以阻擋,終究還是通過了。對《自由中國》來說,過去的侵犯新聞自由是違法,它可以寫文章批判,但現在居然通過了法律,雷震當然批評這為台灣出版及新聞自由敲下了最後的喪鐘,可是你又能做什麼?釋憲嗎?釋憲也是有限,因為當時的大法官和現在的大法官不一樣,大概從1990年開始,大法官釋憲認為政府違憲的案子才越來越多。為什麼越自由民主反而違憲的越多?就是因為自由民主才有人敢說違憲。《自由中國》當然清楚《出版法》修正案表面上為對付黃色新聞,但是雷震說這根本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監察委員陶百川則向雷震表示,《出版法》修正案是為了對付《自由中國》。實際上《出版法》修正案是控制全台灣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發展,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但是對《自由中國》來說更可怕的是,以前可以單純的要求守法,行政不要干涉司法,行政單位不能用行政手段違法侵害人權,可是通過《出版法》修正案後,法律不再保障人權,這樣的結果,雷震和《自由中國》能做什麼?在合法的範圍內找不到出路的結果,雷震和《自由中國》就會進一步走上跟政府明顯對抗的新階段。而另一方面,《出版法》修正案的通過,代表立法院還是不管民意,不管憲法賦與應該立法保障人權的基本態度,也就促成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越來越高,因為立法委員是黨意代表沒有民意基礎,因此國會的改造變得更加重要。一個是雷震與《自由中國》,一個是台灣省議員李萬居,李萬居說既然如此,反攻大陸又有困難,立法委員一定要全面改選,改選總要按人口比例,因此台灣人是否應該要佔一半,雷震則想出「離鄉投票」這一招,浙江人在台灣選浙江代表、廣東人在台灣選廣東代表,當然這樣說起來還是不民主,但終究是當時他能想出的有限方法。換言之,在這樣的歷史脈絡裡,《自由中國》表達了捍衛言論自由的立場。

歷史元來如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破裂(中)

  • 播出時間: 2017-08-29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從「今日的問題」系列起,《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更加緊張

    從「今日的問題」系列起,《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更加緊張

    從「今日的問題」系列起,《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更加緊張
  • 《自由中國》認為地方自治是戒嚴令下推動自由民主的突破口

    《自由中國》認為地方自治是戒嚴令下推動自由民主的突破口

    《自由中國》認為地方自治是戒嚴令下推動自由民主的突破口
  • 《自由中國》推出「今日的問題」系列

    《自由中國》推出「今日的問題」系列

    《自由中國》推出「今日的問題」系列

「歷史元來如此」主要是和大家談談雷震與《自由中國》對台灣民主的影響。繼續上一集的內容,今天要說明的是《自由中國》如何與國民黨當局進一步破裂。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破裂〈祝壽專號〉可說是轉捩點。我們必須了解,《自由中國》在當時並沒有質疑戒嚴,也沒有質疑動員勘亂,在「戒嚴令」、「動員勘亂臨時條款」加上「總動員法」之下,《自由中國》要如何自由民主,我實在很佩服,它們當真提出一整套發展藍圖。

一開始發生的重要事情是1957年的「劉自然案」,就是劉自然被美國軍人雷諾槍殺,結果美國軍事法庭因為治外法權的關係判決雷諾無罪,導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中很多是愛國學生的自發運動,但也有「動員」的痕跡。這種動員的群眾運動也不是第一次,早在1955年,當時軍友社的總幹事江海東率領救國團學生及反共義士,前往華美協進會主辦的服裝展覽會會場搗亂,這表示國民黨內有一些人,可能包括蔣經國,對美國的政策不滿。之前節目也提到,雷震也被懷疑過與美國「過往甚密」。

1957年5月23日美國軍事法庭判決槍殺劉自然的美國軍人雷諾無罪之後,24日群眾衝入美國大使館,撕下美國國旗,美國新聞處被搗毀,也有外僑傳聞遭到群眾打傷。如此大規模群眾運動發生在戒嚴時期是很奇怪的,所以有人認為跟救國團有關。《自由中國》在此背景下,雖然沒有寫文章進一步追查,可是也不是完全沒有處理。大家要知道「劉自然案」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受到這個案件的衝擊,行政院長要辭職下台,也影響到中華民國和美國的外交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由中國》開始更積極思考台灣要如何推動自由民主。

「劉自然案」發生在1957年5月,1957年7月《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著名社論〈今日的司法〉,以後又發表一系列「今日的問題」社論。〈今日的司法〉主要是批評司法行政官員如何破壞司法獨立,如何不當介入選舉訴訟官司,結果讓人民對政府不信任,還說「今日台灣的司法,比日據時代還不如」。請注意《自由中國》撰稿人及編輯委員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菁英份子,可沒有台籍菁英,而這樣刺激的社論還只是開始。

「今日的問題」社論最主要的核心是「反攻大陸問題」。它意識到不可能用武力反攻大陸,如果不能反攻大陸,在台灣要怎麼辦?所以《自由中國》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是什麼,就說什麼〉是主軸、接下來〈反攻大陸問題〉、〈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的教育〉、〈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以及〈反對黨問題〉。

簡單來說,雷震和《自由中國》認為,既然不能迅速反攻大陸,那麼就在台灣落實自由民主。中華民國敗退來台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台灣要選民選的省長及省議會,可是如果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正當性還剩多少,所以不可以。因此行政院通知立法院不要完成地方自治的立法,改用行政命令,而對《自由中國》來說,這正是突破封鎖自由民主的缺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學習加拿大憲法,加拿大魁北克可是有高度自主,〈中華民國憲法〉的地方權力也是很大。所以雷震想到的是依據憲法,在戒嚴與動員勘亂體制下,落實台灣省的地方自治,有民選的省長及省議會,這樣就有了正當性。除此之外,根據憲法,中央政府的大部份權力都可以下放地方,然後在地方實施完全立基於自由民主的地方自治。這就是雷震和《自由中國》在1950年代所想出來的,如何解決自由民主問題的重要關鍵。

「今日的問題」系列最後一篇是談到〈反對黨的問題〉,但直到1957年雷震與《自由中國》的反對黨,還沒切到1960年的組黨主流。因為1957年台灣本土菁英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會」,雷震也意識到可能會組黨,但他認為由台籍菁英組黨可能不是那麼適當,所以抱持一定的警覺,可是這種以反對黨為核心的思考,影響到後續《自由中國》對台灣自由民主的貢獻。雷震雖然抱持警覺且持保留態度,但《自由中國》基本上對於本土菁英要落實地方自治的主張,要公平選舉甚至要結社,至少在言論上是公開支持。從這時起,《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更加緊張了。

歷史元來如此:再見《自由中國》與雷震入獄

  • 播出時間: 2017-09-26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1960年10月8日,面對政府羅織罪名的壓力,雷震無所懼、面帶微笑步入軍事法庭。(雷美琳提供)

    1960年10月8日,面對政府羅織罪名的壓力,雷震無所懼、面帶微笑步入軍事法庭。(雷美琳提供)

    1960年10月8日,面對政府羅織罪名的壓力,雷震無所懼、面帶微笑步入軍事法庭。(雷美琳提供)
  • 《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入獄,讓60年代後進入沈寂時代

    《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入獄,讓60年代後進入沈寂時代

    《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入獄,讓60年代後進入沈寂時代

今天是《自由中國》系列最後一集,主題是:再見《自由中國》與雷震的入獄。

在上一集已經預告,雷震的入獄與《自由中國》的終結,最終是因為籌組反對黨以及反對蔣介石三連任。從《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後,情治單位就組成「田雨專案」全程監控雷震,收買雷震身邊可以收買的人來監督他,雷震也多次面臨生命危險,他的朋友與親人都擔心他被製造假車禍。然而無法阻止蔣介石三連任,也令雷震認知到「只是書生論政無法扭轉大局」,更何況傅正早就在《自由中國》提及,反對黨一定要與選舉掛勾,但當時真正有辦法在台灣參選的都是台籍政治菁英,雷震也深刻理解,所以雷震最後積極投入反對黨的籌組,在這樣的脈絡中也可以充份理解。更重要的是雷震參加籌組反對黨後,反對黨成為何種面貌。

台籍菁英抱怨選舉不公,希望有好的機制,但在當時的憲政架構下,只有縣市議會、縣市長、省議員的選舉可以改善,可是省主席是官派,省的上級中央,基本上是在國民黨黨國體制的籠罩下,所以反對黨的格局只能被局限在地方,在省的部分或許可以表達一些意見,提出質詢,但是無法撼動施政方針。可是雷震加入後就不一樣,雷震的好友齊世英就建議應該找一些外省籍民意代表加入反對黨的籌組。齊世英是CC派的領導人,他的身邊還有許多他帶出來的立法委員,包括民社黨與青年黨兩黨,也有少數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國大代表,加起來的力量雖然還是不足以與國民黨主流派對抗,但可以達到一定的監督與制衡功能。如此,反對黨在地方上可以與國民黨競爭,爭取執政權以及地方建設基本方向的發言權,在中央又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制衡力量,那麼這個反對黨就能達到一定的功能。

當然,國會無法全面改選,人民無法透過定期選舉決定由誰來執政,可是這樣的反對黨能夠組成,已經對當時的國民黨構成相當大的挑戰。雷震與高玉樹及李萬居三人,在這個反對黨裡共同擔任發言人,他也找了很多好朋友扮演重要角色,譬如:齊世英及世新大學的創辦人成舍我、還有青年黨的夏濤聲,民社黨方面的楊毓滋,他雖然不是民社黨主席,但經我訪談了解,他是經民社黨授權來參加反對黨籌組的會議。

既然要準備籌組反對黨,就要進行全島性的串連,地方上的台灣本土菁英也積極動員,除了台北之外,也到嘉義、高雄、桃園等地,四處舉行座談會。本來還要到基隆,後來因為雷震被捕而取消。而在這之前,從來沒有全島性串連。大家知道省議員有「五龍一鳳」,分別是吳三連在臺南縣、李萬居在雲林縣、郭雨新在宜蘭縣、李源棧在高雄市以及許世賢在嘉義縣,郭國基比較特別,他南北都有選過。雖然號稱「五龍一鳳」,但並非一個集團,還是各自為政,只是這六個人比較能代表當時的反對派。如果能夠把反對派都串連起來,它所能發揮的功能就會超過原本想像,所以國民黨當然全程監控,像黃玉嬌在桃園辦座談還被情治單位不只一次約談。在雷震鍥而不捨下,到《自由中國》結束前已經到了宣布組黨的最後階段。殷海光還寫了一篇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可是國民黨擋住了。

蔣介石將關鍵人物雷震逮捕。雷震在1960年9月4日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等人一起被捕,那麼《自由中國》還辦得下去嗎?原本殷海光還想繼續辦,所以遊說胡適之,國民黨方面也找人遊說胡適之,而胡適之雖然愛護、關切雷震,但是沒辦法,《自由中國》只有結束。各位有興趣去看胡適之去見蔣介石那一天的日記,胡適之的心情一定非常不好,因為字跡比平常凌亂,甚至有些還很難辨識。因為少了《自由中國》這份當時火力最強的政論雜誌,台灣到了1960年後,就成了一個沈寂的時代。至於李萬居的《公論報》,國民黨也想辦法侵奪,所以失去了《公論報》也失去了媒體。

更重要的是抓雷震會產生什麼效果。雷震是本省與外省菁英間的橋樑,現在來看當時的口述歷史與資料顯示,外省菁英認為台籍菁英應該沒有本事自己籌組反對黨,所以態度轉為消極。那麼台籍菁英有做嗎?雷震被捕後發言人剩下李萬居與高玉樹,他們還是繼續推動籌組,但狀況與雷震在時有些許不同,因為失去了《自由中國》這樣一個站在民主憲政角度大力支持他們的媒體。到了1961年的地方選舉,中國民主黨的籌備進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全島性串連與助選,下一次的出現就要等到1970年代了,就可以知道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終究組反對黨還是失敗了,所以我認為蔣介石抓雷震實在看得準。

根據我後來做的口述歷史,當時幾位參與的人擔心被逮捕,家裡也被包圍,最後危機解決,這些人幸免於難。而雷震被捕後聲援最力的是雲林縣議會,蘇東啟大力聲援,所以下一個被整肅的台籍菁英就是蘇東啟。也就是對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上層與草根同時著手打壓。

《自由中國》的停刊、雷震的被捕,對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是很大的傷害,也傷害了本省與外省菁英共同攜手合作爭取自由民主憲政的可能性,不只造成台灣政治發展的延宕,更嚴重的是台籍與外省菁英之間的信任感無法建構起來,縱使後來台灣越來越民主,但是在1970-80年代還是一直存在這種不信任感與分裂。這是國民黨的成功、台灣的失敗,也影響台灣自由民主憲政正常發展的可能。有一位外國朋友問我,如果要研究1960年代台灣的自由民主言論要看那一本雜誌?非常遺憾,恐怕只能參考〈台灣省議會公報〉。

《自由中國》的收場是當時台灣自由民主的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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