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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元來如此:1960年的歷史氛圍與反對黨運動

  • 播出時間: 2017-11-21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自由中國》對反對黨運動的支持,從文章批評到積極參與

    《自由中國》對反對黨運動的支持,從文章批評到積極參與

    《自由中國》對反對黨運動的支持,從文章批評到積極參與
  • 胡適(左)告訴雷震(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左)告訴雷震(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左)告訴雷震(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上一集談到從1957年延續到1959年,戰後第一波因為選舉不公所導致的組黨的傾向與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在上一季談《自由中國》時曾經說過,1959年是非常關鍵的年代,到底蔣介石是否三連任是很重要的議題,那麼1960年跟反對黨運動有什麼關係,這要回到這一季一開始所說的,戰後台灣反對黨運動有兩個不同的脈絡形成,一個是來自台灣本土菁英的政治傳承,另一個是來自中國大陸支持民主自由的一批人,他們在1960年為何會匯流。

1960年中華民國要選舉第三屆行憲後的總統,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總統只能連任一次,所以蔣介石為了三連任,想盡一切辦法,這在上一季談《自由中國》時說過,就不再多說。但問題是蔣介石透過修改臨時條款,透過大法官解釋「硬做」的時候,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民主派的菁英該如何。各位不要忘記,1960年也有選舉,之前節目談到的選舉不公與弊端,在1960年依然發生,改選一樣有限,所以台灣本土派的菁英當然繼續朝向要選舉的方向發展,但是來自大陸的菁英面臨的是蔣介石三連任成功,本來期待1960年蔣介石下台、陳誠上台,蔣介石還是繼續控制黨的機器,形式上還是依照憲政體制的傳承,但是當年的結果令很多人失望了。

《雷震日記》裡就曾經記述他去問過胡適該如何?胡適是當時自由主義在台灣重要的領導人之一,胡適跟雷震說:「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再來就是《自由中國》在1957年之後,慢慢瞭解到選舉與政黨動員之間的關係與重要性,這是內部的氛圍。外部方面,1960年韓國發生軍事政變(推翻李承晚),是後來朴正熙崛起的重要原因。至於1960年本土菁英如何與外省菁英匯流。外省菁英面對蔣介石三連任的無奈,加上韓國發生政變,進一步思考這些是否可能影響台灣本土菁英起來對抗國民黨。而本土菁英面對1960年的選舉仍然持續1957年時的不公與舞弊,當然受不了,決定開選舉座談會好好改革,於是兩股力量慢慢結集。

至少在1960年開始檢討選舉不公時,《自由中國》除了和以前一樣用雜誌批評不當選舉,主張如何建立有效制度之外,這次還積極參與。所以「選舉改革座談會」的會議紀錄是刊登在《自由中國》上面。那麼民主黨和青年黨呢,其中還有些是兩黨的同志,他們要如何做。根據資料,有些人其實是代表黨部出來參加,但是我後來做口述歷史時,結果又有些不同,就像你當面問某黨黨主席:「請問主席,聽說您當年想去參加『中國民主黨』。」這個就尷尬了,主席當然不承認,但是資料上很清楚。

在當時這樣的氛圍下,面對選舉不公又該如何突破。面對當時選舉制度的限制、面對政黨競爭的不可能、面對憲法經過臨時條例的修改,實際上已經無法運作,海外罵聲不斷,質疑合法性與正當性,這種情形下,也有另外一種氛圍,提出召開會議團結起來。其實團結起來的概念早在戰後王世杰擔任總統府秘書長,陳誠是行政院長時,就想要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不斷的鼓吹,雖然放進總統文稿,申明召開「反共救國會議」是年度重要工作之一,不過,最後是王世杰被以蒙混、舞弊的罪名免職,當然會議也沒有召開。王世杰後來又被陳誠找回來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而陳誠是行政院長、副總統還兼國民黨副總裁,表示「反共救國會議」很重要,要繼續推。在這樣的脈絡裡面,包括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國會常期沒有改選,民意代表只有黨意沒有民意的狀況,特別是中央民意代表,要怎麼辦。

國民黨又是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如果以陳誠來講,他主張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但是我們知道最後的結局是雷震被抓、黨禁出現,可是當時陳誠的記者會表示:「如果能有一個贊成基本國策的反共政黨,樂見其成。」這句話鼓舞很多人。事實上我們知道國民黨並沒有同意,蔣介石也準備要抓人,但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公開說這樣的話,相當鼓舞人心。所以可以瞭解當時的氛圍,不是只有民、青兩黨,不是只有黨外人士,不是只有無黨派的台灣本土菁英,國民黨內很多人也覺得可以考慮這樣的可能性。換言之,反對黨運動與我們原來所想像的情形不一樣。

本土菁英想的是有了反對黨才能制衡國民黨,外省菁英想的是本土菁英一定會組黨,且國外也發生了韓國推翻李承晚的政變,可是蔣介石就是不聽,硬是要三連任,針對這個現實卻無所著力。這裡面有個關鍵,戰後以來台灣的人口組成,絕大部分是台灣人,當時的說法是本省人,相對本省人的另一集團就是外省人,雙方在追求自由民主之餘,所謂外省籍的朋友,有沒有想過「省籍」的問題,有沒有想過選舉的結果會是什麼。我用一份已經解密的美國外交文書來說明,等到1960年組黨運動受挫,雷震被捕後,大家也關心美國是否介入。而當時美國在台大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寫著:「如果一旦台灣實施民主,選舉結果將由台灣人掌握政權,而由於台灣人與共產黨之間沒有歷史仇恨,可能不一定反共,所以不一定符合美國利益。」那麼外省籍菁英的心態是什麼,我覺得他們理解自由民主的價值是重要的,政權透過民主選舉的結果可能會被台灣人掌控,他們當然知道,當時台灣地方選舉當選的也大多數是台灣人,可是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做個對比,對美國而言,在乎的是台灣的戰略利益,如果換一位不那麼反共的台灣人掌握政權,美國當時寧願支持蔣介石。可是對外省菁英而言卻覺得無所謂,因為自由民主才是最核心的價值,且相信外省籍菁英加入反對運動的結果,一定是更和諧,而不是造成群族對立或對抗。當時的前輩們是在這樣的氛圍裡,建構1960年的反對黨運動。

歷史元來如此:1950年代第一次組黨的努力

  • 播出時間: 2017-11-14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本土菁英為抗議選舉不公而有組黨念頭,圖為1969年黃信介選舉情況(邱萬興攝)

    本土菁英為抗議選舉不公而有組黨念頭,圖為1969年黃信介選舉情況(邱萬興攝)

    本土菁英為抗議選舉不公而有組黨念頭,圖為1969年黃信介選舉情況(邱萬興攝)

前兩集節目,我們跟大家分享當時台灣地方選舉有那些不公或是舞弊的現象,因為這樣的狀況,特別是1957年選舉不公與舞弊的情況比以前更為嚴重,因此,這集節目將進一步探討,在此種情形下,台灣本土反對派的地方菁英,他們想要組織起來,要結社。在雷震的日記裡認為,他們結社是要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可是雷震認為這是「組黨」的先聲,也就是準備要組黨。原來台灣在50年代,與人民和選舉有關的組黨運動是由台灣本土菁英所發動,這跟一般我們常講組黨是由雷震《自由中國》推動不一樣,雷震《自由中國》是鼓吹,但是一開始並沒有積極推動,想的還是國民黨和民社黨、青年黨有無可能組織結合、分化組成反對黨。台灣本土菁英是在選舉的過程中,體認到組黨的關鍵重要性,因此覺得這是件重要的事情。

雖然選舉有一些舞弊的現象,但還是有一些無黨無派的人士當選,但令人感動的是不管有沒有當選,都聯名共同質疑選舉的結果。落選者質疑很常見,但當選者還願意說這是不公平的選舉,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這是事後,事前他們也曾經表示希望做一些選舉內容的改善等等,只是無論事前、事後,政府都沒有做。那要怎麼辦,他們就想到要做全島性的集結,這在當時的台灣是非常少見的,台灣上一次的全島集結是在日治時代,由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出身的人,民眾黨1935年已經解散,由原民眾黨的黨員去串聯,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則是由全台的候選人去串連。國民黨來台以後,基本上禁止跨縣市的派系,而1957年從南到北重要代表性的反對派人士,幾乎都試圖去動員與集結起來。

1957年5月18日,在台北市西門町「新蓬萊閣」大飯店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並擴大範圍讓中國大陸來台的自由派或支持民主的人士加入,基本上,像雷震的《自由中國》、以及《民主中國》、《民主潮》這些比較站在反對派的媒體,不管有沒有加入民、青兩黨,對此都採取比較同情的角度來論述,可是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參加,而且保持戒慎恐懼的心情,因為他們覺得這一群人都是台灣本土菁英,縱使是民、青兩黨的人也都是,擔心會變成台灣本土力量集結的一個組織,於是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

在台灣當時要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這樣的組織,是受到「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的限制,不過這種限制也非絕對,像是攸關憲法的組織就很多,國大代表就組成了許多。但是碰到反對派人士要籌組就有意見,譬如說:已經有了地方自治研究的團體,而根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的規定,同一性質的團體,全國性的只能有一個,已經有了所以不可以。但吊詭的是反對派人士成立的是「中國自治研究會」,另一個團體研究的是「台灣」,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為何不行,實際上就是發給你公文,通知與「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八條不合,所以「不行」。

但如果參加的人還繼續籌組要怎麼辦,國民黨就開始進行處理,譬如說「宣傳」,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是透過國民黨的黨務系統來做批評和宣傳。主要內容是:「民、青兩黨議員,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名義做為號召,集結失意政客參與配合匪的政策,用合法掩護非法,跟香港第三勢力勾結,目的就是反黨、反政府」。這個就有點麻煩,本來是針對選舉不公所組成,裡面有民、青兩黨,甚至還有國民黨黨籍,一開始只是類似民間社團,但是連雷震都看出來是要組黨,國民黨怎麼可能不知道,所以在還沒有開始之前就要打散,不讓你有機會走第二步。

另外,有些國民黨的黨員也看不慣這種選舉,認為不對,例如:許世賢以及高雄的重要地方派系領導人黃占岸,這些人去參加「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結果就是「開除黨籍」。可能現在很難瞭解,在當時被開除黨籍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就像是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一樣,只要是重要政治人物被開除黨籍,報紙都會大幅報導,因為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也有一些不是公職人員參加了籌備活動,像《自治研究》半月刊的編輯孫秋源,就被抓到綠島去感訓,理由是「惡性重大的甲級流氓」。這是由誰來判定?台灣在過去制定「檢肅流氓條例」之前,是用辦法,無論「條例」或是「辦法」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不需經過法院審判,之前的「辦法」是由警察機關認定,所以有好多人,包括:基隆的黃華他也曾被當做流氓被抓去感訓。也就是這種讓你無法參加選舉的辦法,現在被拿來阻絕民眾參加選舉動員或組織化的可能性。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在1957年準備籌設、1958年被駁回、一直到1959年快進入第二波組黨。這些本土菁英一開始反對黨的理念與崛起的動力,來自對選舉不公的抗議,他們想要集結起來。這也代表著他們雖然有民、青兩黨的黨籍,但是「恨鐵不成鋼」,也就是民、青兩黨當時無法發揮比較有力的監督力量,所以他們才想要自己集結。而面對這一波的集結,剛才提到可能有「省籍」的問題,因為是以台籍菁英為主,但接下來下一波的組黨運動,將有突破性的發展。而之所以出現突破性發展的原因,要放在1960年的歷史氛圍來做瞭解。

1957年嚴重選舉不公出現反彈,像高玉樹後來不選台北市長,而這種情形看在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派人士或民、青兩黨眼中,擔心台籍菁英主導會有問題,那麼來自大陸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又打算如何來面對這樣的歷史問題?

歷史元來如此:不公的地方選舉(下)

  • 播出時間: 2017-11-07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黃信介競選立法委員時發表政見情況(邱萬興攝)

    黃信介競選立法委員時發表政見情況(邱萬興攝)

    黃信介競選立法委員時發表政見情況(邱萬興攝)
  • 高玉樹競選台北市長的宣傳單(邱萬興攝)

    高玉樹競選台北市長的宣傳單(邱萬興攝)

    高玉樹競選台北市長的宣傳單(邱萬興攝)

上集節目我們針對台灣過去地方選舉裡面不公的制度部分做了說明,今天節目將進一步介紹當年選舉有那些作弊或不公平的案例。

上集節目談到了軍公教動員系統,例如指派投給誰,或是給予出差待遇等,雖然屬於不公平的一環,但還難稱之為「舞弊」,是屬於制度上的不公。但是,透過老師在學校的動員,以1957年選舉而言,我們發現,有些阿公、阿嬤年紀很大,且不識字,是由小朋友帶著阿公、阿嬤進投票所,並且幫忙投票,結果,在台北市有一間投開票所,開出一千多張選票,老市長高玉樹居然得票數為零,這在非眷村裡面是非常難看到的情況。眷村又是另外一種動員的方式,當年我在當兵時,眷村也在防區範圍內,所以三不五時要去走動,到了選舉更要加緊與眷村緊密結合,配票也很重要,特別是在一些軍眷住宅集中的地方,常是關鍵所在。

接下來談,到底選舉會發生那些情形。第一、代他人投票。代他人投票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家人帶著來並代為投票,當然也有些是身障人士由別人代投,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投票所的選監人員有沒有按照選民的指示投票。難道有不按照指示投票的情況嗎?也是在1957年的選舉,在雲林縣二崙鄉有位瞎眼選民,他指定要投給雲林縣長候選人王吟貴,他是青年黨的候選人,他還鄭重聲明:「我要選王吟貴,不要圈錯了。」結果代圈的人並不是圈給王吟貴,而是另一位候選人。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選監人員幫忙投票。幫忙投票也分為兩種,真實的例子發生在台北市,當年高玉樹與國民黨籍的黃啟瑞競選時,一位婦人在選票上圈選了高玉樹,在旁邊的監票員看到,就硬是走過來加蓋了黃啟瑞,讓選票成了「廢票」。由於當場還有其他人看到,引發群眾不滿,那位監票員見情勢不妙就趕緊溜掉了。這種是比較糟糕的,因為直接被看到。另外一種是代投,上一集提到選舉不公時談到,有投票所投票率已經接近百分之百,外面還排了幾百人沒有投票,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有人「代投」。根據我們做的口述歷史發現,「代投」最常發生在中午休息時間以及投票剛開始時,而這些都是違法情況。上集談到選監委員,如果選監委員能夠讓不同黨派、不同候選人推薦的都能進來,為了保護自己的支持者,彼此就能制衡。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選監委員同質性很高,當然就容易發生選舉舞弊的情況。

另外一種情形是製造「廢票」。這種情況在過去台灣選舉並非偶發,而是時常發生。譬如說監務人員在手上事先抹上印泥,看到選票投的是非國民黨籍的,就隨手一抹,讓選票因為被印泥污染而成為廢票。台灣的選舉是即使可以看出投的是誰,但只要沒蓋好或是污染就會被判定為廢票,因此,透過這種方法製造大量廢票。一樣在1957年的選舉,台北市一所投票所有76張廢票,其中高玉樹就佔75張,所以當年台北市選舉廢票就有八千多張,足以翻盤,差不多全都是高玉樹的選票。

另外一種情形是「冒領選票」。實例是當年高雄縣長選舉,因發生選舉不公情況而訴訟,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核對的第一批15個投開票所,沒有投票的選民325人中,竟然有60人被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冒領選票投票。這種冒領選票的情況非常多,比較嚴重的是已經死亡的人還去投票。如果不清楚過去選舉如何舞弊,可以看2004年選舉,當時國民黨、親民黨指控民進黨選舉舞弊,最後經過調查,重新清點選票後依然是陳水扁當選,可是從報紙上看到所有指控的理由,感覺很親切,剛好與我研究1950、1960年代,你想得到的,當時歷史上紀錄的選舉舞弊方式全部都有。

1960年的選舉,在桃園發現有人帶著一大疊的國民身份證,這是很粗糙的方式,很明顯就看出舞弊。而這些人常在選舉快結束,大約四點進來投票,因為大概誰沒來投票都已經知道,有身分證的當然沒問題,沒身分證的就用手指蓋。再來就是「換票」。當時選舉最常見的就是「停電」,停電後就由「公開」開票,變成「秘密」開票。一種就是在開票的過程中停電,這中間就可以在票箱裡動手腳,所以,以前去看開票都要帶手電筒,就是因為如此。另一種就是停電後在黑暗中仍繼續開票。而且,停電的狀況也很奇怪,以1960年而言,台中縣的選舉競爭激烈,就沿著海線,從六點停到十二點開票完畢才復電。

另外就是有些選舉,可能事先可以知道那些人不能回來投票,譬如公務人員、軍人、或是在別處擔任選監委員等,而這些都可以事先掌握,所以當年的選舉就出現一種,因為知道這些人當天不能投票,所以就「先投」,這不是通訊投票,而是先準備好。當時稱這種方式叫「埋伏」,當然也要掌握好不要讓總數超過百分之百,否則很難看。1960年的選舉,台北市預估有兩萬多票是屬於這種「埋伏」的選票。

除了冒領選票、製造廢票之外,還有最厲害的是「唱錯票」,明明是A的票,唱成B的票,還有一種是「廢票唱成有效票」。所以後來就把票「亮開」,台灣現在的選舉已經進步到要「亮票」,可以清楚看到投給誰,不是你要怎樣就怎樣。所以以前的台灣選舉,常要求「驗票」,政府通常都不願意,一直到1990年代以後,差距在多少以內就自動驗票,因為可能有些誤差,但在以前是很困難的。

透過這兩集的介紹,應該對台灣的選舉有所認識,當然很遺憾是不公平、甚至舞弊的選舉,但是,有這些選舉的經驗,對台灣後來的民主發展還是產生了正面推動的作用。我說的是「選舉」這件事,而非「作票」,作票是不對的。

歷史元來如此:不公的地方選舉(上)

  • 播出時間: 2017-10-31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無黨籍候選人必須透過政見發表爭取支持。圖為1969年黃信介參加立委補選(邱萬興攝影)。

    無黨籍候選人必須透過政見發表爭取支持。圖為1969年黃信介參加立委補選(邱萬興攝影)。

    無黨籍候選人必須透過政見發表爭取支持。圖為1969年黃信介參加立委補選(邱萬興攝影)。

這集節目主題是1950年代台灣選舉不公的狀況,我們先從制度及結構來分析,下週的節目再舉實例說明,發生過那些選舉舞弊或不當的情事。

以結構性而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後,必須形塑正當性,因此必須進行選舉。可是因為沒有中央選舉只有地方選舉,所以地方選舉不管怎麼選,國民黨都可以控制中央,繼續掌握政權,而且因為地方自治沒有法律保障,上級機關可以隨時公布辦法,限縮下級機關,例如:縣、鄉、鎮等的權力。但也是因為只有地方選舉,一旦選輸,國外的觀感會認為國民黨沒有取得人民支持。因為輸不起,所以國民黨會傾注所有的資源在地方選舉,甚至連一席縣市長的失去,對國民黨當時而言也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為了便利國民黨控制,從外在來看,首先是派系的運作,例如:地方如果原來只有一個派系,就再創造另一個派系,最明顯的就是台南縣,原先只有海派,再創造一個山派,彼此制衡。這是在制度上為何國民黨對地方選舉介入如此深的原因。

那麼就制度而言,有那些問題比較嚴重且不合理呢?國民黨第一個限制的是「政見發表」。因為對國民黨而言,黨籍候選人不太需要政見發表,甚至不必標註自己是國民黨籍。在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反對黨人士因為沒有黨可以代表,所以是無黨無派的無黨籍,而國民黨籍似乎也沒有表現出有黨籍的樣子。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透過選監制度,軍公教的動員,以及所掌握的資訊等等,再加上司法制度的配合,進行比較有利的選舉。

可是對於無黨籍台灣政治菁英而言,政見發表會是非常關鍵的,他們必須透過政見發表會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所以國民黨的限制就多了,例如:公辦和私辦分開,且私辦在前,公辦在後,因為怕最後的造勢會太大,或是規定一天只能辦幾場。早在1950年代限制就很多,譬如:不能隨便批評政府,這些都變成是對選舉言論的管制。原本攻擊對手的言論,應該要進入訴訟,但是以前是由選監單位來認定。包括印製的傳單要經過同意,要列入選舉公報的政見也要審核,連在政見發表會上表達的言論也要同意,否則可能講到一半就被禁止。

第二個更嚴重的是「選監制度」。選舉的監察制度是很重要的,選監制度包括事先、事後檢驗票匭的票、選票上的蓋章合不合法、資格對不對、有沒有冒名頂替等等,這些都是選監委員重要的工作。當時雖然台灣只有國民黨一個大政黨,但還有兩個掛名的在野黨:民社黨和青年黨。如果選監委員可以採取政黨推薦,像李萬居是青年黨、楊金虎是民社黨,他們就可以透過政黨的系統來推薦,但是國民黨偏偏不要,而是將選舉監察員限於三種人:各機關學校團體教職員、民意代表以及地方公正人士。不過,地方公正人士仍要由國民黨組成的監察小組認定是否合格。

而眾所週知,當時90%以上的學校教職員是跟國民黨有關或是擁有黨籍,而民意代表也是國民黨居多,所以只剩下地方公正人士,但所謂地方公正人士又不能有批評政府行為,但這又是反對黨人士最容易觸犯的,也因此很難被選進選監委員,所以選監制度是個嚴重的問題。高玉樹甚至在第二次當選台北市長前的那一次選舉,因為不讓他推薦選舉監察員,憤而退出選舉,後來因為又獲得同意才恢復競選。

當然,可以推薦不一定代表成功,但都不行就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過程中曾經有一度改為候選人平均推薦,感覺上好像很合理,先不論國民黨人多、無黨籍人少,但重點是提出的人選還是要經過審核,不是推薦就可以,所以結果可能變成能推薦的人有限,除非是已經當上民意代表的無黨籍人士,但是這個比例就非常低。

第三、是司法不公的問題,司法在中華民國選舉史上扮演的角色,有一段時間是有些困難,縱使發現有選舉舞弊現象,但在1950年一直到1970年代,要告贏的機率非常低。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在於整個票箱開票的結果要如何認定。在1970年代去看選舉開票還要帶著紙和筆,去抄得票數,然後各候選人自己加總,看是否與選舉事務所開出來的一樣,偶爾還是會有出入或是開不出來,甚至到了1990年還有開不出來的狀況。

司法不公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當我們拿出事實,找出舞弊的情況,還是不處理。例如:1957年在高雄縣的選舉,正在進行開票核對,當時原本是候選人余登發領先,但最後幾個投票所開出來後卻翻盤,因此,余登發方面就要求公布沒有投票的名單,結果被法院拒絕。還有就是投票所投票率已經高達九成以上,應該快投完了,但投票所外面還排了好幾百人準備投票,因為太明顯了所以法院認定有瑕疵,可是基本上也無法告贏,因為選舉有好多個投開票所,單一投開票所的票不影響當選結果。

最後就是透過軍公教系統不當助選及動員。記得在我小學2-3年級時,學校朝會時,校長公開推薦某一候選人對地方貢獻很多,請學生回家告訴父母投票給他,這是一種動員的方式。第二種是輔助投票。台灣的選舉在當天都會放選舉假,台灣省政府當初以戰爭疏散的理由遷往台中,可是大部分台灣省政府的公務員,戶口還在台北,所以就在某一年選舉時,只要返回台北投票,每人除了可以得到免費火車票兩張,還可以獲得「出差」待遇。這些都是常見的不當助選情況,更何況還有配票等等。

歷史元來如此:地方選舉與反對黨運動

  • 播出時間: 2017-10-24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中華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有詳細的條文規定

    中華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有詳細的條文規定

    中華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有詳細的條文規定

這一季節目的焦點放在1950年代台灣的反對黨運動,前三集為聽眾朋友介紹了為何在1950年左右,台灣無法出現反對黨、以及國民黨為何無法分裂成兩個黨,那麼反對黨要從何而來?所以需要一個歷史的脈絡,因此這一集要談的主題就是台灣的地方選舉與反對黨。

很多大陸的聽眾朋友很羨慕台灣的民主自由發展,其實,台灣的自由民主發展有個專有名詞叫「分期付款式的民主」。也就是想要民主,可是一開始做不到,於是慢慢一點點的做。這樣的做法不是常態,也不能說好,是不得以的一種方式。那麼為什麼國民黨既然準備在台灣實施威權統治,卻還是給了「分期付款式的民主」,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解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想要形塑一個「自由中國」來對抗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那麼就要有自由中國的「樣子」。我們常說,有選舉不一定民主,但沒有選舉一定不是民主,所以國民黨在台灣無論如何也要選。第二是台灣本土菁英在日治時期就選舉過兩次,還沒有民主憲政就想要參選了,現在號稱民主憲政怎麼可以不選。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當中實施地方自治的條件,台灣全部具備,為什麼不能選,像這些都是歷史的脈絡。

本土菁英想參選,國民黨也想塑造選舉的機會,好像有發展的可能,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華民國憲法》明文規定了地方自治權限,而《中華民國憲法》是學加拿大的地方自治,只要上網搜尋魁北克有那些權力,就可以瞭解如果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台灣省有多大的權力。特別是蔣介石總統是由不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如果省長由人民直選,那麼誰會被認為是台灣人民的代表。就好比當初的葉爾欽對上蘇聯的戈巴契夫。

所以在這樣的脈絡裡,國民黨認為要選舉可以,但不能根據憲法來選。可是難度很高,因為憲法有明文規定該如何做,甚至要立法實施地方自治的「省縣自治通則」幾乎裡面所有的條文都寫在憲法裡,立法院只要原封不動通過就好,所以「省縣自治通則」在當初面臨內戰、播遷之際,還是完成了二讀。而根據立法院議事程序,三讀只能做文字的修正,不能為相反之決議,換言之,地方自治立法完成只差最後一步。所以行政院就發文立法院,請立法院注意國家處境,意思就是千萬不能通過,所以直到今天這個法律也從來沒有制定過。

可是沒有法律怎麼辦,沒關係,可以用行政命令來選舉,可以選鄉鎮長、鄉鎮民代表、縣市長、縣市議員、省議員,只要不選省主席就行,也就是限定在省以下的層次。至於權限也全部用行政命令規定,也就是權力有多少?任期有多長?都可以簡單處理,因此,過去台灣民意代表的任期延長,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這在民主時代幾乎無法想像。台灣年輕一代也一定認為這樣做不可以,1999年要修憲延長國大代表任期,馬上被解釋為違憲。

各位可能不知道,在日治時代的選舉就有所謂的選舉主題曲,也有政見發表會,這種形式當然在戰後也依樣畫葫蘆。可是對國民黨而言,雖然號稱辦過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可是還是不習慣這種選舉方式,於是想盡辦法限制。更重要的是選舉是為了形塑「自由中國」的招牌,所以當中央無法選,只有地方可以選時,國民黨一定要「全贏」,絕不能輸,才能以此證明得到人民的擁護。而不能輸的方法就多了。

我曾經看過某一位曾經擔任過省主席以上職位的台灣本土菁英的傳記,裡面寫到蔣介石問他「聽說最近選舉都有買票,你有買票嗎?」大家一定想他會說「沒有」,不,他很誠實的回答「別人一張票要三塊錢,我是總統提名的,只要兩塊就好」。因為選舉有所限制,包括:不能辦政見發表會、言論不能有什麼內容。參選的人當然就要努力抗爭,像選舉時能不能有監票員,選務工作人員是否只有國民黨籍能夠擔任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問題。

假如這樣,還有辦法公平競爭嗎?國民黨有地方黨部,有民眾服務社深入基層,還動員軍公教,卻限制選舉活動,不准辦這個、不准辦那個,連辦個政見發表會都有困難,那要如何與選民接觸,更遑論選舉的種種方法。譬如說,針對實力強勁的對手,前幾年曾經犯過法,忽然間就定讞失去候選人資格,而如果找不到案底的,就發給「教育召集令」視同現役軍人,也就失去參選資格。還有可能發生選舉舞弊,譬如投票箱裡的票已經快達百分之百了,可是投票所外面還有好幾百人沒有投票,還有選舉選到一半,忽然甲的票全成了乙的票,所以在台灣選舉史上有句名言,去看開票記得帶手電筒,一旦停電就趕緊將手電筒照著票箱,不然可能被換票。

選舉是形塑台灣民主的一個重要機制,然而有選舉就有競爭,有競爭就有遊戲規則,倘若遊戲規則不公平而造成落選,一定會令參選人不滿,而且民社黨與青年黨也有黨籍候選人在地方參選,在中央還有民意代表,當然會對選舉的不公表示意見,這種情形下,對台灣本土菁英是很大的誘因,就是因為沒有強而有力的後盾,才無法有公平的選舉,也因為無法團結起來,才無法有效制衡國民黨。所以可以說,台灣選舉制度與地方自治,對台灣後來的自由化、民主化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因為在發展的過程中,選舉的不公平、選舉過程的舞弊,又無法團結起來有效制衡的情況下,台灣本土菁英想出來的方法就是組成有力的反對黨,所以台灣反對黨運動,針對台灣本土菁英這條線,與地方選舉的展開息息相關。

所以就台灣歷史而言,地方自治、地方選舉,不只提供了台灣未來民主政治發展一個好的實習場域,也因為這個場域中發生的舞弊與不公平,導致參與者內心產生怨懟與不滿,這些人不是普通人,既然參選就有一定民意基礎,他們深耕地方,也為台灣反對運動提供發展的可能性。台灣的反對黨運動也在這樣的脈絡中慢慢形成、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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