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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元來如此:雷震與外省菁英轉向的意義

  • 播出時間: 2017-12-05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雷震與外省籍菁英的轉向,讓反對黨更能發揮制衡效果。(雷美琳提供)

    雷震與外省籍菁英的轉向,讓反對黨更能發揮制衡效果。(雷美琳提供)

    雷震與外省籍菁英的轉向,讓反對黨更能發揮制衡效果。(雷美琳提供)

在上一集談到,因為1960年選舉的不公,台灣本土菁英召開「選舉改革座談會」,由台籍菁英主導1960年的反對黨運動一開始的工作。接下來要談的是雷震與《自由中國》的菁英、以及國民黨、民社黨、青年黨的一些傾向自由民主的外省籍朋友,他們的態度與1957年不同,他們也毅然決然投入反對黨運動。而他們的投入對於反對黨運動的意義、以及對整個反對黨運動的發展方向有什麼樣的影響,這是今天節目的主題。

如果只有台籍菁英主導反對黨運動,那麼只有「地方」層級,最高到省議員。雖然台籍菁英也有一些中央民意代表,參與比較多的是高雄的國大代表楊金虎,此外大多是屬於地方層級。縱使組黨成功,最多也只能在地方選舉的過程中,達到本土菁英的理想,那就是在地方選舉過程中有比較公平競爭的狀況,對於他們的參政也比較有利。

可是一個國家在朝向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中,監督與制衡非常重要,當時在中央是萬年國會主導,所以如果只有台籍菁英主導,縱使反對黨組成了,對於中央層級的政治結構,也無法產生實質有效的影響。那麼當時有沒有人注意到這種情況呢,之前我們說過,包括陳誠與王世杰主張召開「反共救國會議」,希望能解決在無法民主化的情況下,以體制外的方法來推動民主改革的可能性。另外是面對國會不能全面改選,有一些外省籍菁英實際上有更激烈的主張。例如:《聯合報》現在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報紙,可是在1950年代末期、1960年代初期的《聯合報》是不一樣的,根據我翻閱當時的《聯合報》報導,當時的《聯合報》主張再一次行使憲法制定的權力,意思就是要制定新憲法,因為國會無法全面改選,乾脆透過修改憲法來改選,連這種主張都出現了。由這些可以知道,外省籍的自由民主派菁英所想的是更多、更複雜的問題。雖然國會全面改選很多人支持,但也有人認為如何解決是重要的。

那麼外省籍投入反對黨運動有什麼問題,當時民社黨和青年黨都有派代表參加,其中有些人本來就是中央民意代表,所以只要民、青兩黨主要的民意代表可以加入這個組籌的反對黨,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而更大的力量是齊世英的加入,雷震在組黨的過程中有兩位好朋友出力最多,一位是齊世英、一位是世新的創辦人成舍我,他也是立法委員。

齊世英是國民黨戰前以來,在東北整個黨務發展最核心的領導人物,講白一點,就是中國東北的立法委員絕大多數都是齊世英一手拉拔。等到遷台後,當國民黨把CC派的領導人陳立夫外放到美國去開養雞場,陳立夫出國前因為哥哥陳果夫已經病重,整個CC派要怎麼辦,是陳立夫最顧慮的事。後來從相關資料可以看出,「CC派能不能挺得住,就看齊世英在立法院能不能挺得住」。蔣介石曾問過立法院長張道藩:「立法院是聽誰的」,張道藩回說:「聽總裁的」,蔣介石卻說:「我看不是,是聽齊世英的。」這段話你可以理解為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對很多自由民主的價值是違反的,是不當限制民眾權力的,但也可以理解為齊世英一定有不少人支持吧!

現在從雷震日記來看,雷震當時沒想那麼多,他認為外省籍應該加入,再結合一些民、青兩黨以及自由民主派的國民黨人士,這樣就不會出現省籍問題,不會只是一個由本土菁英所組成的政黨。可是齊世英一直鼓勵雷震,還有更多的資深的(第一屆)民意代表願意加入反對黨。雷震一開始沒有很積極,因為他雖然出身國民黨高層,從中國大陸開始就扮演國民黨與反對派人士的溝通管道,認識不少反對派的人,當然國民黨的高層也熟,但是其他中央民意代表他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熟,所以沒有想過要將這些人納入他想像的空間裡。

所以對雷震來說,他成為組黨的三個發言人,後來又內定組黨後由他擔任秘書長,這些都是很關鍵的角色。而由雷震來架橋,很多外省菁英也相對放心。而當齊世英當真把他為首的派系裡,跟他比較親近,有自由民主傾向的人,且在國民黨修改「出版法」時,連署反對修法的人,當時有一百多人連署,人數相當可觀,不必全部來,只要來幾十個,再加上民、青兩黨的人,「中國民主黨」如果這樣組成,那就會跟之前講的台灣本土菁英主導的政黨不一樣。不僅在地方政治層次透過選舉可以和國民黨進行競爭,而且在中央層級的立法院,也可以變成一個有效制衡國民黨的反對黨,而這一點一直是《自由中國》長期以來的主張。

這兩股合流後會有什麼樣的情形,這樣的反對黨:第一、有民意基礎;第二、其中比較沒有民意基礎的那一塊,也能有效制衡國民黨。如果用羅伯.道爾的「多元民主」主張來說,多元民主的競爭是要朝向一個既能民主參與,就是國會全面改選,又能夠有效的選舉競爭,特別在地方自治選舉。本來台灣沒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所以原來本土菁英的反對黨是在地方自治的層級,能夠扮演與國民黨競爭的角色,可是在中央就沒辦法著力。可是《自由中國》與外省菁英加入後,狀況就不一樣了。馬上變成幫忙反對黨擴大影響力的非常關鍵一步,可以在中央層級某種程度上制衡國民黨。

這種制衡國民黨的力量有多大呢,要知道,一直到1980年代為止的選舉,黨外人士在台灣很多選區雖然都最高票當選,可是常常連提案人數都湊不到,也就是連提案都不可能。反過來說,當時雷震與外省籍菁英一旦轉向進來,提案沒問題、杯葛沒問題,複雜人脈關係還可以構成一個綿密的組織,這點很重要。這也是為何從資料上看,蔣介石在抓了雷震後,想要抓齊世英,我想這是重要原因。

當時雷震與《自由中國》跟反對黨的關係有多深。這一點過去大家討論的比較少,很多人認為只有雷震與傅正。可是從最近的口述歷史來看,不止如此。除了與雷震從國民參政會開始就是好朋友的夏道平一直有參與之外,殷海光也有參加。《自由中國》的社論也不斷為反對運動、為「中國民主黨」催生。這是一個跨省籍、跨地域,以台灣做為中心所建構的一個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關鍵轉折。同一時間的《自由中國》也開始思考「兩個中國」要怎麼辦的問題。而雷震案的爆發,也是造成台灣民主頓挫的關鍵因素。

歷史元來如此:選舉改革座談會與台籍菁英的主導

  • 播出時間: 2017-11-28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50-60年代本土菁英投入反對黨運動是為了選舉的公平公正,圖為角逐台北市長的高玉樹競爭文宣(邱萬興翻拍)

    50-60年代本土菁英投入反對黨運動是為了選舉的公平公正,圖為角逐台北市長的高玉樹競爭文宣(邱萬興翻拍)

    50-60年代本土菁英投入反對黨運動是為了選舉的公平公正,圖為角逐台北市長的高玉樹競爭文宣(邱萬興翻拍)
  • 郭雨新是50-60年代反對黨運動的核心份子(邱萬興翻拍)

    郭雨新是50-60年代反對黨運動的核心份子(邱萬興翻拍)

    郭雨新是50-60年代反對黨運動的核心份子(邱萬興翻拍)

在上集節目中,我們介紹了1960年的歷史氛圍以及當時為何會展開反對黨運動,這集我們將繼續探討籌組反對黨的一個最核心組織「選舉改革座談會」,探討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成員以及走向。

為什麼要討論「選舉改革座談會」的主要成員及走向,因為攸關我們了解1960年「中國民主黨」的籌組運動,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氛圍下展開。過去國內外的研究都認為1960年的組黨運動,主要是由雷震與《自由中國》所主導推動。後來又有人認為《自由中國》當中只有雷震與傅正等人參加組黨運動,這當然也不對。更重要的是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運動的展開,有兩個完全不同的脈絡同時在進行。一個是雷震與《自由中國》和來自中國大陸傾向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個是台灣本土菁英。對前者而言,最在乎的是如何發揮反對黨的制衡功能;對後者而言,固然知道反對黨的重要性,但更切身的是選舉的競爭如何有比較公平、公正的可能。

之前介紹過1950年代選舉不公、制度不公、選務辦理不公再加上舞弊情況,引起台灣本土菁英反彈,也因為1957年選舉時發生的嚴重問題,結果在1957、1958年期間,開始進行「地方自治研究會」籌組,那麼當時是由誰在主導。再對照1960年「選舉改革座談會」的主導人,看看其中有什麼樣差別。

當時在組成「地方自治研究會」時,委員有29位,其中7位常委分別是: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王地、許世賢以及李源棧。而吳三連、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李源棧剛好是台灣省議會「五龍一鳳」的成員,只有郭國基沒在其中。另外兩位,一個是台北的高玉樹、一個是台中的王地,這兩位地方實力派人物皆有意競選縣市長。

1960年5月18日「選舉改革座談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當時推出的主席團成員包括:郭雨新、李萬居、楊金虎、許世賢、高玉樹、王地以及雷震。選市長的可能人選又多了楊金虎,他後來曾經當選高雄市長。所以在主席團成員當中,很明顯地還是台灣本土菁英扮演主要角色,再加上一個雷震。李萬居是青年黨重要領導人,而楊金虎則是民社黨,剛好民、青兩黨在台灣的實力派人物,也都進入到這個脈絡當中。

等到雷震決心帶著外省菁英與本省菁英一起籌組反對黨時,因為主體是「選舉改革座談會」,所以座談會的後續成員也就必須做些調整與改變。1960年6月25日「選舉改革座談會」為了組黨總共推出17位召集人,其中核心的7位常委或常務召集人,包括:雷震、李萬居、高玉樹、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以及齊世英。這個時候就更清楚了,夏濤聲是青年黨、齊世英是國民黨CC派的重要領導人,兩位都是立法委員。李萬居、吳三連、郭雨新這三位是省議會議員。高玉樹則是原先要競選台北市長。在結構上則變成三個外省人、加上四個台灣本土菁英。

所以從「地方自治研究會」清一色由台灣本土菁英扮演主導角色,到1960年第一次「選舉改革座談會」當中,主要的主席團成員還是台籍菁英,只有雷震一個外省人。而等到雷震帶著外省籍菁英加入組黨的過程中,我們就發現結構也有相當程度的轉換,變成四個台灣人搭配三個外省菁英,如此在省籍上也比較平衡。當然這個平衡不是指人口數,而是取絕對數的理解。除此之外,還包括:民社黨的楊毓滋、彰化的石錫勳、台中的王地、高雄的楊金虎、嘉義的許世賢、桃園的黃玉嬌、高雄的李源棧,還有從高雄選到台北的郭國基,另外還有世新的創辦人,立法委員成舍我,還有民社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謝漢儒等人,當然整體來看,17位召集人裡面,台籍菁英的比重也會更重一些。從這裡就可以看出1960年「選舉改革座談會」台籍菁英的主導角色。

那麼台籍菁英主導的「選舉改革座談會」方向是什麼。對台籍菁英而言,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地方選舉的推動與改革。下一集節目我們會進一步分析,外省菁英加入組黨運動後,會造成「中國民主黨」這個籌備中的黨,黨的角色以及在台灣民主政治上所扮演的意義,一定程度的轉變。

可是對「選舉改革座談會」而言,馬上面臨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民、青兩黨跟「中國民主黨」的關係會如何,或是國民黨裡的自由派人士以後要如何加入這個政黨。後來包括我個人也做過一些口述歷史,包括已經過世的前民社黨主席顧紹昌,我問他為何楊毓滋會參加新黨的籌組。因為楊毓滋生前我問他這個問題時,他始終說得很含蓄。後來顧紹昌就直接告訴我,楊毓滋當初就是代表民社黨出席。也就是民、青兩黨裡面有相當多人意識到,必須要組成一個更大的反對黨,才有能力來制衡國民黨。

另外,台籍菁英既然在組黨上扮演主導角色,那麼外省菁英就變成側翼協助的功能。結構上是台籍菁英主導,外省菁英則特別在政黨組織方面會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例如:由經濟學者夏道平負責統整政綱的內容,政綱當然代表一個政黨最核心的價值。
外省菁英的納入是因為1960年的氛圍,讓他們意識到一定要合作團結來共組反對黨,也為1960年台灣的政治改革提供非常好的基礎。這雖然是好的開始,但並不代表會成功,因為對國民黨而言,特別是蔣介石無法接受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釀成「雷震案」以及「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的悲劇。

歷史元來如此:1960年的歷史氛圍與反對黨運動

  • 播出時間: 2017-11-21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自由中國》對反對黨運動的支持,從文章批評到積極參與

    《自由中國》對反對黨運動的支持,從文章批評到積極參與

    《自由中國》對反對黨運動的支持,從文章批評到積極參與
  • 胡適(左)告訴雷震(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左)告訴雷震(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左)告訴雷震(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上一集談到從1957年延續到1959年,戰後第一波因為選舉不公所導致的組黨的傾向與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在上一季談《自由中國》時曾經說過,1959年是非常關鍵的年代,到底蔣介石是否三連任是很重要的議題,那麼1960年跟反對黨運動有什麼關係,這要回到這一季一開始所說的,戰後台灣反對黨運動有兩個不同的脈絡形成,一個是來自台灣本土菁英的政治傳承,另一個是來自中國大陸支持民主自由的一批人,他們在1960年為何會匯流。

1960年中華民國要選舉第三屆行憲後的總統,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總統只能連任一次,所以蔣介石為了三連任,想盡一切辦法,這在上一季談《自由中國》時說過,就不再多說。但問題是蔣介石透過修改臨時條款,透過大法官解釋「硬做」的時候,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民主派的菁英該如何。各位不要忘記,1960年也有選舉,之前節目談到的選舉不公與弊端,在1960年依然發生,改選一樣有限,所以台灣本土派的菁英當然繼續朝向要選舉的方向發展,但是來自大陸的菁英面臨的是蔣介石三連任成功,本來期待1960年蔣介石下台、陳誠上台,蔣介石還是繼續控制黨的機器,形式上還是依照憲政體制的傳承,但是當年的結果令很多人失望了。

《雷震日記》裡就曾經記述他去問過胡適該如何?胡適是當時自由主義在台灣重要的領導人之一,胡適跟雷震說:「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力量。」再來就是《自由中國》在1957年之後,慢慢瞭解到選舉與政黨動員之間的關係與重要性,這是內部的氛圍。外部方面,1960年韓國發生軍事政變(推翻李承晚),是後來朴正熙崛起的重要原因。至於1960年本土菁英如何與外省菁英匯流。外省菁英面對蔣介石三連任的無奈,加上韓國發生政變,進一步思考這些是否可能影響台灣本土菁英起來對抗國民黨。而本土菁英面對1960年的選舉仍然持續1957年時的不公與舞弊,當然受不了,決定開選舉座談會好好改革,於是兩股力量慢慢結集。

至少在1960年開始檢討選舉不公時,《自由中國》除了和以前一樣用雜誌批評不當選舉,主張如何建立有效制度之外,這次還積極參與。所以「選舉改革座談會」的會議紀錄是刊登在《自由中國》上面。那麼民主黨和青年黨呢,其中還有些是兩黨的同志,他們要如何做。根據資料,有些人其實是代表黨部出來參加,但是我後來做口述歷史時,結果又有些不同,就像你當面問某黨黨主席:「請問主席,聽說您當年想去參加『中國民主黨』。」這個就尷尬了,主席當然不承認,但是資料上很清楚。

在當時這樣的氛圍下,面對選舉不公又該如何突破。面對當時選舉制度的限制、面對政黨競爭的不可能、面對憲法經過臨時條例的修改,實際上已經無法運作,海外罵聲不斷,質疑合法性與正當性,這種情形下,也有另外一種氛圍,提出召開會議團結起來。其實團結起來的概念早在戰後王世杰擔任總統府秘書長,陳誠是行政院長時,就想要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不斷的鼓吹,雖然放進總統文稿,申明召開「反共救國會議」是年度重要工作之一,不過,最後是王世杰被以蒙混、舞弊的罪名免職,當然會議也沒有召開。王世杰後來又被陳誠找回來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而陳誠是行政院長、副總統還兼國民黨副總裁,表示「反共救國會議」很重要,要繼續推。在這樣的脈絡裡面,包括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國會常期沒有改選,民意代表只有黨意沒有民意的狀況,特別是中央民意代表,要怎麼辦。

國民黨又是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如果以陳誠來講,他主張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但是我們知道最後的結局是雷震被抓、黨禁出現,可是當時陳誠的記者會表示:「如果能有一個贊成基本國策的反共政黨,樂見其成。」這句話鼓舞很多人。事實上我們知道國民黨並沒有同意,蔣介石也準備要抓人,但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公開說這樣的話,相當鼓舞人心。所以可以瞭解當時的氛圍,不是只有民、青兩黨,不是只有黨外人士,不是只有無黨派的台灣本土菁英,國民黨內很多人也覺得可以考慮這樣的可能性。換言之,反對黨運動與我們原來所想像的情形不一樣。

本土菁英想的是有了反對黨才能制衡國民黨,外省菁英想的是本土菁英一定會組黨,且國外也發生了韓國推翻李承晚的政變,可是蔣介石就是不聽,硬是要三連任,針對這個現實卻無所著力。這裡面有個關鍵,戰後以來台灣的人口組成,絕大部分是台灣人,當時的說法是本省人,相對本省人的另一集團就是外省人,雙方在追求自由民主之餘,所謂外省籍的朋友,有沒有想過「省籍」的問題,有沒有想過選舉的結果會是什麼。我用一份已經解密的美國外交文書來說明,等到1960年組黨運動受挫,雷震被捕後,大家也關心美國是否介入。而當時美國在台大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寫著:「如果一旦台灣實施民主,選舉結果將由台灣人掌握政權,而由於台灣人與共產黨之間沒有歷史仇恨,可能不一定反共,所以不一定符合美國利益。」那麼外省籍菁英的心態是什麼,我覺得他們理解自由民主的價值是重要的,政權透過民主選舉的結果可能會被台灣人掌控,他們當然知道,當時台灣地方選舉當選的也大多數是台灣人,可是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做個對比,對美國而言,在乎的是台灣的戰略利益,如果換一位不那麼反共的台灣人掌握政權,美國當時寧願支持蔣介石。可是對外省菁英而言卻覺得無所謂,因為自由民主才是最核心的價值,且相信外省籍菁英加入反對運動的結果,一定是更和諧,而不是造成群族對立或對抗。當時的前輩們是在這樣的氛圍裡,建構1960年的反對黨運動。

歷史元來如此:1950年代第一次組黨的努力

  • 播出時間: 2017-11-14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本土菁英為抗議選舉不公而有組黨念頭,圖為1969年黃信介選舉情況(邱萬興攝)

    本土菁英為抗議選舉不公而有組黨念頭,圖為1969年黃信介選舉情況(邱萬興攝)

    本土菁英為抗議選舉不公而有組黨念頭,圖為1969年黃信介選舉情況(邱萬興攝)

前兩集節目,我們跟大家分享當時台灣地方選舉有那些不公或是舞弊的現象,因為這樣的狀況,特別是1957年選舉不公與舞弊的情況比以前更為嚴重,因此,這集節目將進一步探討,在此種情形下,台灣本土反對派的地方菁英,他們想要組織起來,要結社。在雷震的日記裡認為,他們結社是要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可是雷震認為這是「組黨」的先聲,也就是準備要組黨。原來台灣在50年代,與人民和選舉有關的組黨運動是由台灣本土菁英所發動,這跟一般我們常講組黨是由雷震《自由中國》推動不一樣,雷震《自由中國》是鼓吹,但是一開始並沒有積極推動,想的還是國民黨和民社黨、青年黨有無可能組織結合、分化組成反對黨。台灣本土菁英是在選舉的過程中,體認到組黨的關鍵重要性,因此覺得這是件重要的事情。

雖然選舉有一些舞弊的現象,但還是有一些無黨無派的人士當選,但令人感動的是不管有沒有當選,都聯名共同質疑選舉的結果。落選者質疑很常見,但當選者還願意說這是不公平的選舉,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這是事後,事前他們也曾經表示希望做一些選舉內容的改善等等,只是無論事前、事後,政府都沒有做。那要怎麼辦,他們就想到要做全島性的集結,這在當時的台灣是非常少見的,台灣上一次的全島集結是在日治時代,由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出身的人,民眾黨1935年已經解散,由原民眾黨的黨員去串聯,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則是由全台的候選人去串連。國民黨來台以後,基本上禁止跨縣市的派系,而1957年從南到北重要代表性的反對派人士,幾乎都試圖去動員與集結起來。

1957年5月18日,在台北市西門町「新蓬萊閣」大飯店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並擴大範圍讓中國大陸來台的自由派或支持民主的人士加入,基本上,像雷震的《自由中國》、以及《民主中國》、《民主潮》這些比較站在反對派的媒體,不管有沒有加入民、青兩黨,對此都採取比較同情的角度來論述,可是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參加,而且保持戒慎恐懼的心情,因為他們覺得這一群人都是台灣本土菁英,縱使是民、青兩黨的人也都是,擔心會變成台灣本土力量集結的一個組織,於是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

在台灣當時要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這樣的組織,是受到「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的限制,不過這種限制也非絕對,像是攸關憲法的組織就很多,國大代表就組成了許多。但是碰到反對派人士要籌組就有意見,譬如說:已經有了地方自治研究的團體,而根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的規定,同一性質的團體,全國性的只能有一個,已經有了所以不可以。但吊詭的是反對派人士成立的是「中國自治研究會」,另一個團體研究的是「台灣」,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為何不行,實際上就是發給你公文,通知與「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八條不合,所以「不行」。

但如果參加的人還繼續籌組要怎麼辦,國民黨就開始進行處理,譬如說「宣傳」,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是透過國民黨的黨務系統來做批評和宣傳。主要內容是:「民、青兩黨議員,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名義做為號召,集結失意政客參與配合匪的政策,用合法掩護非法,跟香港第三勢力勾結,目的就是反黨、反政府」。這個就有點麻煩,本來是針對選舉不公所組成,裡面有民、青兩黨,甚至還有國民黨黨籍,一開始只是類似民間社團,但是連雷震都看出來是要組黨,國民黨怎麼可能不知道,所以在還沒有開始之前就要打散,不讓你有機會走第二步。

另外,有些國民黨的黨員也看不慣這種選舉,認為不對,例如:許世賢以及高雄的重要地方派系領導人黃占岸,這些人去參加「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結果就是「開除黨籍」。可能現在很難瞭解,在當時被開除黨籍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就像是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一樣,只要是重要政治人物被開除黨籍,報紙都會大幅報導,因為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也有一些不是公職人員參加了籌備活動,像《自治研究》半月刊的編輯孫秋源,就被抓到綠島去感訓,理由是「惡性重大的甲級流氓」。這是由誰來判定?台灣在過去制定「檢肅流氓條例」之前,是用辦法,無論「條例」或是「辦法」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不需經過法院審判,之前的「辦法」是由警察機關認定,所以有好多人,包括:基隆的黃華他也曾被當做流氓被抓去感訓。也就是這種讓你無法參加選舉的辦法,現在被拿來阻絕民眾參加選舉動員或組織化的可能性。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在1957年準備籌設、1958年被駁回、一直到1959年快進入第二波組黨。這些本土菁英一開始反對黨的理念與崛起的動力,來自對選舉不公的抗議,他們想要集結起來。這也代表著他們雖然有民、青兩黨的黨籍,但是「恨鐵不成鋼」,也就是民、青兩黨當時無法發揮比較有力的監督力量,所以他們才想要自己集結。而面對這一波的集結,剛才提到可能有「省籍」的問題,因為是以台籍菁英為主,但接下來下一波的組黨運動,將有突破性的發展。而之所以出現突破性發展的原因,要放在1960年的歷史氛圍來做瞭解。

1957年嚴重選舉不公出現反彈,像高玉樹後來不選台北市長,而這種情形看在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派人士或民、青兩黨眼中,擔心台籍菁英主導會有問題,那麼來自大陸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又打算如何來面對這樣的歷史問題?

歷史元來如此:雷震案與黨禁

  • 播出時間: 2017-12-12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自由中國》政務委員合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自由中國》政務委員合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自由中國》政務委員合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上一集說到了,由於雷震與外省籍菁英參加了原本由台籍菁英主導的反對黨運動,因此使得反對黨的發展方向與反對黨的定位出現了新的局面。這一集要繼續說明的是為什麼組不成反對黨,應該是因為「黨禁」,那麼黨禁又是怎麼被發現的?又為何會發生「雷震案」?

也許你會以為「戒嚴」不是應該就有「黨禁」。戒嚴可以有黨禁,但不代表戒嚴一定要有黨禁。換句話說,國民黨當局在當時,並沒有標示有「黨禁」這件事情。反過來講,不是戒嚴也可以有黨禁。舉例來說,戰後初期,蔣渭川想把哥哥蔣渭水時代的同志集結起來,讓「台灣民眾黨」在台灣再出發,結果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就跟他說:「現在是訓政時期,黨外不可以組黨。」讓他打消這個念頭。

等到雷震不斷鼓吹組織反對黨時,他在國民黨的朋友也跟他明示、暗示,不可以組織反對黨。不過此事非常明顯在國民黨內部絕對沒有共識。因為在「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如火如荼展開之際,當時兼任行政院長的副總統、國民黨副總裁陳誠,曾經在記者會中明白宣告,如果有一個願意遵守反共國策的反對黨,他們也樂觀其成。這無疑告訴大家,從陳誠這位號稱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的公開談話中,根本看不出有黨禁這件事,反而看到的是可能有組成反對黨的空間。

那麼到底出了什麼事?主要是雷震在1960年9月,也就是在整個反對黨籌組工作即將告一段落,即將宣告組黨之際被抓了。當時國內外的解讀都是,雷震被抓是因為想要籌組反對黨,因此被認為是台灣黨禁的一個重要開端。實際上可能不只如此。從國民黨的檔案可以發現,雷震在之前就被國民黨監控,「田雨專案」早就展開了。

從之前的介紹可以知道,直到1960年,雷震並沒有與台灣人合組反對黨的意圖,換言之,「田雨專案」的展開,不可能是因為雷震想要和台灣人合組反對黨。主要還是因為雷震對國民黨的批判,特別是他和《自由中國》開始反對總統三連任。反對總統三連任既然是關鍵,那麼為什麼會把雷震案跟黨禁綁在一起。為什麼國民黨早就監控雷震卻沒有抓他,甚至刊登著名的文章〈給毀憲策動者的警告〉,用曹丕篡漢,用袁世凱的籌安會來比喻國民黨和蔣介石,雷震也沒有被抓。這不代表國民黨不想抓,而是還在找證據、還在考慮,而讓雷震被抓的導火線就是反對黨的籌組告一段落,即將宣布組黨。

也因為如此,台灣的「黨禁」就被大家發現,原來組黨是有危險的。但為什麼沒有統統抓起來,你不要認為沒有想要全部抓起來。之前說過,我曾經問過顧紹昌先生當年組黨的事情,他告訴我,雷震被逮捕時,楊毓滋的家也被情治人員包圍,楊毓滋也已經做好入獄的準備,後來撤走後才證明沒有準備逮捕他們。其他台籍菁英也收到警告,換句話說,這是蔣介石直接打蛇打在七寸,因為他知道雷震是台灣人和外省人合組反對黨最重要的關鍵,所以抓了雷震就足以嚇阻反對黨運動。或者是就算無法嚇阻,也實際上產生有效的作用。

逮捕雷震讓「黨禁」被凸顯了,在這裡我覺得要特別向殷海光、夏道平以及宋文明等人致敬,他們是《自由中國》最重要的主筆群,雷震被抓時,國民黨發了一本《自由中國》違法的小冊子,換言之,雷震是因為「言論」獲罪。所以他們就在報紙上登了一個聲明,表明那些文章是他們所寫,願意和雷震一起分擔言論的責任。我覺得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裡,這樣的情操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也就是用行動來聲援自己同志,特別值得我們感佩。

當時大家認為成立反對黨就像殷海光所寫的〈大江東流擋不住〉,可是國民黨居然抓了雷震就擋住了。所以這裡就要來討論外在國際的氛圍如何。雷震被捕後,國內外有非常多聲援活動,當時大家都很關心美國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結果現在當然已經知道,就是美國沒有採取行動,那為什麼沒有。因為前幾年,美國駐台北的大使館與國務院之間的電報解密了,也可以讓我們瞭解美國對黨禁的出現、以及雷震被捕的基本態度。

根據台北大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認為台灣當然應該朝向自由民主改革的方向前進,可是美國也瞭解,朝此方向前進,在選舉中,台籍菁英可能會扮演重要的主導角色,而完成民主化改革,透過選舉決定由誰執政,預期也將由台灣人來執政。於是美國就擔心,台灣人相較於蔣介石,與中共之間沒有那麼多的歷史瓜葛。因此,如果台灣人透過選舉取得政權,對美國人是比較不利的狀態。所以,基於戰略利益優先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考量,美國決定一方面督促國民黨繼續改革,另一方面卻沒有企求國民黨要迅速改革。由此可知,為何蔣介石不必付出太大的代價,就可以得到美國的支持。這剛好跟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蔣經國主政時完全不一樣。也就是台灣地位的戰略價值,影響到美國的態度,這也是冷戰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受到許多學者批評的一個關鍵因素。

可是這樣問題就來了,「黨禁」出現了,不能組黨,組黨是一條線。但這條線有「嚇阻」卻沒有「遏止」組黨的行動。因為我們馬上發現,雖然發生「雷震案」,雖然「黨禁」被凸顯了,但是「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並沒有產生根本性的改變,看起來還繼續在籌組中,只不過「結構」改變了。原來外省籍菁英與本省籍菁英合作的狀況,因為雷震被捕,改變了這個結構,換言之,雷震案凸顯了黨禁,也影響「中國民主黨」組黨成功的機會,產生了遏止的效果。

不止如此,蔣介石原本還要順便逮捕齊世英,因為齊世英跟外省籍的菁英、跟CC派太密切了。但後來因為東北籍的立法委員保他,拒絕開除他派系成員的資格,把齊世英保了下來。這樣的結果,齊世英被保住了,但「中國民主黨」卻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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