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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元來如此:原住民族運動(下)

  • 播出時間: 2018-08-14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具有原民身份的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認為,使用羅馬拼音才能完整發音她的名字。(照片取自行政院網站)

    具有原民身份的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認為,使用羅馬拼音才能完整發音她的名字。(照片取自行政院網站)

    具有原民身份的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認為,使用羅馬拼音才能完整發音她的名字。(照片取自行政院網站)

        最近幾集節目跟大家分享的是1980年以來,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過程,上一集談到台灣原住民族權益如何在制度中受到國家法律體制的保障,但中間卻存在了法律彼此的衝突。

修過法律的人都知道,後法優先於前法、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適用問題。問題是很多法都是「特別法」,像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當然是針對原住民族的特別法,可是針對動物保育、以及森林資源的使用也都有相關的法規,但在價值上卻出現某種程度的矛盾。像是原住民族基於生活和文化繁衍需要可以狩獵,可是狩獵的如果是屬於保育類動物,本來會有衝突,不過如果是自己食用,或是漂流木拿來自己用,雖然不一定可以,但大體上還好。可是我們必須瞭解,台灣原住民族的特色是對族人友好,所以常常不只是自己用,還有跟族人一起分享的文化,加上漢人的文化也慢慢進入原住民部落,所以不見得完全沒有對價關係,有了對價關係後,衝突就更大了。

當然,沒有對價關係一樣也會引發衝突。最近才發生的事情就是原住民族為了祭典所釀的小米酒,因為釀製的量稍微多了一點,就有了販賣行為,結果遭人檢舉,查出確有其事後,小米酒全部被沒收,結果祭典當天無酒可用。大家可能覺得很白目,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可是這也代表著文化衝突的情況。這不是守不守法的問題,這有文化衝突的層面,所以某種程度要用文化來解決。也就是原住民族相關法律案件的處理,審判的法官與起訴的檢察官一定要對原住民族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衝突。而如何在這中間取得平衡點,台灣社會還在學習中。

在抗爭中學習,在越來越民主的現在應該最好避免,但是還是有一些事件會發生衝突,所以在衝突中進步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不過,在越來越多人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與傳承之後,越有助於在法律上或行政上在處理原住民族事務時,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除了法律之外,原住民族文化的繁衍是第三代人權很重要的一環,正名也是重要一環,接下來討論原住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是如何開始受到重視,又重新有某種程度復育的可能性。基本上,原住民族語言的教學跟1989年的地方選舉有重要關係。那一年,剛組成的民主進步黨取得了六個縣市的執政權,其中彰化、台北、宜蘭這三個縣市,當選的周清玉、尤清和游鍚堃,他們對母語教學很重視。以前的母語教學大家只會想到河洛語,但是母語怎麼會只有河洛語一種呢,客家人的母語當然是客家話;泰雅族的母語當然是泰雅族語,這些在過去國語運動中都是被壓制的。

尤清在台北縣(今新北市)推動母語教學時,首先選擇烏來,烏來是泰雅族的重要聚集鄉鎮,當然泰雅族語的母語教學就被注意到了。一開始教育部及教育廳都反對,批評地方首長明顯利用地方政府在國民教育上的主導權,違背省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可是,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及語言發展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尊重各族群母語的發展和傳承不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嗎,所以,很迅速在李登輝總統執政期間,慢慢把母語和鄉土文化教學變成正式的體制內教學,這對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復育和傳承有相當正面的幫助。

其次是關於姓名的問題,姓名的問題在1995年,由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跟許多關心這個問題的立法委員,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通過了「姓名條例」及「姓名條例細則」的修正,不再強制原住民擁有漢名,可以用原住民的族名做為戶籍登記的本名。一開始還是用漢字拚音,最近因為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的關係,她堅持用拼音來寫姓名,這是很重要的改變,也是從1995年以來,原住民傳統姓名回復工作走的很大一步。但是到目前為止仍沒有完全正常化,用他們的族語拼音是一種尊重,我們也要慢慢習慣很多人不使用「方塊字」,也不是只有方塊字才是字,不是方塊字就不是字,經過這樣的改變,原住民姓名和語言上也開始有轉圜的餘地。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的成立最早和陳水扁有關,因為陳水扁在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1996年成立台北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配合1994年修憲,原住民已經出現在憲法條文中,所以1996年行政院也成立了「原住民委員會」,後來各縣市也紛紛成立(後來都改為原住民族)。在這樣的過程中要特別提到兩個族:一個是宜蘭的噶瑪蘭族,這是最早得到原住民族認證的平埔族;另一個是台南的西拉雅族,台南率先同意西拉雅族可以登記為原住民族,為什麼他們可以,是因為有找到法律依據。這些人為什麼忽然從原住民族當中不見了,是由於中央政府與省政府的公文輾轉反覆中變成了漢人。當然在日本統治時代也有很多平埔族慢慢變成「隱身」的族群,可是戰後初期還是原住民,登記到後來卻變成不是。一直到2016年蔡英文總統的推動、立法院的修法,讓原住民平埔族的部分可以在身份選擇上得到依據,但是還沒有完整,這是台灣整個原住民族運動發展的歷程。

跟原住民族運動一樣是傳統歷史問題的是女性運動,或是後來說的性別運動,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實際上,女性運動原本應該最不是問題,因為憲法當中明文規定「性別是平等的」,那主張男女平等怎麼會是個問題。問題是,憲法保障女權是一回事,現實上男女不平等又是另外一件事,婦女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提出來,因為憲法明白規定「男女平等」,所有不平等的送到大法官會議解釋,大部分都會被解釋成違憲,這是婦女運動比較幸福的地方,只要抬到最高位階,基本上就可以得到保障。

在婦女運動展開的過程中,除了國外觀念的引進之外,台灣內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女性獲得教育的機會越來越高、受高等教育以及工作上取得一席之地的比例也越來越高,所以有越來越多的發言權,這些經濟、社會、政治地位的改變,對女性爭取權利是重要的背景因素,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利於台灣婦女運動的展開。

至於台灣婦女運動的展開,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先驅性人物就是前副總統呂秀蓮,她從台灣大學畢業之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自然也接觸到國外女性運動的價值,所以在台灣是最早推動女性運動的先驅。

歷史元來如此:原住民族運動(上)

  • 播出時間: 2018-08-0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1987年9月12日原住民上街頭抗議吳鳳神話(宋隆泉 攝影)

    1987年9月12日原住民上街頭抗議吳鳳神話(宋隆泉 攝影)

    1987年9月12日原住民上街頭抗議吳鳳神話(宋隆泉 攝影)
  • 1988-1993年,原住民族共發起三波還我土地大遊行(邱萬興 攝影)

    1988-1993年,原住民族共發起三波還我土地大遊行(邱萬興 攝影)

    1988-1993年,原住民族共發起三波還我土地大遊行(邱萬興 攝影)

接下來的節目將陸續分享1980年以來,台灣社會運動展開的歷程,上一集談到台灣原住民運動的背景,原先的原住民包含了高山族和平埔族,到了1980年代陸續展開原住民運動後,慢慢地「原住民族」的概念就出現了,有人說是來自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力公約,這絕對是誤會,因為只要你google一下就知道,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力公約訂定的時間非常晚,台灣的原住民族在憲法上更名的時間都比它早,不過,原住民族的概念也是被引進來了。

此時,也慢慢出現了一個問題,「原住民」與「原住民族」理論上一個指的是個人、一個指的是民族體,但事實上不只有這樣,等到原住民族運動到一定時候,成立了官方機構,原住民族包括那些,就成為一個有待釐清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一直到最近蔡英文政府上台後,把平埔族的正名運動納入整個原住民族運動體制內的一環,可是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上的原住民族,還是原來以高山族為主的原住民族。不過,這還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步驟,平埔族慢慢地被納入、被承認是原住民族的一環,當然這是ing,之前說過所有社會運動都是現在進行式。

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主要是在80年代,其中很重要的是在台北讀書的原住民青年,因為原住民處於不利的政經環境下,所以政府也提供原住民青年升學一些比較優惠的管道,因此就有許多原住民青年到都市裡的大學來讀書。台灣的大學當然不只在台北,北中南都有,但是主要的大學還是在台北,自然原住民的知識青年集中的地方還是在台北。

原住民族的覺醒不是1980年代才有,早在戰後初期的1940年代末期,1950年代初期,以阿里山的高一生為主的鄒族,聯合桃園地區的泰雅族所進行的跨民族的原住民運動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因為在白色恐怖期間,這些青年很多被捕、被槍斃,因此,白色恐怖的陰影就成為原住民族運動中的歷史傷痕。

等到1980年代以「高山青」為主的原住民運動展開,事實上當時的原住民運動與黨外運動也有密切關係,跟校園內的校園運動也有一定的互動關係。1984年12月「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代表著廣泛原住民族議題受到自我重視,邁向一個企圖有組織力量的社會團體的方向發展。隨著原住民更名為原住民族,所以在解嚴前後「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就改名為「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發表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成為原住民族要求改革的權利清單。

在這樣的脈絡裡面,首先面對的是體制內的教育對原住民的污名化,原住民最在乎的問題是有關吳鳳的神話。吳鳳的神話歷史由來已久,根據我年輕時做過的研究,大概四十年前,我一路追吳鳳的故事追到清代以降,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台灣人、甚至連部分大陸人都聽過,那位穿紅穿、戴紅帽、騎白馬,為了讓原住民不再「出草」砍人頭,而自願犧牲的吳鳳神話,實際上是日本時代所創造的,是根據清代的傳說不斷加油添醋,後來知道的吳鳳故事越來越多,這絕對是違反歷史學常識,除非有發現新的資料,否則後來知道的史料絕對不會比前人多,如果沒有新的考古發現,史料只會散失而不會增加,這是基本常識。

要如何處理吳鳳的問題,當時有很多學者,包括: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教授,與當時的原住民族民意代表有一些合作,要求改革,於是在1987年,國立編譯館承諾刪除吳鳳故事的部分內容,吳鳳鄉也在1988年要求改名,所以在1989年才有了今天的阿里山鄉。

這是改名,可是吳鳳的銅像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銅像還是具有象徵意義。所以在戒嚴時期,原住民和長老教會的某些牧師合作下,把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給拆了,這是一件指標事件。吳鳳銅像的去除,教科書裡吳鳳故事的修改或是刪除,代表著是一種回復到比較接近歷史真實,避免不必要的把原住民污名化的有限度改革。

但是對原住民而言還面臨幾個重要問題,首先是姓名問題,因為國民政府來台後,讓原住民用漢字書寫姓氏,給他漢姓,讓家族的繁衍不見了,這當然是很大的問題,第二個是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土地流失的問題要如何處理,這些與1988年「還我土地」運動的展開密切相關。台灣總共有三波「還我土地」運動,1988年是在台北市由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所舉行,訴求的是原住民土地流失以及遭到掠奪的問題,後來又分別在1989年、1993年,總共發動三波還我土地運動大遊行,這是目前台灣原住民要求歷史正義的重點所在。

還不只這些問題,包括:弱勢原住民流落到都會區、以及雛妓問題等,台灣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的夫人高李麗珍,就曾經組成協會來搶救童妓。另外,跟土地利用也有密切相關的問題還包括:1987年的蘭嶼核廢料問題、以及到目前仍在處理的花蓮水泥開採問題,這是與太魯閣族有關,屏東的魯凱族是瑪家水庫的問題,此外,還有布農族、雅美族、泰雅族、太魯閣族等,反對國家公園運動。國家公園不是不好,可是國家公園建設的過程中,大部份屬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要如何去處理和照顧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至於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則跟民主改革以及修憲有關,從1984年一直到1997年為止,正名運動與還我土地運動、以及要求原住民族自治權都有密切關係。所以1991年修憲時,「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就要求廢除蒙藏委員會成立原住民委員會,接著在1994年,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款終於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這是非常重要的轉換,後來再進一步將「原住民」修改為「原住民族」,這是在憲法中關於原住民名稱問題的改革。

至於整個原住民族的政策提升到中央的層次,很重要的是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提出的「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他當選後也馬上交由行政院草擬了「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但當時「朝小野大」,而且漢人也不太瞭解原住民族的整體狀況,所以不可能很順利。到了2004年陳水扁連任,完成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承認原住民地區的原住民合乎傳統文化的資源利用,包括:狩獵與自然資源等,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的權利,以及政府與私人在原住民族土地內進行開發與資源利用等,都應該徵詢取得原住民同意。這些說來容易,實際上很困難。下一集節目再來分享到底發生了那些困難?

歷史元來如此:八0年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背景

  • 播出時間: 2018-07-3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八0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圖為宋隆泉出版之攝影集)

    八0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圖為宋隆泉出版之攝影集)

    八0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圖為宋隆泉出版之攝影集)

這一季的前幾集主要談台灣的政治平反運動,一直到新國家運動的發展歷程,實際上1980年代也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這些運動除了要求一連串的改革,這些改革要加ing ,因為還是現在進行式,它也豐富了台灣整體社會文化的內涵。而為什麼會有這些社會運動的產生,其實背景不盡相似,因此,這一集主要跟大家分享當時台灣社會運動所發生的問題。

既然叫社會運動,一定有歷史的背景與社會現實的問題,這些運動可能牽扯到歷史轉型正義與價值轉換的問題,例如歷史正義的部分,像是原住民的問題,並不是戰後才發生,還有女性被壓抑的問題,有比較長的歷程之外,大部分社會運動的發生是與戰後的處境有關,一個是在威權體制之下,無論是動員勘亂時期或是戒嚴體制,有很多問題是當時不能面對與討論的,等到改革衝破了原來的限制時,被壓抑的社會力就會爆發出來。

台灣的社會運動固然對政治改革運動有推波助瀾的功效,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是因為政治衝擊到原先限制的那條線,才讓社會的活力蓬勃展開。所以政治改革基本上是引發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重要歷史背景。另一個則是牽涉到台灣社會結構轉變的問題,在原先戰後初期的社會結構當中,雖然在日本統治的末期,1939年台灣的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超越了農業生產總值,可是台灣總體的從業人口數,農業的從業人口還是遠大於工業的從業人口。換言之,固然有都市化的層面,但總體而言,台灣社會還是處於原本農業化的社會結構,很多現在的社會問題,像是老人的安養、小孩的育養等,這些國家不管而是由家庭來承擔,可是社會結構及家庭結構改變後,這些就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此外,戰後也因為人口更往工業化移動,這與台灣土地改革也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土地改革之後,台灣的農地零細化,農民的所得固然增加,但零細化的結果,可能往工業化流動所賺取的工資會大於農業生產的收獲。

1965年前後,也就是「耕者有其田政策」滿十年,有大批離農人口(也就是離開農村朝都市移動的入口)帶來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個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傳統家庭的角色及功能改變,無法要求後來的家庭擔負起原先傳統家庭的角色與功能。一開始變成所謂核心家庭,後來隨著社會越來越複雜,還有所謂「偽單親」、以及夫妻在不同地方工作,要週末才能團聚的「週末家庭」等。這種情形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台灣的都市計畫,日本統治時期有一些初步的都市計畫,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後,在原來都市計畫的基礎上做了改良,可是從來沒有想到大台北地區有多少萬人,也就是沒有完善的都市計畫前,人口就往都市移動,都市要如何承載這麼多的人口,因此,連垃圾清運等環境問題,都成為每個人居家所必須面對的,這些都是後來台灣社會運動的大環境背景。

除了大環境背景之外,會促使大家注意到這些問題,還有一些知識與價值的引進。台灣在戰後有大批知識分子到國外留學,與戰前不一樣的地方是戰前主要留學地點是日本,那時也引進了一些現代化的知識,可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正是風起雲湧、價值不斷推陳出新的年代,光是與民主自由有最密切關係的人權問題,戰後已經從第二代人權進展到第三代人權,集體權、環境權、文化權都浮現出來,而這些與接下來幾集要討論的內容都有密切關係。這些當然都是從國外引進,一開始引進可能還是社會比較封閉,政治比較限制的時候,可是後來變成可以慢慢討論,且起初感覺上與政治也沒有那麼直接的相關,當然越講越多時,可能就會衝擊到既有的制度。換言之,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台灣社會面對很多需要去處理、面對的問題,而在這樣的脈絡下,也造成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狀態。

在這麼多社會運動當中,今天要介紹的是原住民運動,現在用原住民族來稱呼。原住民族這個名詞是官方的語言,但到底原住民族包含那些民族還可以再討論,這部分我們在進入原住民運動的歷史脈絡時再來釐清,首先介紹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他們的處境也攸關後來的原住民運動。基本上,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沒有注意到原先日本時代留下的問題,那就是日本時代做林野調查,凡是沒有近代產權觀念的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再放領,其中非常龐大的就是原住民的生活領域,或是稱為傳統領域,而這也是現在很夯的政治抗爭內容。國民政府不但沒有處理,還順著繼續放租、放領、開墾。

其次,在日本時代是使用拼音文字,並推動皇民化運動,也就是日本在原住民教育上投入的成本與普及率,遠高於平地的漢人,日語成為不同原住民族精英溝通時的語言。台灣原住民族是非常複雜與多元,光是傳統高山族現在就有十幾族,彼此間語言的差距就大於廣東話與普通話的差距,戰後國民政府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很清楚,反正就是國語化,所謂國語化就是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全部說國語,全部使用漢字。

使用漢字對河洛人與客家人的影響不大,因為他們傳統漢字文化比原住民有基礎,而且日文中有很多漢字方便他們慢慢轉換,雖然日文漢字的意思跟中文漢字並不一樣。特別是姓名方面最嚴重,因為日本時代雖然推動皇民化教育,但終究他們的姓名還是可以通過拼音來處理,很多原住民族的姓名是把父母的名字放進姓名裡,以便辨識親屬關係,但通通變成漢字後,他們的親屬關係就會面臨考驗,所以曾經傳出過亂倫的悲劇。

也許有人會質疑清朝也曾經賜與原住民漢姓,為何當時沒有問題,那是因為當時部落還有力的運作,雖然被賜姓,但在部落中家族的關係,部落群體可以維持有效的處理。到了戰後,特別是高山族的原住民從山地到平地工作後,原來的家族運作關係就不一樣,到了下一代家屬的辨認出現問題,就成為很大的麻煩。

其次是,雖然有些聖經有原住民拼寫的文字,但是對政府而言,這些人識字與不識字是一樣的,因為他們不懂漢字,在這種情形下,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當然出現問題,簡言之,原住民除了政經、社會條件處於弱勢,不容易發展之外,第三代人權的集體文化繁衍發展部分,也欠缺發展條件,而這些也就是1980年代台灣原住民運動展開的重要背景。

歷史元來如此:新國家運動

  • 播出時間: 2018-07-24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聲援蔡許台灣應該獨立案,全島大遊行。(宋隆泉 攝影)

    聲援蔡許台灣應該獨立案,全島大遊行。(宋隆泉 攝影)

    聲援蔡許台灣應該獨立案,全島大遊行。(宋隆泉 攝影)
  • 「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四十天(宋隆泉 攝影)

    「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四十天(宋隆泉 攝影)

    「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四十天(宋隆泉 攝影)
  • 由二二八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由二二八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由二二八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上一集談到二二八平反運動,節目只是做了簡單概要的介紹,各位如果有興趣,二二八平反運動三十週年已經出版專書,今天要介紹的是「新國家運動」。

在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不久後,台灣就解嚴了,也就是二二八平反運動是在戒嚴時期展開,所以當時的環境充份高壓,氣氛也不十分理想。接著在1987年解嚴,可是那時還在動員勘亂,還有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刑法一百條,可是在戒嚴前後,陸續有許多政治犯被釋放,而他們彼此間有一定程度的串聯,彼此互相尋求慰藉與支援,因為政治犯被釋放後,可能持續處於被監控的狀態,這種情況下,不但政治犯的人權受損,連要過一個比較自在、自由的生活也有困難。另一方面,許多政治犯是為了理想而失去自由,遭釋放後理想依然在,那是否要繼續追求理想?

1987年解嚴後,剛好有一批政治受難者決定要組成團體,而要組成團體就要有章程,要有章程就牽涉到由誰來提案、誰當主席?而這兩位就是許曹德與蔡有全。他們主張「台灣獨立」,要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放在章程裡馬上就被依照懲治叛亂條例移送法辦,解除戒嚴後軍法審判改為由高等法院介入來偵訊。

這兩人被逮捕失去自由,為了聲援他們也展開了一連串活動:十月十七日在臺中,十八日在鳳山,三十日在臺北,皆有活動展開,而十九日長老教會也主辦了聲援遊行,比較激烈的是長老教會的主張,因為蔡有全是長老教會的教友,之前節目談過長老教會在70年代就提出過「三大宣言」,所以對長老教會而言,聲援「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這件事,按照過去的脈絡來說是正常的發展,更因為主張「人人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而與警方發生衝突。

壓制是一回事,但也可以發現氛圍在改變。主張「有台灣獨立的自由」這件事,如果在更早些年大概直接就受難了,而現在只是壓制。因為這個工作是持續的,判刑也需要一段時間,到了1988年政治受難聯誼總會主辦「台灣新國家和平改造運動」,11月16日在台北市舉行街頭遊行,最後遊行全台灣40天。以主張要成立一個新國家,進行全島性的遊行這是第一次,而且一遊行就超過一個月,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對鄭南榕而言,他本來就公然主張台灣獨立,也因為主張有台灣獨立的自由這件事,在民進黨的會議中與朱高正發生衝突,最後被打傷。所以對鄭南榕來說,面對政治受難聯誼總會成立,蔡有全擔任主席,又通過許曹德的台獨提案,遭到起訴移送法辦的狀況下,一開始鄭南榕也與同志一起參與全島性的聲援活動,到了1988年又跟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合作共同推動新國家運動,希望積極完成新而獨立的國家。

在這裡鄭南榕角色的重要有幾點原因,第一是他從五一九綠色行動開始,已經有主導大型群眾運動的經驗,二二八平反運動衝突更激烈,經驗也更豐富。第二是他有媒體可以宣傳。既然主張要建構一個新的國家,自然必須提出國家的基本藍圖,提供國家的願景,而日本的台獨運動早在1970年代就開始描繪國家藍圖,鄭南榕就找到後來擔任駐日代表的許世偕所起草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並且在《自由時代》裡刊登,這也是國內第一次完整刊登台獨運動者的主張。

1988年12月10日《自由時代》第254期刊登〈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之後,鄭南榕很快就被起訴。之前說過鄭南榕曾經坐過牢,但是對他而言,捍衛言論自由、以及捍衛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不能接受因為這樣而被逮捕判刑。為了紀念鄭南榕,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有「言論自由日」,但是鄭南榕決定用生命來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以及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聲稱「絕對逮捕不到他的人,只能逮捕到他的屍體」,當時因為最後警方決定強制拘提,鄭南榕於是在總編輯辦公室自焚而死。

當時媒體有一些報導是錯誤的,譬如鄭南榕扔汽油彈到外面造成燃燒,可是辦公室外面有鐵門、鐵門上有欄杆,怎麼可能把汽油彈扔到外面去,但是他在總編輯室自焚是事實。這件事使得我們對當時新國家運動的主張有完全不一樣的認識,因為刊登了許世偕的版本之後,接下來你會看到黃昭堂、張燦鍙的主張,有些可能稱為〈台灣共和國草案〉或是〈台灣基本法草案〉…等。最後在整個新國家運動的前後,大批的律師和法律學者提出要制訂基本法的主張,包括了許多現在在高位者,我想他們應該還記得當年的理想和奉獻。

簡單和大家介紹新國家運動,以及新國家運動與鄭南榕自焚的關係,鄭南榕爭取的是什麼樣的言論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但對言論自由的主張這件事,我個人認為是很重要的。自焚對個人而言是很大的犧牲,我們絕對不鼓勵,但對已經為理想而自焚的人,適度的紀念與尊重還是很重要的。

歷史元來如此:婦女運動

  • 播出時間: 2018-08-2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薛化元
  • 婦女團體聯合舉行反雛妓大遊行

    婦女團體聯合舉行反雛妓大遊行

    婦女團體聯合舉行反雛妓大遊行

        上一集提到台灣婦女運動和其它社會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憲法明文規定「男女平等」,對於婦女權益爭取提升到憲法層次而言是相對有利。到了解嚴後的1980年代,台灣婦女運動的重點工作在於推動立法和修法、甚至修憲、釋憲,要從制度面來推動根本性的改革。

        因為要修法、立法,所以必須搭配密集的國會遊說、街頭造勢、民間連署以及召開記者會...等方式,來提高要求修改的法案能夠受到重視,以及爭取通過的機會。1988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新知以及彩虹專案所推動的「救援雛妓大遊行」,不只是婦女運動,雛妓本身就是重要的人權問題,這時候誰敢說維持現狀是對的,當然改革才是對的,所以這是一個有效的運動,而且還在持續救援中。雖然不敢說台灣雛妓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至少在社會觀感上,沒有人敢說這是對的,這是價值觀問題,有了正確的價值,社會改革才能深入民心,得到更紮實的基礎。

        接續要處理的是女性在憲法中男女平等的部分要如何得到解決的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部分婦女團體從街頭抗爭、國會遊說等體制內外的運動途徑,轉而希望在政府內部建立長期的決策參與機制,而這件事情跟陳水扁有關,碰巧他在擔任台北市長時成立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婦權會的委員由民間婦女團體的代表、學者專家和官方局、處首長各三分之一比例組成,同時,陳水扁為了表示對此事的重視,由他本人擔任召集人,也就是局、處之間的衝突和協調分工,他直接在會議中就可以裁示。

        碰巧1996年底發生了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命案(到目前為止都沒破案),治安與婦女人身安全等問題引發強烈民怨,所以中央政府於1997年(李登輝執政時期)成立了教育部兩性平等委員會,在教育的內容與學校教學上產生影響,行政院也成立了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行政院的婦權會在政黨輪替後,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時親自擔任召集人,任命有民間代表性而且彼此有聯絡管道的女性(婦女)運動人士擔任婦權會委員,使得婦權會能夠更有效扮演政府與婦女團體之間溝通的平台。當時婦權會的另一個重要成果,是與婦女團體合作,遊說行政院在組織改造的過程中,納入性別平等的專責機構,將原本只是非正式諮詢性質的婦權會,轉而成為體制內性別平等的正式機制,擁有人力與預算,於是「性別平等處」就在2012年正式掛牌運作,婦權會則成為行政院的委員會性質,繼續擔任參與、諮詢、監督的平台。

        當然女性權利的保障不是靠成立這些機制而已,修法的部分也很重要,有那些重要法律在台灣婦女運動的努力下產生具體的成果?首先是「監護權」的問題。以往婦女在面對家庭中男女不平等、甚至家暴等問題,往往必須容忍,因為民法親屬編裡「監護權」的規定根本就是父權獨大,女性很難爭取到孩子的監護權,有時甚至連探親權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剝奪。1996年民法親屬編第二次修正,對子女監護以及父母對子女親權的行使,不再標榜父權獨大,而是要求以「子女最佳利益」為依歸。雖然社會上仍然有男女不平等的意識存在,但至少在法律上有依歸是有利的一件事。

        再來是財產問題,努力一輩子萬一離婚,財產問題如何處理?繼承問題又該如何處理?這些都是問題,最後是由大法官釋憲來解決。1996年大法官會議針對夫妻財產權爭議做出解釋,明白說明民法親屬編中規定「不屬夫之原有財產由夫享有權力」的規定,違反憲法兩性平等原則,至少原有財產是太太的,離婚後還是歸太太。還有就有夫妻之間如何算是「結婚同居」?以前的觀念是以「夫之住宅為住宅」,所以,後來發生老公搬走後,老婆也不知老公去處,後來老公寄來存證信函,指控老婆沒有履行同居義務,結果就被迫離婚了,這當然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1998年大法官會議做出解釋,嫁夫不一定要隨夫居住,這樣的解釋是非常大的開展。

        另外,還有家暴問題還沒有解決,家暴當然不只男生打女生,也有女生打男生,不過以前男生打女生的次數比較多。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對家暴的觀念是「那是夫妻之間的問題,外人不應介入」,就像在家打小孩一樣,兒童人權出現問題卻認為這只是傳統教養方式。如此,女性要如何避免暴力的侵害?所以1999年內政部成立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現在可以直撥電話尋求救濟,這都是很大的改變。

        縱使有了這些改變,但是婦女在歷經了不幸的婚姻之後,境遇能夠得到什麼樣的扶助?第二、是教育當中性別平等要如何解決?第三、是性騷擾問題,特別是在職場、在公共領域。這三件事情是婦女運動也是性別運動當中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些問題也是透過修法來解決。2000年先通過「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目的是協助婚姻中面臨到困難的婦女,包括很多不負責任的丈夫到外地或是中國大陸工作之後,不再履行對太太及子女的扶養義務,這些都是需要扶助解決的問題。另外,在2004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後教科書中不可能再出現性別不平等的內容,從根救起,從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解決。還有,2005年「性騷擾防治法」三讀通過,當然也不代表能夠解決性騷擾問題,但至少性騷擾問題在法律上有得到更強援助的可能性,只要看看有多少遭到性騷擾處罰的案例,就可以明瞭法律的功效有多大。在沒有這項法律之前,性騷擾最多只是行為不當,稍稍處罰一下就過關,而現在性騷擾嚴重時還有刑責問題。

換言之,透過法律和國家體制機關的設置,台灣的婦女運動(性別運動)也得到更大開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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