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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口述史:《台灣政論》的世代啟蒙

  • 播出時間: 2018-01-17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陳永興在康寧祥名片背後寫上:「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邱萬興 翻拍)

    陳永興在康寧祥名片背後寫上:「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邱萬興 翻拍)

    陳永興在康寧祥名片背後寫上:「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邱萬興 翻拍)
  • 《台灣政論》啟蒙了林正杰這些年輕世代(截圖自林正杰與張富忠合著之《選舉萬歲》)

    《台灣政論》啟蒙了林正杰這些年輕世代(截圖自林正杰與張富忠合著之《選舉萬歲》)

    《台灣政論》啟蒙了林正杰這些年輕世代(截圖自林正杰與張富忠合著之《選舉萬歲》)

        范巽綠他們所推崇的李聲庭教授,這位《自由中國》半月刊以及《文星》雜誌的名筆,也在《台灣政論》第四期寫了〈比利時三個無業遊民〉,刊出之後反應熱烈。第五期又寫了〈人權受國際的保護〉,敘述歐洲國家對人權的保護狀況。他所提出的事實都是根據美國一位哈佛教授,與另一位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編撰的《國際保護人權》書中案例。

        李教授那篇〈比利時三個無業遊民〉因為人身自由受到比利時法律及警察「侵犯」,到歐洲人權法庭控告他們的政府。歐洲人權法庭判決比利時「裁決無業遊民的行政簡易程序與歐洲人權公約規定不符」,比利時國會勇於認錯,兩個月之後,即修改相關法律。這在當時戒嚴及勘亂之下的台灣,簡直不可思議。一個國家容許他的「罪犯」控告自己的政府,而且告的又是「洋狀」。更不可思議的是,實行了近百年的法律,卻在洋狀下修改了,「罪犯」也全釋放了,這是多麼磊落豪邁的民主作風。

        就這樣,李聲庭大老遠來看我,用真名在《台灣政論》傳達國際間保護人權的狀況,他的學生畢業後一個個來找我,真有意思。林正杰除了當過我的助理、幫我編過書,也是1986年「首都公政會」時代很重要的政治夥伴,他當秘書長,我當理事長,我們一起推出未來台灣五年的「民主時間表」。預定1987年成立新黨,事實上在1986年就成立新黨,1988年解嚴,1989年國會全面改選,在1990年總統直選,我們是在1996年直選,1991年台海和平,現在大家還在努力。當時「民主時間表」也轟動一時,推出後,起碼有兩項也很快實現了。

        范巽綠這位大家都叫她「史非非」的上海女子,不只成為我很重要的助手,中壢事件之後我決定著手整理《自由中國》叢書,無論人選及編輯企劃,幾乎都是出自她冷靜、細膩的規劃,陳忠信、賀端蕃等也都是她找來的,更可貴的是1988年台美斷交後,我創辦《八十年代》雜誌,她幫忙發掘了台灣第一位,也是最優秀的政治漫畫家CoCo,開啟了漫畫在政論領域的影響力。CoCo後來不只在台灣的政治刊物畫政治漫畫,後來也被請到美國的國際媒體交流,也畫了很多漫畫在國際及香港媒體出版。

        「美麗島事件」之後,政府的特務指稱這些年輕人「參加『暴力事件』,而且事後積極聯絡家屬,試圖再度製造動亂。」真是鬼扯。范巽綠這麼一位美國研究所的學生,到了高雄事件現場,就說她是參加「暴力」事件,那跟她同樣是《八十年代》雜誌社編輯的林濁水、林世煜也在現場,怎麼沒事,而被我找來幫忙連絡受刑人家屬的范巽綠卻被抓。

        在「史非非」被收押禁見的三個月期間,警總人員曾經問她:「妳明明叫范巽綠,人家為什麼都叫你『史非非』?」答案說出來讓那些特務啼笑皆非,原來「非非」是她們家一條小狗的名字,因為很調皮老是愛叫,她姐姐就喊她「死非非」,因為也怕被特務知道她的本名,范巽綠就把「死」改為「史」,名,跟朋友聯絡都用「史非非」這個名字。因此,警備總部及情治單位人員在監聽到的電話中有「史非非」這個人,卻一直找不到是誰,也讓他們非常尷尬。

        除了林正杰、范巽綠這些東海大學的學生之外,台灣大學周弘憲(現為銓敘部長),也陸續引薦了台大「大學論壇社」的謝明達、蕭裕珍,以及他妹妹周婉窈(台灣歷史系教授)來見我。自由主義彌漫的台大,校園內對國事的關心,一向比其它大學活躍。《大學雜誌》的創刊,「釣魚台事件」的示威遊行,以致於「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大辯論、「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等,都是台大學生帶頭的。1972年11月24日台大畢聯會為了動員學生加入立委選舉監票行動,曾經在校門口懸掛「擁抱斯土斯民」的旗幟,結果有124名學生義務擔任我的監票員,在當時相當受到矚目。算是台大學生繼1964年擔任高玉樹的監票部隊之後,又一次公開參與選舉的實務。

        除了台大、東海之外,當時還在就讀高雄醫學院的陳永興,也是讓我印象深刻。我曾經在《大學雜誌》看到他撰寫〈妓女─誰來關心妳們〉、〈大專青年課外活動的探討〉、〈真正的候選人〉,對他關懷社會的熱情早有印象。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來看我,我們約好在友人位於北投的別墅長談,那天晚上正好颱風來襲,別墅附近淹大水,必須脫掉鞋子、赤腳涉水才進到裡邊,不過外頭僅管整晚風雨交加,我們兩人的談話愈談愈投機,一直到隔天早上,徹夜未眠。

        經過一夜長談之後,他回到學校,在我給的名片背後寫上:「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過了三十多年之後,我們都是花甲之年了,他最近才首度對我透露這件事,他說那時候聽到我如何在立法院質詢蔣經國,如何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和地位,讓他覺得台灣人有希望。

        陳永興這位寫過〈狂狷的傻子〉的醫學院學生,畢業後行醫,除了他本科的精神醫療之外,也成為黨外陣營很重要的支柱,黨外陣營需要他的地方,他都挺身投入。1978年台美斷交之後,他和林鐘雄、鄭欽仁、李永熾等學者,鼓勵我創辦《八十年代》雜誌,並且擔任這些編輯諮詢團的聯絡人,他說他曾經以實習醫生微薄的待遇,資助李筱峰、林濁水、楊碧川、謝明達、蕭裕珍、吳昱輝等同樣抱持理想的後進。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他更投入台灣的人權工作,全力救援受刑人及其家屬。

        1979年《八十年代》創辦初期,雜誌社的財務不好,李筱峰這些優秀的編輯甘願支領微薄的待遇,辛苦地為突破蔣家政權的新聞管制而努力。看在陳永興眼裡有所不忍,但又不能直接拿錢給他們,傷害他們的自尊,於是常常在《八十年代》的薪水袋偷偷塞錢進去,貼補這些年輕人。這事情也是三十年後他才跟我說起,真是令人感動。

        

老康口述史:《台灣政論》對社會的影響

  • 播出時間: 2018-01-10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東海大學學生到康寧祥家中拜訪

    東海大學學生到康寧祥家中拜訪

    東海大學學生到康寧祥家中拜訪
  • 林正杰受到《台灣政論》啟蒙,後來擔任康寧祥助理幫忙整理《問政六年》

    林正杰受到《台灣政論》啟蒙,後來擔任康寧祥助理幫忙整理《問政六年》

    林正杰受到《台灣政論》啟蒙,後來擔任康寧祥助理幫忙整理《問政六年》

《台灣政論》被停刊後,我們也檢討了它對社會的影響如何,大致有三點:第一是傳承先人經驗,發現台灣人的尊嚴。透過王詩琅、葉榮鐘等這些前輩的熱心相挺,日治時期台灣先賢聚集在一起,有組織性地爭取設置台灣人議會、組黨、實施地方自治等經驗,都從蔣家政權的扭曲、漠視、醜化之中重新冒出來,尤其是主要參與者的思想、策略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鬥爭、分裂,都再度披露在戰後的台灣人面前,讓他們認知、學習與認同。這些都很重要,也是現在的政治工作者必須面對與學習的。

1975年那些曾經親身參與殖民地民族運動的前輩,不少人都還健在,《台灣政論》原本想要有計畫地整理他們的史料,但在雜誌被停刊之後,這項工作拖延了十多年,直到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上台後,才有機會具體地開展。

《台灣政論》的第二項作用是交流與結合。《自由中國》組黨受挫之後的十幾年間,無黨籍陣營的政治性集結,只能在選舉中臨時湊合,有了《台灣政論》之後,全國性的政治人物:郭雨新、黃順興、黃信介,地方性的:張金策、吳明輝,以及政治犯黃華等人都可以經常集會,文字獄的李慶榮、張化民,遭到政治迫害的陳鼓應、王曉波,左派的蘇慶黎,以及一些學術界的高級知識分子、或是學有專長的人士像:林鐘雄、蔡政文、楊庸一、李聲庭也都在《台灣政論》上相互呼應,共同為台灣社會提供蔣家政權黨國教育之外的資訊與思想。

原本只能在海外唱「黃昏的故鄉」的台灣同鄉,也藉由《台灣政論》開始聯繫、集結,進而跟島內互動,共同為台灣打拚。起先《台灣政論》純粹只是提供海外同鄉島內的訊息而已,後來外省的阮大仁寫了〈遴選台胞做新華僑代表〉,建議蔣經國在遴選華僑立委、國大代表時,把新華僑列入考慮,不應該完全只在老華僑中選取。而洛杉磯熱心的台灣同鄉陳隆,也在第五期投書,希望政府在邀請各地僑胞、留學生或僑商團體回台訪問時,多邀些台籍僑胞,多安排一些出國訪問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工商界人士、藝人、藝術專家等,到『台胞』社團如教會、同鄉會、旅館公會、校友會等團體訪問、演講或座談,在安排委任僑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民意代表時,多考慮台籍僑胞。

如此一來,《台灣政論》就開始成為反應、溝通海外同鄉心聲的橋樑,島內的政情以及海外的僑情不再被蔣家政權傳聲筒所壟斷,直到全美及加拿大成立了11個《台灣政論》的分區,分區主任又都是當地台灣人社區傑出而熱心的人士,一個有組織性的聯絡網開始建立起來,《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後,在極短時期內連署了兩千兩百多位同鄉及美國友人,就是這個發行網動員能量的最好證明。

《台灣政論》短短五個月的發行,對台灣政治、社會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難得的影響是對青年學生的啟蒙,很多後來從政的「黨外新生代」,都是從閱讀這份刊物開始,也幫助培育了幾個世代的人才。

林正杰,這位美麗島事件之後的「黨外長子」,小時候在雲林崙背度過的外省仔,在東海大學政治系唸書時,與范巽綠、賀端蕃等人同班,都曾受教於憲法學教授李聲庭、政治學教授張佛泉,對於人權、自由、民主理念非常嚮往,畢業後考上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到圖書館找《台灣政論》而認識了陳菊,後來又因為陳菊而認識了郭雨新,同時也因為《台灣政論》而成為我研究室及家中的常客,他來找我,一坐下來幾乎都是在談論《台灣政論》刊登的文章。後來公行所畢業後,還當過我的助理,幫我整理《問政六年》的專書。《問政六年》是我擔任前後二屆立法委員之後,六年問政彙整而成的書。

陳菊那時候已經從世界新專夜間部(世新大學前身)畢業,一方面在政大公企中心圖書館當臨時雇員,另一方面也繼續當郭雨新的秘書。林正杰問圖書館櫃台這裡有沒有《台灣政論》時,剛好問到陳菊,她馬上說:「這裡沒有,不過如果你要,我可以想辦法找出來,借給你看。」就這樣兩人就認識了。後來,林正杰也帶領青年學生到《台灣政論》來,跟他同在政大公行所的林世煜,以及在政大新聞所唸書的陳國祥都是他帶來的,他跟范巽綠、賀端蕃第一次來見我,則是跟著鄧維賢來的。鄧維賢是《大學雜誌》創辦人之一鄧維楨的弟弟,當時跟范巽綠一起考上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

鄧維賢向范巽綠提議說,唸美國政治不能不瞭解台灣現實的情況,要瞭解台灣現實政治,不能不看《台灣政論》,《台灣政論》才在他們圈圈中流傳。也因為鄧維賢的引薦,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蕃才開始常跑我的立法院研究室,跟我談論他們在東海大學學到的民主、自由理論與現實政治的落差問題。

三十多年後,范巽綠回憶說,他們在大肚山上的東海大學雖然校園風氣自由開放,又有李聲庭教授等的指導,而且也曾經熱烈地搞過「學運」,抗議校方聘用警察大學校長梅可望去當他們的校長,但是距離現實政治還是很遙遠。一到台北後,像是從象牙塔回到現實,看到《台灣政論》非常興奮,認為民主本來就應該要那樣做,打破蔣家的獨裁專制。

范巽綠他們所推崇的李聲庭教授,早就跟我有來往。從我1972年當選立委之後,他就好幾次到我家拜訪。這位《自由中國》半月刊、以及《文星》雜誌知名的憲法學者、人權作家,每次從東海大學來到萬華,必須先坐車到台中,搭乘火車到台北車站,然後又轉公車到萬華,走進位於陋巷的我家,一個人就坐在我那狹窄客廳的一張小椅子上。有時候我比較忙,他得等一個小時才能跟我說上話,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聊就聊一個下午,我提供我的政局判斷,他說出他的想法,理論與現實相互激盪。

老康口述史:《台灣政論》被迫停刊

  • 播出時間: 2018-01-03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台灣政論》創刊第一期就再版到第五版。

    《台灣政論》創刊第一期就再版到第五版。

    《台灣政論》創刊第一期就再版到第五版。
  • 《台灣政論》一出刊就熱賣,再版到第五版,印了五萬份。

    《台灣政論》一出刊就熱賣,再版到第五版,印了五萬份。

    《台灣政論》一出刊就熱賣,再版到第五版,印了五萬份。

《台灣政論》這樣一份反映社會輿情、針貶施政弊端、關心外交困境、追述先人榮耀的月刊,只是希望政府能照顧到現實問題,再加上一點婉轉溫和的批評,以建立一個和諧的、進步的、溫和的社會。對於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來說,那是執政者求之不得的施政指標,但在戒嚴體制下,它被國民黨版官報扣上「地方主義」的帽子,甚至還被指控「混淆視聽」。蔣經國在立法院公開指責姚嘉文那篇〈186比1的差異….高普考還要論省籍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後,整個政權對此定調,我早已心裡有數,《台灣政論》被查禁是遲早的事了。

姚嘉文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指出公務人員高普考制度,還要依據中國大陸各省人口數,按比例進用、選拔,可是對比大陸廣大的疆域與台灣這麼小的土地,按此標準,186人當中才能選出一位台灣人。事實上是相當不合理、不得當,必須要廢除的公務人員選拔辦法。姚嘉文的說法並沒錯,但是蔣經國卻在立法院議事大堂裡指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樣一說,我已經知道《台灣政論》是凶多吉少。

1975年8月創刊,一出刊不到三天,印了兩版,賣光光。再版到第五版,印了五萬份,才勉強滿足市場需求。之後的四期,每一期也都銷售好幾萬份,光是長期訂戶就有將近三千份。不只超乎我們的預期,情治單位的文化特務也嚇一跳。要重新關閉言論管控的閘門。

1975年12月28日對《台灣政論》下手的公文終於來了,停刊一年,說是邱垂亮撰寫的〈兩種心向〉一文「煽動叛亂」,真是要「關」就關,何患無辭,胡亂羅織。邱教授那篇文章怎麼說得上「煽動叛亂」?歷史可以做個公斷。

那篇文章只是在敘述與兩位世界一流人才的談話,一位是中國音樂家傅聰;另一位在美國南部一間州立大學任教,全家都有相當成就的柳教授。傅聰逃離中共掌握之後,寧可成為「黃種的猶太人」,懷著一身沈痛的反共血淚,流浪各國、四處演出,就是不願到台灣公演,不能理性地支持台灣國民黨領導的政治制度。而柳教授則是隨他父親撤退來台以後,在台灣一些中學及大學教學十多年之後,移民美國,開始對「祖國」大陸有了新的評價與幻想,參加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統戰」活動,在「回歸」、「認同」的叫聲中,變成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堅決主張支持統一運動。

邱垂亮在文中開頭還肯定「政府當局有雅量、有遠見,順從民主,開放言論自由的原則,允許《政論》的創立發展,實可喜可賀。」談到回歸認同「祖國」的柳教授時,他還不忘為台灣的「革新保台」做辯護。結果這麼一篇夾敘夾議而不失肯定台灣民主改革的文章,竟然被指為「煽動叛亂」。一篇〈兩種心向〉就讓《台灣政論》停刊一年,連依照執法慣例,先行警告或查禁當期雜誌的程序都不用,直接下重手停刊。過不久,連雜誌登記都給撤銷,一年停刊期滿仍不准復刊。

停刊之後一個禮拜,1976年1月6日,國民黨還從休會中的立法院展開大動作追殺,由陳顧遠等35位立委聯合書面質詢,要求行政院徹查《台灣政論》相關人員是否觸犯刑法第一百條、以及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條的規定。那些規定是「凡意圖破壞國體、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或預謀進行者。」用這種條文來追殺這些人,也就是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還不夠,還要把雜誌社《台灣政論》相關人員抓起來判刑坐牢。

那時候,我正忙著料理我父親的喪事。選前一個禮拜,他突然過世,讓我措手不及,只能先將大體入殮,選後再擇日出殯。那些國民黨立委在那裡喊抓,我沒有心情理會他們,反正蔣經國若是真正要把我抓起來,我也無處可逃。

不過,我雖然對蔣家政權的打壓、箝制處之泰然,海外同鄉的反應卻截然不同,賴義雄與其他十四位留美學人及僑胞代表共同發起簽名,寫信給蔣經國,要求立刻取消停刊處分,以及尊重《台灣政論》有關人員、作者的人權與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不得藉故予以拘捕或迫害。這些發起人當中,有四位還是外省人,而連署這封公開信的兩千兩百多位人士當中,台灣去的留學生、海外知名華人及外籍人士都有。

華府、舊金山的台灣同鄉更曾為此上街遊行,向蔣家政權派駐當地的領事館示威抗議,有四位舊金山灣區的台灣同鄉,還蒙著臉,在電視上控訴國民黨政府如何迫害人民的言論自由。賴義雄等人還發動台灣人社團,前往芝加哥舉行的「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示威,這應該是蔣經國始料未及的停刊反應。

後來情勢發展不出我所料,情治單位的打壓很快就動手了。才擔任《台灣政論》副總編輯不到兩個月的黃華,很快就被抓起來,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十年,連同1975年大赦減刑提前兩年假釋出來的刑期,共須服刑十二年。他在《台灣政論》才寫了四篇文章,連同標題、標題符號也不過一萬六千字左右,卻需坐牢4千383天,平均不到3.7個字就需付出牢獄一天的代價。

另外一位副總編輯張金策,他在礁溪鄉長任內裝設路燈的貪污案,《台灣政論》一被停刊,法院就判刑了,情治人員到處搜捕他,逼得他只好跟另一位政治受害者─嘉義縣議員吳銘輝,從宜蘭南方澳坐漁船,偷渡到琉球的與那國島。

而總編輯張俊宏也是逼到走投無路,只好跟黃華去台北西門町租個店面賣天婦羅,店名叫「相見小吃」。我拿出十萬元幫忙他們,另外,郭雨新、陳逢源、許金德、李秋遠等,分別五萬、十萬幫忙他們。但是也很快就收攤,因為特務天天在那裡輪班站崗,嚇得顧客不敢去吃,生意哪裡做得下去?

《台灣政論》雖然只有短短五個月的政治舞台,但從種種反應可知,蔣經國政權對這份刊物的忌諱。

老康口述史:台灣人香火,台灣史代代傳

  • 播出時間: 2017-12-27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站在家後面,手指處是王詩琅前輩的書房。

    康寧祥站在家後面,手指處是王詩琅前輩的書房。

    康寧祥站在家後面,手指處是王詩琅前輩的書房。
  • 由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

    由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

    由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
  • 由晨星出版社出版,葉榮鐘所著之《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由晨星出版社出版,葉榮鐘所著之《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由晨星出版社出版,葉榮鐘所著之《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創刊後叫好又叫座的《台灣政論》被關了以後,回想整個過程,當初前輩們是如何將在日治時代的經驗、智慧、香火,傳下來給我們。所以這集的主題是:台灣人香火,台灣史代代傳。

我很感佩台灣史的前輩們,在先人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傳承中,也為《台灣政論》帶來智慧與勇氣。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我家廚房對面的王詩琅,以及老黨外蘇祝定,都在這方面有很重要的貢獻。因為葉榮鐘從創刊號開始就熱心相挺,每期投稿,大家才能瞭解「台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他是台中清水(舊稱牛罵頭)人,他是與林獻堂同期的前輩。蔡惠如秉性豪爽、講義氣、重然諾,又能洞察人情機微,從他身上連接諸多前輩的抗日事蹟。

葉榮鐘以「凡夫」筆名在第二期撰寫了一篇,公認又有歷史感,又很羅曼蒂克的文章。從這篇文章大家才瞭解蔡惠如與林獻堂的一位親戚林幼春,同時追求一位當時聞名全台的歌仔戲名角,在當時對抗日本統治的緊張氛圍之下,居然還同時追求一位名角,這件事情相當有意思。

葉榮鐘的文章當中除了談到這件事情之外,還特別談到台灣文化協會協理林幼春,他筆下形容林幼春是個從頭到尾的抗日同志,是「民族的潔癖者」,個性內向、溫文儒雅,做為一個「最高的知識人」,他的批評精神完全貫注在詩的作品中,一生不屑與殖民台灣的日本人來往,甚至在他的親戚林獻堂邀請日本明治時代的大功臣板垣退助(有貴族身份,推動民主政治,在明治維新時代擔任過副首相)到台灣組織「同化會」,抵消來自台灣總督的壓力,林幼春也加以批評。葉榮鐘特別肯定與尊敬林幼春,他說林幼春在「治警事件」時以肺癆之身,說關就去關,「以苟全為戒,以殉名自矢。」維護「生人之大節」,同赴其難。他也是葉榮鐘學習古詩的老師。敘述這一段是要告訴大家,我們的先祖與前輩,不只是浪漫,也非常有氣節。

組織「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雖然在他過世之後,有兩千人參加在台北永樂座(位於迪化街的劇院)舉行的告別式,有五千多人參加送葬行列,但是有關他比較完整的抗日事蹟以及行事風格,則是由葉榮鐘在《台灣政論》第五期率先報導。距離他1931年8月23日過世已經足足四十四年了,這位嚮往中國國民革命的民族志士,連中國國民黨在蔣家統治的年代都捨不得讓他的歷史重現。

葉榮鐘更藉由蔣渭水前輩的事蹟,教導政治後輩如何開展沈悶的「民族運動」。他說:「許多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之中,渭水先生是最接近民眾的一個,他的周圍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這一則因為他是醫生,接觸面較為廣闊,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平易近人,而又樂意幫助人,這一點自然而然使他成為年輕人的偶像….這可以由他的喪禮─大眾葬表現得最為明白。」

葉榮鐘同時指出,「不論台灣議會請願,或是文化協會,在那個階段,無疑都是屬於資產階段的民族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對於青年及勞工的力量並沒有充份的認識。唯有他能洞察時代的趨勢,所以文化協會在他的領導下吸收了許多青年分子,這一面是增加運動的力量,同時也是民族運動在青年與勞工方面建立根基的工作。文化協會發展以後出現兩句標語:「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這是當時最正確而且最響亮的口號,也是最新穎的宣傳方法。葉榮鐘先生已經過世,但從那時到現在這五十、六十多年來,台灣有那些政治人物可以像蔣渭水一樣,對青年、知識分子與勞工有這種親切,自然接觸的魅力。

王詩琅先生在第四期開始翻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以「正宏」的筆名發表了這篇八千多字的序言,題為〈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那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一次公開出現在台灣人面前,也可說是日治時代民族運動的總覽。文章登出來之後,許多台灣人訝異,他們父祖輩留下來的一些抗日傳說,原來有官方的史料完整記載。

王詩琅指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編者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警務局,書名是冗長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台灣社會運動史》,全書一千六百七十多頁,共分8章,16開本,當時所有的重要「社會運動」幾乎敘述無遺。這裡所謂的「社會運動」,王詩琅開宗明義解釋:「日本人用以指稱台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各方面具有目的、有意識的反抗及改革運動之總稱」、「指台灣近代的有目的、有意識之抗日、反日運動」。

王詩琅原本答應將這本《警察沿革志》譯出來,分期在《台灣政論》刊登,沒想到只刊登了序文,《台灣政論》就在第五期之後停刊了,只好改以專書出版,我曾經推薦他得到「王桂榮基金會」台灣文學的年度大獎。

不過,王詩琅那篇序文刊登之後,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倒是為之雀躍,原來傳說中的抗日史實有那麼完整的記載,而且聽說日本東京都專賣二手書的神田街曾經出版,於是紛紛去找,葉榮鐘、鄭欽仁、李永熾都找到了。葉榮鐘後來根據《警察沿革志》上的完整記載,撰寫了《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老康口述史:《台灣政論》誕生(下)

  • 播出時間: 2017-12-20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台灣政論》只出版五期就被迫停刊(邱萬興翻拍)

    《台灣政論》只出版五期就被迫停刊(邱萬興翻拍)

    《台灣政論》只出版五期就被迫停刊(邱萬興翻拍)
  • 《台灣政論》創刊號目錄

    《台灣政論》創刊號目錄

    《台灣政論》創刊號目錄

今天要繼續跟大家談1975年我創辦《台灣政論》的經過。1975年7月《台灣政論》雜誌申請獲准,可以發行,但是我以前跟這些文人、知識界或大學的學者雖然認識,可是要辦一份雜誌,要有許多作者,平常如果沒有交往,邀稿不是那麼容易。然而大概也是時勢的氛圍所造成,許多人看到機會都想投入,所以當時有一句話:「左右統獨都投稿,本省外省都動筆。」而當時願意幫這份「偏激分子」刊物寫稿的作者,也很讓人感動。

前後五期的《台灣政論》出現許多鞭辟入裡的論述,例如討論〈當前台灣經濟的危機〉、〈早日解除戒嚴〉、〈公職選舉的公正與公開〉、〈美國的外交動向〉、〈人權受國際的保護〉、〈韓國的未來情勢〉、〈戴高樂─法國民主共和制度的維護者〉、〈從美蘇太空合作看美蘇的和解─兼論索忍尼辛對美國和解政策的痛斥〉,三十多年之後看來仍屬經典之作。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興奮,因為這些學者紛紛投稿,甚至冒著工作不保,或是特務騷擾的危險來幫忙,雜誌社對他們當然是全力保護,二十二年前我太太到台大醫院看病,遇到一位醫生跟她說:「康太太,我領過《台灣政論》的稿費。」我太太不認得他是誰,那醫生說:「我寫好了稿,就打電話去讓他們來拿稿,他們就會派專人來,甚至拿稿紙來抄,抄完後還把原稿當場還給我,連稿費也是派專人送來,真是謝謝康先生的周到,因為這樣保護了我們這些作者的安全。」。

每篇稿都要手抄,當然很麻煩,但是沒辦法,處在那種高壓統治之下,為了不要連累這些秉持良知為台灣出力的高級知識分子,不得不這樣,那時候通常是作者寫好稿子,打電話來用暗語通知我們,我們雜誌社人員再帶著稿紙去抄寫一遍,抄完再帶回來,那時因為這樣的保護措施,也拿到很多、很好的稿。

那些匿名的作者,當時不能說,現在可以公開了,像是台大教授林鐘雄。當時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物價飛揚,誰來分析其間的財政風險。所以他用孫建國的假名,從《台灣政論》創刊號一連寫了三篇文章,篇篇理路分明。創刊號寫了〈當前台灣經濟的危機〉,第二期加寫〈台灣的經濟問題還是繫於政治的決策〉、第三期再寫〈小老百姓看大鈔〉,當時已經開始印大鈔了。而孫建國就是已故台大教授林鐘雄,他先是催生《台灣政論》的人之一,1978年還和陳永興、鄭欽仁、李永熾等人一起催生《八十年代》。

後來成為連戰重要智囊的台大政治系教授蔡政文,當時也是《台灣政論》的匿名作者群之一,他的筆名叫陳卯龍,題目是〈戴高樂─法國民主共和制度的維護者〉,刊在第二期,他筆下的戴高樂,雖然跟蔣家父子一樣,被認為獨裁,但是戴高樂是依照民主手段獲得政權,任內還推動實施直接普選總統,並且身體力行,以民意為其個人進退的依歸,在一次公民複決案的投票中未獲多數通過,投票結果揭曉後,隔天就宣布辭去總統職務。

大家都熟知的左派蘇慶黎,在《台灣政論》不但自己動筆,還邀約台灣其他左派作家一起提供不少國際觀察或憲政研討的文章。例如創刊號那篇〈看美國的外交動向〉,作者陳新君就是蘇慶黎,她在第二期又寫了〈印度的政治危機〉,第三期出現一篇〈從美蘇太空合作看美蘇的和解─兼論索忍尼辛對美國和解政策的痛斥〉,作者是陳白新,那是蘇慶黎的另一個筆名。那時候也因為有了她,許多左派人士也紛紛投入,幫忙寫文章,所以創辦《台灣政論》是台灣政治的氛圍與時局所致,加上許多貴人的幫助才有《台灣政論》。

後來創辦《夏潮》雜誌的蘇慶黎,她是日治時代台共主要領導幹部蘇新的女兒,父女都是台灣公認的左派。跟蘇慶黎比較接近的陳鼓應,也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以「張聲」為筆名,為《台灣政論》第五期寫了〈早日解除戒嚴〉,那篇以細膩的文筆、清晰的理路批評幾十年戒嚴的台灣,卻是歌舞昇平,久已西線無戰事,而人民依然長期在戒嚴法令管制下,受到思想言論自由的箝制,以及泛濫羅織、重刑伺候的叛亂刑罰,彷彿所謂「你要叛亂,我就亂判」的流行笑話。

當時才從政大畢業不久的王拓,也以他小說的筆調,寫了〈小事情所反映的大問題─八斗子所見、所聞、所思〉,文情並茂,拆穿了基隆八斗子漁港人士在蔣經國訪問前後的種種虛偽作假,我後來從他的一些作品中強烈感受到這位年輕人對於鄉土的熱情,再觀察他待人接物的平實親切,我曾經一度鼓勵他出來從政,那是極少數我會鼓勵從政的年輕人,後來他於1978年在基隆參選。

紮根基層,長年關心勞工、農民的黃順興,也在第三期寫了〈從農會選舉看民主法治〉,指控農會上級單位農林廳在農會總幹事的聘任程序上,如何不尊重農民選出的理事會。這項議題隨後並有多篇討論,將國民黨「越權牽紅線」、省政府「亂點鴛鴦譜」的醜態公諸於世,進而凸顯民間團體在戒嚴體制下的發展困境。

以《夏潮》雜誌為主的左派作家這麼支持《台灣政論》,非左派的人士也是如此,甚至對於人權、工農的關懷也不輸所謂的左派。無黨籍前輩郭雨新在第四期寫了〈被遺忘的社會〉,報導當時只有在選舉季節來臨時才會被記起,平常始終被忽略、被遺忘的社區─眷村。這位受日本教育,漢文只有一段私塾訓練的所謂國民黨口中的「偏激人士」,卻能對蔣經國所遺忘的眷村問題深入探討。

可見就像當初大家所說的「左右統獨都投稿、本省外省都動筆」,所以我現在回想起來,《台灣政論》當時能夠那麼轟動是其來有自。

老康口述史:郭雨新的最後一戰

  • 播出時間: 2018-01-24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1975年郭雨新與黃信介合影(邱萬興 攝影)

    1975年郭雨新與黃信介合影(邱萬興 攝影)

    1975年郭雨新與黃信介合影(邱萬興 攝影)
  • 康寧祥在郭雨新告別式講話

    康寧祥在郭雨新告別式講話

    康寧祥在郭雨新告別式講話
  • 郭雨新告別式公祭

    郭雨新告別式公祭

    郭雨新告別式公祭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立法院選舉,二戰後的那一次立委選舉,在台灣也有選,到了1972年則有第二次的選舉,但是這兩次都是「增額」立委選舉,也就是選出的立委都是終身職。真正第一次「補選」的立法委員,是三年一任的立委,當時我就是競選三年一任的立委。而那時的選區分成:台中以北、台中以南以及台北市。

        郭雨新先生在1975年競選第二次三年一任的立法委員,我在那一次也參加了,那一次台北市還是一個選區,而郭先生參加的是台北縣、基隆、宜蘭,蠻大的一個選區,宜蘭當時三十幾萬不到四十萬人,基隆也差不多,最大的是台北縣,可以說幅員廣大。參加這種大選區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不是那麼容易,但是因為他是台灣政界的一位大人物,所以全台灣甚至國際媒體,幾乎都把目光放在郭先生身上,關注他的這一席選戰。

        國民黨則是非拉他下來不可,在他的家鄉宜蘭,提名了縣議會議長邱永聰,還全面動員「打郭雨新,挺邱永聰」。連小學生都被交待要回家拉票,買票、做票更是路人皆知。那時正好是《台灣政論》第五期出版,我也正在選舉,不過,為了郭先生的選舉,雜誌社可以說傾全力幫他助選。總編輯張俊宏負責文宣,副總編輯黃華則幫忙找資料、寫講稿,還陪著他上演講台,另一位副總編輯張金策是宜蘭人,負責郭先生台北縣的選舉。此外,也有一些台大學生組成學生團,還穿著台灣大學的校服幫忙發傳單,以破除國民黨傳播有很多「地痞流氓」在幫郭雨新的說法。

    這些大學生包括:林正杰、范巽綠、謝明達、蕭裕珍、邱義仁、吳乃仁、周婉窈…等人。可見黨外是傾全力幫忙郭雨新。但是開票結果,郭雨新落選了,更不可思議是整個選區出現八萬多張廢票。開票當晚有一萬多人聚集在宜蘭縣政府前抗議、示威,幾乎要發生暴動,但是郭雨新全力安撫,才平息當天晚上的暴動。《台灣政論》的法律顧問姚嘉文與林義雄,在選後幫郭雨新打選舉官司,他們把競選過程跟選舉官司寫成《虎落平陽》一書,從書當中,可以看到國民黨種種選舉舞弊的惡行惡狀。

        落選對幾十年在台灣打拚的郭雨新來說,是很大挫折,所以他決定離開台灣,在國賓飯店老闆許金德以及吳三連的連保下,順利離台。那時候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很多,看到這樣一位從台灣來的政界大老很高興,因為他剛離開台灣,對台灣政治情況很瞭解,資料也很多,而且他在台灣的辦公室還留著,辦公室的秘書是陳菊,所以,郭雨新在美國發行了一份《快訊》雙週刊。只要兩個星期,台灣的消息就可以傳到,也讓台灣留學生相當興奮,因為過去台灣的消息時常要三個月、甚至半年才能傳到,而且許多訊息還遭到扭曲,而《快訊》的台灣消息卻是又快、又準。

    於是警備總部緊張了,開始徹查是誰幫忙傳遞消息,查出原來是陳菊透過艾琳達找到在台灣的外國留學生,利用這些留學生每三個月必須出境一次的機會,幫忙傳遞台灣的消息給《快訊》,於是陳菊就被抓了。我在《台灣,打拚》回憶錄裡就寫到了,如何透過美國大使安克治營救陳菊的經過。

        1978年蔣經國要競選總統,留美學界也簇擁郭雨新出馬角逐,郭雨新於是在美國宣布跟蔣經國競選總統。消息傳回台灣,國民黨找到當初連保郭雨新出國的兩位保證人居中阻止,然而,郭雨新在競選過程中說:「台灣人不必永遠做國民黨奴才,也可以立志當總統」,這是多麼響亮,也是長期要求台灣人尊嚴的政治目標,造成很大轟動。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黨外菁英被逮捕,他和其他海外同鄉團體組織以及留學生組成「台灣建國聯合陣線」,與國民黨的衝突更大,也更刺激蔣經國,把郭雨新視為「無法容忍的敵人」。

1984夏天,我立委連任落選,前往美國。正好參加郭前輩夫婦50周年金婚紀念。郭先生穿著黑色禮服,還結了小領結,郭夫人則是一襲藍色旗袍,由四位孫女充當花童,緩步走出教堂。當天郭前輩對夫人說的一席話,我聽了幾乎淚下,他說以前年輕時不向權威低頭,忙於政治運動,冷落了太太,從今以後要好好陪伴太太。

隔年1985年,郭前輩在華府病逝,然而國民黨仍然不太願意他回到故鄉,他的「大體」要經過海關時受到刁難,後來我出面迎回,還組成治喪委員會送他。郭先生的一生值得傳頌,我從他身上也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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