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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口述史:入選《時代雜誌》全球150位未來領袖

  • 播出時間: 2017-11-15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1974年康寧祥入選《時代雜誌》全球150位未來領袖(翻拍自《台灣,打拚》)

    1974年康寧祥入選《時代雜誌》全球150位未來領袖(翻拍自《台灣,打拚》)

    1974年康寧祥入選《時代雜誌》全球150位未來領袖(翻拍自《台灣,打拚》)

今天的「老康口述史」我要跟大家談的是1974年我入選《時代雜誌》亞洲版專刊「全球150位未來領袖」的經過。

1974年7月15日的《時代雜誌》(TIME)發行全球150位未來領袖專刊,美國有50位,其他國家100位,我是台灣唯一上榜的人,我被推薦的原因,在專刊中有一段介紹:「這位有重大影響力的非國民黨人士,出身加油站工人,歷經市議員到立法委員,因為嚴厲批評國民黨政府,已經讓他成為島內台灣人重要的發言人,儘管他一直被官方監視,他毫不畏懼地批判那些1949年以來一直在統治台灣的大陸人。」

那一期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入選者我也簡單介紹一下。美國的這幾位大家應該印象都很深刻,一個是拜登參議員(Joseph Biden),那年他才31歲,後來被歐巴馬總統延攬為副總統競選搭檔,後來當選副總統。一個是艾德華.甘迺迪 (Edward M. Kenedy) 參議員,還有一位是柯亨(William S. Cohen)眾議員,他在「水門案」的眾院調查中大受肯定,後來成為柯林頓總統的國防部部長。

在亞洲有日本明仁天皇(Akihito,當時為皇太子),當年他40歲,還有石原慎太郎,他在一橋大學唸書時就以《太陽的季節》獲得1956年芥川賞,是有名的小說家,1968年以三百萬票當選參議員,做過東京都知事。還有一位是菲律賓的艾奎諾(Benigno Aquino),他當時被馬可仕總統關在牢中,1969年他是反對黨自由黨的秘書長,很多人都認為,只要他出獄,將是馬可仕最大的挑戰者,也一定會當選菲律賓總統,但是沒想到他從美國回到菲律賓時被暗殺。

《時代雜誌》選拔全球150位未來領袖的條件,第一個是年齡,必須在這期專刊出刊前未滿46歲,因為這個條件限制,當時的古巴總理卡斯楚(Fidel Castro)因為超過十一個月,還有巴基斯坦總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超過半年,兩人都無法入列。其次必須是公共或社會領域的傑出人才,對社會有直接明顯的影響,第三是要求這些領袖與追隨者之間,必須是信任的關係,追隨者對領袖人物有足夠的信任,而不是因為個別受到監視與驅使。三十多年後,這些當年被選出的人物,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對他們的國家、社會留下了一段輝煌的歷史。

這本雜誌出來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一天台灣名音樂家林二從日本回來時打電話給我,說:「老康我不知道你這麼偉大。」他說我被選為《時代雜誌》「全球未來領袖」,我當時想都不敢想,還以為他跟我開玩笑。我問他怎麼會知道,他說他在從日本回來的飛機上看到這本雜誌,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看不到《時代雜誌》,因為被新聞局查禁而不能進口,不准在台灣發行。飛機上空姐還特別跟林二說,這是海關查禁品,不能帶進台灣。

不過,兩個月後我第二次訪美,拜訪《時代雜誌》總部,他們在總部頂樓請我吃中餐,接待我的副總編輯跟我開玩笑說:「我知道你在台灣看不到這一期雜誌,所以特地準備十本送給你!」,這十本雜誌回台灣時我偷偷帶進來了,但是到現在一本都沒留下。

接下來我來談談《時代雜誌》採訪我的過程。代表《時代雜誌》在台灣尋訪未來領袖作業的是沙蕩(Don Shapiro),他是《時代雜誌》派駐台灣的特約記者,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在校期間是哥大學生報的總編輯,畢業後就到了台灣,所以在台灣的時間相當長,也認識相當多台灣政治人物,像是雷震、郭雨新、高玉樹等人,對台灣情況相當瞭解。當時新聞局長是錢復,他對錢復也非常熟悉。

那時候沙蕩帶著張廣基到我家採訪,張廣基是著名的戰地記者,參與過金門砲戰,有非常豐富的軍事採訪經驗與知識。他沒有說明要做什麼,進了我家就開始拍照,我還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一個國際大雜誌,居然連我住的八坪大的小屋和裡面的破沙發也要照,而我住家的附近特務也是全天候監控,他們也不在意。沙蕩在台灣尋訪全球未來領袖的作業,也跟其他國家的特派員一樣,遍訪大學校長、教授、社會名流的意見,最後他向紐約總部提出了三個人的名單,一個是外省權貴的第二代錢復,一個據說是台灣最大財團的企業家第三代,但是想不到以無黨籍身分,不斷挑戰蔣介石政權的我,最後被選上榜,《時代雜誌》說我代表台灣人發聲,而台灣佔台灣人口的八成五。

沙蕩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目前還住在台灣,是美國台商協會出版的一本貿易雜誌的總編,還討了一位台灣老婆,甚至我出《台灣,打拚》這本回憶錄缺少了這期《時代雜誌》,他還幫我找到了,所以我很感謝他,否則我的回憶錄會失色不少。

老康口述史:問政三年激起廣大迴響

  • 播出時間: 2017-11-08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 1987年康寧祥在立法院 (邱萬興攝)

    1987年康寧祥在立法院 (邱萬興攝)

    1987年康寧祥在立法院 (邱萬興攝)

今天的「老康口述史」我要繼續跟大家談1973年-1975年,我在立法院向蔣經國所提出的施政內容和預算方面的質詢,所引發的各方面衝擊。上集我談到我和蔣經國在立法院的政治對話,已經不是閣揆對立委的事,而是本土對外來政權、在朝對在野、以及中國與台灣板塊撞擊的發端。

1973年-1975年期間,我與蔣經國的政治對話,起先第一年毫無交集,第二年他開始有信心,可以溫和地面對在野的批評,不像他父親那樣敵我不分。另一方面,我經過鑽研國家預算後,逐漸掌握行政院的問題核心,讓他不能不加以面對。第三年,我的質詢已從數據,擴展到國家資源的分配及施政方向,他與我之間的對話,已經不能應付了事,因為人民都在看。他答覆我提出的問題,同時必須面對我背後的廣大民意,彼此對話進展到這種境界,已經不是單純的立法委員康寧祥與行政院長蔣經國之間的政務議事的質詢問題,對這些問題,如果不能慎重而具體的加以處理,將使他所執掌的外來政權政府,與我背後的本土社會力量開始碰撞、摩擦,甚至會引起朝野關係的緊張與衝突。

台灣史學家李筱峰教授指出:「1972年是關鍵年代,在朝有蔣經國的崛起,在野有康寧祥的崛起,都為台灣日後的政局發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筆。」我想1972年之後的幾年,在我與蔣經國的對話背後,潛藏的是逐漸成形的「在朝與在野」、「外來與本土」、「中國與台灣」的政治板塊撞擊,那才剛開始發端,這是可預見且無可逆轉的趨勢。

當時我承受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注,不分統獨左右,不分本省外省,很多人主動來跟我講問題,提供資料,期待我在總質詢中把他們的議題,當面向蔣經國提出來。而輪到我質詢時,立法院內委員出席率特別高,不管是必須有足夠委員到場簽到的上午,或是出席率一向很低的下午,一堆老委員,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老賊,還有新委員都守在議場,觀看我和蔣經國質詢、答覆的你來我往。二樓旁聽席上,也是擠滿立法院職員與專程前來旁聽的民眾,甚至走道也坐得滿滿的,我的一些選民想要進場,常常不得其門而入。

同在一間研究室,出身寧夏省的魏佩蘭委員,對我在質詢內容上的準備功夫相當瞭解,有一天,她突然對我嘆一口氣說:「立法院如果有十位像你這樣的立委,就會很不得了!」。另外,大議場座位在我隔壁的薩孟武教授也跟我說:「康先生,你要好好努力,大家都期待你。」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我大學時上政治學,都是讀他寫的書,十多年後他成了我的同事,坐在一起開會,聽我在院會中倡言國是,還對我如此叮嚀。

還有齊世英先生,在我1972年進入立法院時,建議我參加預算委員會,兩年後,還曾經邀請我參加CC派幹事的聚會。他為我的《問政三年》這本問政實錄作序時寫道:「在過去三年,因本人與康委員同參加預算委員會,朝夕聚首,所以得能經常聆聽康委員的高見,也增加了對他的認識,康委員不僅精力充沛,真實誠篤,而且對任何問題也莫不盡心盡力,細加研究,下過一番很大的功夫,有時甚至連一個微小的數字都不肯輕易放過。」

而一些採訪國會的記者,也是盯緊我的質詢議題,到處找人做反應,隔天台灣主要報紙無論褒貶,都會有大篇幅的報導,報導之後還會有些議題的延伸討論。

在蔣經國與我的對話當中,他扮演他的開明形象,而我則藉由他的答詢,擴大宣揚我的理念,凝聚社會支持力量,且藉由媒體傳播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讓其中的理念走入社會。一些學術界的禁忌也在我與蔣經國的對話中突破,例如台灣史、中華民國憲法與戒嚴體制、國家預算制度以及國防預算,開始在校園研究,一些非政治性的刊物也開始整理台灣的古蹟、文物,藉由新聞報導文學的風氣,台灣的社會問題、環保問題、兩性問題都逐漸被挖掘出來。甚至文學界也開始反思本土性問題,鄉土文學的論戰更是隨後展開,一股台灣人意識的覺醒在反「中原沙文主義」之中,猶如雨後春筍,在社會許多領域發芽成長。

《問政三年》的出版在1975年的下半年,我拜託張建生先生將我這三年的問政紀錄,整理編輯成冊。張建生筆名是林木松,是我在市議員時代認識的記者,也是李萬居接辦《公論報》以及從政過程的核心幹部。這本32開本,404頁的問政紀錄,售價新台幣100元,那時候國民所得500美金不到,一天粗工工資才新台幣20元,一碗陽春麵才2塊5毛錢,比較當時的國民所得以及物價水平,100元一本應該不算便宜,但是民眾還是紛紛慷慨解囊,尤其後來被查禁之後,銷售量反而大幅成長,幾萬本陸陸續續賣掉了,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加印。

當時很多民眾是為了鼓勵我,才花100元買那本刊載在立法院公報的問政紀錄,其中有的是透過我這四百多頁的「成績單」,認識與他們事事相關,卻又陌生遙遠的中央政府,有的則是在台灣人意識之下,鼓勵我為他們爭取權益,當時他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竟然可以跟「蔣家太子」你來我往,格外讓他們興奮,那是台灣前所未有的政治經驗。

這本《問政三年》公開發行八個月之後,1976年8月31日我接到警總通知,說要查扣這本書,更加遺憾的是,警總查扣美加地區所訂的將近800本的書,郵局還沒收我的郵資一萬多元,一直沒有發還,我一再查詢都得不到任何具體答覆,一直到1976年10月7日漢中郵局才寫了一封信給我,內容是:「台端六十五年(1976)十月二日來局查詢郵寄美國1887號水運包裹一件下落一節,準台北局包裹出口組通知經已於六十四年(1975)12月13日函知,該包裹因故由有關單位扣審在案,敬請查照。」原來是早就被查扣了,拖了十個月才通知。

針對此事,我在1977年6月30日質詢當時的交通部次長王章清,他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在場的郵政總局局長施有強也只能說,要回去「徹底查明」再給我答覆,後來還是沒有答覆。

老康口述史:本土社會對上外來政權

  • 播出時間: 2017-11-01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蔣介石過世後蔣經國積極恢復齊世英黨籍

    蔣介石過世後蔣經國積極恢復齊世英黨籍

    蔣介石過世後蔣經國積極恢復齊世英黨籍

這集節目主題是1950年代台灣選舉不公的狀況,我們先從制度及結構來分析,下週的節目再舉實例說明,發生過那些選舉舞弊或不當的情事。

以結構性而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後,必須形塑正當性,因此必須進行選舉。可是因為沒有中央選舉只有地方選舉,所以地方選舉不管怎麼選,國民黨都可以控制中央,繼續掌握政權,而且因為地方自治沒有法律保障,上級機關可以隨時公布辦法,限縮下級機關,例如:縣、鄉、鎮等的權力。但也是因為只有地方選舉,一旦選輸,國外的觀感會認為國民黨沒有取得人民支持。因為輸不起,所以國民黨會傾注所有的資源在地方選舉,甚至連一席縣市長的失去,對國民黨當時而言也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為了便利國民黨控制,從外在來看,首先是派系的運作,例如:地方如果原來只有一個派系,就再創造另一個派系,最明顯的就是台南縣,原先只有海派,再創造一個山派,彼此制衡。這是在制度上為何國民黨對地方選舉介入如此深的原因。

那麼就制度而言,有那些問題比較嚴重且不合理呢?國民黨第一個限制的是「政見發表」。因為對國民黨而言,黨籍候選人不太需要政見發表,甚至不必標註自己是國民黨籍。在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反對黨人士因為沒有黨可以代表,所以是無黨無派的無黨籍,而國民黨籍似乎也沒有表現出有黨籍的樣子。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透過選監制度,軍公教的動員,以及所掌握的資訊等等,再加上司法制度的配合,進行比較有利的選舉。

可是對於無黨籍台灣政治菁英而言,政見發表會是非常關鍵的,他們必須透過政見發表會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所以國民黨的限制就多了,例如:公辦和私辦分開,且私辦在前,公辦在後,因為怕最後的造勢會太大,或是規定一天只能辦幾場。早在1950年代限制就很多,譬如:不能隨便批評政府,這些都變成是對選舉言論的管制。原本攻擊對手的言論,應該要進入訴訟,但是以前是由選監單位來認定。包括印製的傳單要經過同意,要列入選舉公報的政見也要審核,連在政見發表會上表達的言論也要同意,否則可能講到一半就被禁止。

第二個更嚴重的是「選監制度」。選舉的監察制度是很重要的,選監制度包括事先、事後檢驗票匭的票、選票上的蓋章合不合法、資格對不對、有沒有冒名頂替等等,這些都是選監委員重要的工作。當時雖然台灣只有國民黨一個大政黨,但還有兩個掛名的在野黨:民社黨和青年黨。如果選監委員可以採取政黨推薦,像李萬居是青年黨、楊金虎是民社黨,他們就可以透過政黨的系統來推薦,但是國民黨偏偏不要,而是將選舉監察員限於三種人:各機關學校團體教職員、民意代表以及地方公正人士。不過,地方公正人士仍要由國民黨組成的監察小組認定是否合格。

而眾所週知,當時90%以上的學校教職員是跟國民黨有關或是擁有黨籍,而民意代表也是國民黨居多,所以只剩下地方公正人士,但所謂地方公正人士又不能有批評政府行為,但這又是反對黨人士最容易觸犯的,也因此很難被選進選監委員,所以選監制度是個嚴重的問題。高玉樹甚至在第二次當選台北市長前的那一次選舉,因為不讓他推薦選舉監察員,憤而退出選舉,後來因為又獲得同意才恢復競選。

當然,可以推薦不一定代表成功,但都不行就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過程中曾經有一度改為候選人平均推薦,感覺上好像很合理,先不論國民黨人多、無黨籍人少,但重點是提出的人選還是要經過審核,不是推薦就可以,所以結果可能變成能推薦的人有限,除非是已經當上民意代表的無黨籍人士,但是這個比例就非常低。

第三、是司法不公的問題,司法在中華民國選舉史上扮演的角色,有一段時間是有些困難,縱使發現有選舉舞弊現象,但在1950年一直到1970年代,要告贏的機率非常低。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在於整個票箱開票的結果要如何認定。在1970年代去看選舉開票還要帶著紙和筆,去抄得票數,然後各候選人自己加總,看是否與選舉事務所開出來的一樣,偶爾還是會有出入或是開不出來,甚至到了1990年還有開不出來的狀況。

司法不公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當我們拿出事實,找出舞弊的情況,還是不處理。例如:1957年在高雄縣的選舉,正在進行開票核對,當時原本是候選人余登發領先,但最後幾個投票所開出來後卻翻盤,因此,余登發方面就要求公布沒有投票的名單,結果被法院拒絕。還有就是投票所投票率已經高達九成以上,應該快投完了,但投票所外面還排了好幾百人準備投票,因為太明顯了所以法院認定有瑕疵,可是基本上也無法告贏,因為選舉有好多個投開票所,單一投開票所的票不影響當選結果。

最後就是透過軍公教系統不當助選及動員。記得在我小學2-3年級時,學校朝會時,校長公開推薦某一候選人對地方貢獻很多,請學生回家告訴父母投票給他,這是一種動員的方式。第二種是輔助投票。台灣的選舉在當天都會放選舉假,台灣省政府當初以戰爭疏散的理由遷往台中,可是大部分台灣省政府的公務員,戶口還在台北,所以就在某一年選舉時,只要返回台北投票,每人除了可以得到免費火車票兩張,還可以獲得「出差」待遇。這些都是常見的不當助選情況,更何況還有配票等等。

老康口述史:針對政黨法向蔣經國提出質詢

  • 播出時間: 2017-10-25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在立法院質詢 (邱萬興攝影)

    康寧祥在立法院質詢 (邱萬興攝影)

    康寧祥在立法院質詢 (邱萬興攝影)

上集節目談到我在總質詢時,向蔣經國提到國家預算的調整、教育預算的問題、以及社會安全的缺點。而在那一次質詢當中,我還針對國內政治還有政黨法的相關問題提出質詢。

行政院在施政方針中提及兩件事,第一、使政府成為一個為民服務的廉能政府,第二、使社會成為一個自由、平等、法治的開放社會。因此,我在質詢當中表示,一個號稱民主憲政的國家,如果不能步入政黨政治的常軌,沒有強力在野黨的督促和批評,單憑執政黨的自律、自治,要使政府成為一個為民服務的廉能政府,談何容易。而一個強而有力的在野黨都無法產生的社會,能夠稱為一個自由、平等、法治的開放社會嗎?我更進一步指出孫中山先生對政黨政治的明示,他說:「黨之用意,彼此助政治發達,兩黨互相進退。得國民贊成多數者為在位黨,起而掌握政治之權;國民贊成少數者為在野黨,居於監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適當與否。」又說:「一黨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時,而世界狀態,變遷無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為此,我向蔣院長呼籲,明智的政治領導者,為國家前途、為民族將來設想,應迅速制訂「政黨法」,早日促成強有力在野黨的產生,共同為國家民族的福祉貢獻。

第二,我要求蔣院長重新確定台灣歷史的價值與地位。我在質詢中指出,1895年甲午割台,先民反抗異族統治,前期的武裝抗日被殘殺迫害、犧牲甚大,中期以後正值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掀起全世界民族運動,台灣先賢蔡惠如、林獻堂等人結合島內外的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轉而向日本展開政治鬥爭,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六三法案,而形成持久而有力的自覺社會運動。(一)、「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始於民國九年(1920年),在先賢蔡惠如、林獻堂先生的領導下,發動全島名流、民眾簽名,推派代表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前後15次之多,其宗旨在要求日本政府在行政上把台灣作為特別地帶,設置具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台灣人議會,表面上是要求符合自治,其實是想要擺脫日本統治的民族運動。(二)、「文化協會」成立於民國十年(1921年),與會人士堅信台灣民眾知識的營養不良,無法使台灣人達成締造亞洲和平與人類幸福的使命,因此,為了喚醒民族意識,擺脫日本人統治,主張發起一連串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政治運動,發表演講教育民眾,演講次數在民國14年(1925年)、15年(1926年)最多,各達315次,聽講人數11萬7千多人。還舉辦純學術演講,有連雅堂的台灣通史、蔡式榖的法律講座、蔣渭水的衛生管理、還有西洋史、漢文精華、日本經濟、法律與違警罰法。民國14、15年在霧峰林家舉辦的夏季講習會,科目還有中國文學概論、西洋文學史、新聞學、社會學,人生我觀、星座、法的精神、結婚問題等等。影響所及、風氣所至,全島轟動,台灣到處以能聽文化人發表文化講座為榮。

「民眾黨」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於台中成立,主張「實施台灣人之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自由平等。」以現代化的政黨姿態,向日本殖民地政府要求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平等待遇。「地方自治聯盟」於民國19年(1930年)由楊肇嘉領導成立,從事政治改革運動,尤其致力於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所以在民國24年(1935年),台灣首次地方選舉終於在台灣民眾的努力下舉行。我建議,台灣先賢的政治社會運動,爭取人民自治的歷史應編入教科書。

我又另外舉例,民國四年(1915年)八月,西來庵事件(又稱(口焦)吧哖事件),在台灣先烈余清芳、江定、羅俊領導的武裝抗日失敗後,日軍命令所有壯丁老幼全數在郊野整隊,再命令他們拿鋤頭挖壕溝,等壕溝挖好,再將他們包圍起來,下令開槍掃射,然後把他們的屍體掩埋在壕溝內,全村不分老幼,於此全數被剿滅,事後搜捕關係人,判處死刑866人,有期徒刑453人,可是這些人被捕後,從未見過他們回家,世人稱這個事件為『(口焦)吧哖慘史』,其迫害之慘,全島民眾為之氣結 。因此,我主張將日本統治50年,台灣民眾抗日史蹟正式編入歷史教科書,普遍傳授青年學子這段珍貴的歷史。

還有一段地方政治的法制史。我表示,台灣地方自治發展的過程就是一部國民黨治理台灣的政治史。在漫長的28年中(我質詢時為民國63年(1974年)),台灣政治的法制化,對於台灣人民是實際問題而非清談話題。執政黨經常在國內外宣傳,台灣鄉、鎮、市議會代表、議員、政府首長,現在都由民眾選舉產生,台灣省主席以及台北市長也派任台灣人來治理。地方政治既然已經有相當實質的參與,執政黨現在只剩下一道簡單的法制程序,為何不完成以盡全功。「省縣自治通則」已在立法院二讀通過,只剩下最後三讀,全民就可以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訂自治法,省長民選,「院轄市自治法」也應迅速以法律定之,市長民選。

制定「政黨法」催促強有力在野黨的產生,以及台灣自治法制化,這些都可以言明政治責任,建立一個法的統治社會,即使有不同的政治主張,互為興替,促進國家進步,使國家名器為大家所有。重新調整國家預算的分配,可以使國家政務面對現實,而做必須、正常的發展,如此,國事必日趨健全,全民可共享和平、樂利、幸福的生活。我們確認台灣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地位,對全民感受外來政治的迫害和犧牲,表達敬重與歉意,從而激起愛鄉、愛國的精神,如此,全民的生命與國家命運密切結合,國家民族的前途必定樂觀而光明。

當我講到抗日情節時,立法院議場鴉雀無聲,一群年邁的立委像小學生聽老師講故事一般,聽我講述台灣先人可歌可泣的過去。我說完後,蔣經國親自上台答覆,除了讚賞之外,很乾脆的說:「經國非常贊同康委員方才提出的建議,把台灣同胞轟轟烈烈的戰鬥事蹟編入教科書中,使一般青年能夠知道當年台灣同胞如何反清、抗日、反共」。

這些都是我在民國64年3月5日第一次以對統治者的不滿和期待,與蔣經國做全面的政治和歷史的對話。

老康口述史:赴港交流取經 惡補中國研究

  • 播出時間: 2017-11-22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的香港入境許可證

    康寧祥的香港入境許可證

    康寧祥的香港入境許可證
  • 康寧祥的香港入境證還另外附上一份警示文件

    康寧祥的香港入境證還另外附上一份警示文件

    康寧祥的香港入境證還另外附上一份警示文件

今天跟聽眾朋友談的是我跟國際媒體的接觸,到香港的訪問,以及如何將台灣真實的聲音傳達給國際社會,同時也聊聊在資訊封鎖的年代如何觀察中國大陸及中共的政策。

當時因為是戒嚴年代,媒體受到很大約束,不只國內的新聞媒體,國際的新聞媒體也把辦公室設在香港,在台灣只雇用特約記者,遇到台灣有大事才派特派員,或是不定期到台灣進行採訪。這些媒體包括:《新聞週刊》、《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美聯社、《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等,會把不定期到台灣採訪的資訊,發送到各自的媒體。七O年代台灣從聯合國撤退,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所以那時他們對台灣一直保持密切觀察。

我當選立法委員大約一年後,每年都會去香港一次,我去香港的目的,首先是與這些國際媒體的記者見面,跟他們一起探討海峽兩岸的關係,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政策與作法,透過他們進行溝通與瞭解。因為在台灣根本無法知道這些中國大陸的政治資訊,因為完全被封鎖。而我到香港的第二個目的,是向中文大學的學者翁松燃、李南雄等人,請教兩岸政策以及中國大陸動向。我還特別拜訪香港媒體菁英,包括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雜誌《七十年代》撰寫專欄的李怡。還有《明報》、《南華早報》、《大公報》、《文匯報》。特別《文匯報》是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一份刊物,雖然份數不多,但是每星期一定有一天幾乎全版刊登台灣最壞的事情,像是妓女、流氓、貪污等等。而每次去香港我一定買盡所有報紙,早上起床就把七、八份報紙都買全了,坐在茶樓一次看完。

可是我要申請去香港也碰到一些阻礙,第一次申請去香港,不到一個禮拜,研究室與我同在三樓的資深立委吳延環跟我說:「小康!你要去香港呀?」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你不要去啊!」我問為什麼?他說:「依你這種政治立場與背景的人去到那裡,如果失蹤或被共匪綁架,那國民黨跳到淡水河也洗不清。」我說:「有那麼嚴重嗎?」他說:「反正你去不了。」我聽他這樣說也無可奈何。隔了兩個多月,吳延環有一天見到我又跟我說:「小康!香港你可以去了。」我還奇怪為何兩個月前不行,現在又可以了。他說:「有一個人從香港回來,下星期我們一些立法院同事要請他吃飯,他也是立法委員。」我問:「他是誰?」,他說是資深立委許孝炎。

我後來才知道,許孝炎在八年抗戰期間,掌管統戰文宣,當時各大媒體包括中共的新華社都是受他管控,新華社當時由周恩來主持,等於周恩來是受他管制。蔣介石撤退來台後,許孝炎就被派到香港負責港九地區的文教統戰工作。國民黨在香港的僑務、情報、教育、文宣都有地下單位,他就是總負責人,每年立法院兩個會期才定期回國述職。利用他回國的時候,幾個朋友請他吃飯,那天我也去了,他們幫我和許孝炎互相介紹,吳延環就告訴許孝炎我要到香港去,但是國民黨怕出事,不敢讓我去,問他能不能幫我作保。他馬上說:「沒問題,我幫你作保,你來香港我們還會照顧你。」不到一個禮拜我去香港的申請就核准了。他還特地打電報問我何時去,他會接待。結果我到香港時,他真的派車到機場接我。到香港以後還幫我安排住在九龍彌敦道,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徐亨經營的富都旅館。彌敦道是九龍相當繁華的地方,無論到港邊或是到香港的渡輪口都很近,徐亨還特地幫我打折。

但是我的香港入境證上還附了一張奇怪的文件,貼在我的護照裡,上面寫著「關於 台端申請前來香港一事,該項申請現已獲准,惟 台端必須遵守下述條件:在逗留香港之期間,不得直接或間接代表台灣或台灣政府,且此行為私人性質,不得從事任何致使英國政府為難之活動。茲隨函附上香港入境證乙份,敬祈查收。」我出境國民黨不讓我去,我入境香港就被管制了。而且每次去香港都是「single entry」,每去一次就要申請簽證一次,且每次停留期限只有一個星期,我第一次受到這種限制,不能理解為什麼要這麼做。

到了香港後,我約了一位朋友帶我去看「落馬洲」,這裡是深圳進入九龍的一個海關關口,天還沒亮,一早4-5點時我就到了那裡。為什麼想看這裡,因為香港沒有種田,各類民生用品,包括:蔬菜、肉類、蛋、甚至水…等等,都是靠一台台卡車從深圳運往香港。所以,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經濟開放、人民自由,但是吃用都是靠深圳供給。我就站在香港管制這一端的海關,看著卡車不斷進入,印象非常深刻。

此外,我每天還花很多時間與記者對談,其中兩位比較特別,一位是《紐約時報》香港分社主任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他就是70-80年代《苦海餘生》這本書的作者,還有《時代雜誌》中國問題專家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從他們那裡我學到很多,知道中國的現況以及對台灣的態度。除此之外,我還拜訪了施叔青,她是李昂的姐姐、鹿港的才女,那時他在香港政府擔任香港文化中心主任,能夠受到英國政府的重用相當難得。她的夫婿席林(Silln)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當時是美國銀行香港分行副總裁,負責研究中國財經政策與媒、鐵、能源、森林及農漁資源的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中國企業經營與西方企業經營的不同,中文很好,我每次去香港都會與他們夫婦聚會,也從他們那裡得到很多資料。

我在香港還見到雲林出生的廖本懷,他與「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同宗。香港從中國大陸過去的難民很多,像調景嶺這些地方,難民們沒有地方居住,英國政府為了安頓他們,就蓋了許多社會住宅,1-20層樓,曬衣服就像萬國旗,到過香港的人一定印象很深。而香港總督府的首任房屋司司長就是廖本懷,後來做到政務司司長,等於香港政府的行政院長。我認識他之後還曾邀請他回台晉見當時的總統李登輝。

這些國際人士、媒體記者,或是台灣到香港的菁英,我認識他們很早,這對我身為立法委員也好、或是反對派的政治活動家,都是很好的學習,得到很多資訊,也對我瞭解中國大陸情況有幫助,這是我比別人幸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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