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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口述史:台北市議員期間參與之公共事物

  • 播出時間: 2017-09-20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今天要談的是我在台北市議員期間所參與之公共事物,以及與台北市民以及當時民選市長之間的互動關係。

現在大家在討論什麼黨產和附隨組織,我這裡有份我在市議會質詢的資料,我就把市政府經費與人事公開的部分,我把有關執政黨地方黨團經費,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的情形,在台北市政府六十一年度的預算中一一找出來,包括: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名義,支用二百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加強社會教育改造國民生活運動」名義,支用四百三十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社會團體獎勵」名義,支用四百五十萬八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戲劇比賽」名義,支用四十四萬四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一科以「一般民政」名義,支用二十九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二科以「民俗改進與宗教管理」名義,支用一十二萬七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二科以「區里組織及訓練」名義,支用七十三萬五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三科以「推行地方自治」名義,支用七十七萬元。民眾服務站在地政處第二科以「執行漲價歸公」名義,支用一百萬九十二萬二千元。民眾服務站在財政局第三科以「稅務管理」名義,支用四百五十四萬三千元。民眾服務站在社會局第一科以「勞工行政」名義,支用八萬八千元。民眾服務站在社會局第六科以「機關團體補助」名義,支用七百九十六萬六千元。以上光是地方黨部全年由市政府預算支用就高達二千七百七十五萬三千元。其它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預算當中執政黨的支用情形更不知如何。這些資料我在當立法委員時,也交給行政院長蔣經國請他去調查。

而有關人事公開的問題上,台北市政府一個非執政黨員的公務員要想當一個科室的股長,或一個非執政黨員的國民小學教員,要想當學校的教導主任,我想是不會被考慮的。至於科長、主任等職位更不用想。這種現象在省政府、縣市政府、以及各公營機關皆是如此。現在討論的黨營機構、附隨組織,國庫通黨庫的問題,我在民國六十一年的市議會當中就提出來了。後來到了立法院也當著蔣經國的面提出。

民國五十六年,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六鄉鎮包括:士林、北投、木柵、景美、內湖與南港就併入台北市。老的台北市面積就像現在新加坡一樣,但併入的六個鄉鎮在當時都是荒郊野外,台北縣也都是偏鄉地區,村落普遍落後與貧窮,因為道路如果沒有開發,城鄉就很難融為一體,也沒有任何都市開發計畫。當時羅斯福路兩旁都是違章建築,特別是軍眷住宅,市長高玉樹要開發羅斯福路就碰到民眾反抗,他直接找總統報告,由總統下令就沒人敢反對,才順利開通羅斯福路。

可是都市人口從原先50~60萬人,一下增加到100~200萬人,污水及垃圾處理等都是大問題,針對舊社區的整頓與開發,我接下來講幾個例子。像我從小居住的地方也是很落後的地方,我就特別拜託高玉樹,看能不能把托兒所、圖書館、以及民政局的區公所服務中心、衛生局的衛生所…等,都撥一點錢,集結起來在當地蓋一棟六層高建築,用來容納這些機構。所以在高玉樹的幫忙下,我們那裡第一棟六層樓建築就是我爭取來的。我所居住的莒光路附近,以前都是稻田,違章建築與豬舍充斥,環境又髒又亂。也是在我的爭取下開通了莒光路。環南市場就是以前西寧南路的中央市場,中央市場是日本統治台灣時興建,主要供應當時台北50-60萬人口所需。但是蔣介石從中國大陸帶了200萬軍民到台灣,一下子要提供這麼多人日常所食,中央市場就開始不敷使用,周圍多出了許多賣魚、賣肉、賣菜…的地攤,造成交通混亂,但也無從取締。等到我當市議員後,許多人來拜託我想辦法解決這樣的雜亂無章,我就跟高玉樹說,三號、四號水門外的河灘,與其空著長草,不如花一點錢設置一個臨時攤販集中場,把中央市場周圍的幾百個攤販都移到那裡。結果順利推動,當地市民對我也十分感謝。

另外,沿著水門的環河南街,我外祖母就住在那裡的違章建築裡,當時為了拓寬道路,有60-70戶要拆遷。其實當地居民願意配合搬遷,只是都不識字,不會填補償的單子,我外祖母就跑到我家找我來幫忙。我把大家都叫來,差不多花了四天時間幫他們填申請表,附近違章建築的居民都很感謝的說「紅玉(外祖母名字)出了一個好孫囉!妳真福氣!」

最後我要說退出聯合國,蔣經國組閣的事情。1971年10月,國民黨退出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當時國內外情勢艱難,首先是長老教會與彭明敏提出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質疑,《大學雜誌》也要求「回歸現實,革新保台」。1971年12月7日,台大體育館舉行「中央民代應否全面改選」公開辯論,對辯的雙方一個是陳少廷教授,一個是台大訓導長周道濟。在這種壓力下,蔣經國要上台也勢必要有一番新作為。所以他採取了兩個作法,第一個是採取較開放的政策,提拔台籍人士入閣。包括高玉樹做交通部長、徐慶鐘做行政院副院長、林金生做內政部長、連震東、李連春、李登輝擔任政策委員,台灣省主席與台北市長分別由謝東閔與張豐緒出任。此外,當時在軍中,台籍人士最多只能做到上校。高雄出身的客家人郭宗清上校,原本再過幾個月就要退休,結果拉了一艘驅逐艦讓他當艦長,有了帶兵經歷就可以升少將,後來他一路做到國防部副部長、海軍上將以及駐巴拉圭大使。大法官則挑了當時才41歲的翁岳生,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法官。

蔣經國的另外一個作法是為三個國會增添新血,增加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預定選出119人,分為台灣地區直接選舉以及海外遴選兩種,直接選舉部分,國大代表53人,立法委員36人、監察委員10人,海外遴選部分,立法委員15人、監察委員5人,這次增加的名額分別只佔三個國會的6%~10%。

在蔣經國面臨內外交迫,不得不「開放」的背景下,美國WTTV電視台派一組人到台灣訪問,主持人Ungersma一下飛機就指定要訪問我,新聞局很奇怪他為何要找我訪問,他說別人告訴他,與康寧祥談話可以得到很多訊息。我跟他說了三點:第一、這次入閣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人最欣賞的人才,新政府如果能夠大力啟用有膽識、有氣魄、有能力的台灣人,將更能獲得全民的擁戴,並將因此使政權更形鞏固。第二、擴大民主政治的基礎,為了增強老國會的活力和發揮政治上的制衡力量,今年(1972年)年底將舉行國會議員的大選,但據報載,議員名額將有大幅度的刪減,這不是一個開放進步的內閣所應有的政治措施。第三,由新內閣位置的配置可以看出,政治領導者對台灣人的參與決策,還不能具有充份的信賴感,既然維持台灣的安全與生存是大家共同體認的首要問題,彼此更進一步的信賴與合作是必要的。

老康口述史:兩位影響深遠的前輩─郭雨新與齊世英

  • 播出時間: 2017-09-13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與齊世英於梨山天池蔣介石行館合影(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與齊世英於梨山天池蔣介石行館合影(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與齊世英於梨山天池蔣介石行館合影(康寧祥提供)
  • 無黨籍人士的大家長郭雨新先生(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

    無黨籍人士的大家長郭雨新先生(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

    無黨籍人士的大家長郭雨新先生(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

一個人的一生當中,總是或多或少接受過別人的幫助以及提攜,我當然也不例外。今天節目我想要談談在我從政過程中,對我幫助和影響很大的兩位前輩,那就是郭雨新先生和出身東北的「鐵老」─齊世英先生。

從當選台北市議員開始,我就真正開始介入台灣的民主政治,而在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我想先談談對我影響很大的兩位先生,這樣大家才會比較清楚,為何我這樣一位初出茅蘆的市議員,會對高層政治有所瞭解。首先我要談的是郭雨新。

郭雨新在我1980年第一次訪美歸來,已經獨力維繫台灣無黨籍陣營快十年了,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受挫後,零零星星的反抗組織及運動陸續被破獲逮捕,像是蘇東啟等人的雲林事件,林水泉、顏尹謀、許曹德等人的「全國青年團結聯盟促進會」事件等等,一抓就是好幾百人,偵訊過程又是嚴刑拷打、無所不做,現任雲林縣長蘇治芬的父親蘇東啟就是被情治單位獨自監禁十一年,以至於出獄後三個月眼睛畏光,嘴巴也無法與人交談,他在牢中所遭到的非人道待遇不難想像,他就被關在一間暗無天日的黑牢裡,每日所食由牢門下方的小洞送進,因此眼睛長久不能見光,而在被拘禁的十一年中,也沒人跟他說話,使得說話功能退化。依照林樹枝先生《出土的政治冤案─台灣1947-1985》一書的非正式統計,蔣介石父子的政權總共在台灣槍斃政治犯256次,判刑坐牢六千人。這些被逮捕、坐牢的政治犯,如果有什麼事情,都是由郭雨新來招呼、照顧,所以他很辛苦。

郭雨新雖然有省議員身份,但情治單位對這位無黨籍人士的「大家長」,卻好像當做囚犯一般軟禁、長期跟蹤。前後長遠四年期間甚至是二十四小時輪班監視,在他台北市的寓所、或是回宜蘭老家,走到哪裡都有特務環伺。1973年郭雨新要競選監察委員,我陪他去全島拜訪,一路走,特務就一路跟,我們前腳才剛離開所拜訪的省議員家,特務後腳就進去威脅恐嚇。有一次我們全家去宜蘭拜訪郭雨新,車子從台北出發,就有一輛車緊跟在後,經過「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下山後還在跟,一直到快到礁溪岔路的圓環附近,竟然有另外一輛車等在那裡交接,然後繼續在宜蘭跟蹤,等到我從郭雨新家打道回台北時,又有一輪車等在圓環那裡等著交接,我就故意叫司機在圓環繞三圈,他們也跟著繞三圈,然後一路跟到台北。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我跟太太說,我希望她能諒解,我們最多就生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就好,因為如果我有什麼萬一,兩個孩子她也養得起。

1972年我在當立法委員時,有一次我私下問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高玉樹,政府到底有沒有在「電話監聽」,他說有,電信總局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專門在監聽。監聽分為A、B、C三級,一種是即時監聽,只要是被指定的人,電話一響就會自動接到電信總局的監聽單位「即時監聽」。第二種是把電話掛在錄音機上,電話一響錄音機就開始錄音,二十四小時整理一次紀錄,這通常是針對所謂「三合一敵人」,黨外、台獨及共產黨人士就是屬於這一級。還有一種也是二十四小時掛在錄音機上,但要等到有需要的時候才調出通聯紀錄檢查。這種隨時要面對跟蹤與監聽的生活是很緊張的。

第二個我要談的是東北籍的齊世英先生。齊世英起初考入日本東京一高預科,後來轉入金澤四高,再獲保送京都帝大哲學系,後來又轉往德國求學,先後進入柏林大學與海德堡大學研讀哲學、經濟,1925年回東北加入郭松齡陣營與張作霖作戰,兵敗逃亡,後來到南京成為蔣介石重要幕僚,也幫國民黨成立東北黨部。我當選立法委員後寫了一本《問政三年》請「鐵老」齊世英幫忙寫序,他就真的幫我寫,那時候誰敢啊!而且鐵老是CC派的頭頭,國民黨視他如仇敵。我進入立法院後請教鐵老應該參加那一個委員會比較好?他回答,加入那個委員會都行,但如果是預算委員會就能知道國家全盤政策,因為各委員會預算都要和預算委員會一起聯席審查,如果要管理政府,就要知道全盤情況。

齊世英在重慶時自力創辦《時與潮》雜誌,就跟後來50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一樣,他跟雷震,還有台灣本土菁英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許世賢等人合組反對黨,很多人奇怪這些從中國大陸來的人跟台灣這些本土菁英怎麼合得來?因為雷震是東京帝大、齊世英是京都帝大、吳三連是一橋大學、高玉樹是早稻田大學、李萬居是在台灣接受過日本教育後到巴黎大學,許世賢是日本婦女婦產科大學,因此這些人都會說日語,都有國際觀,在當時的台灣或是大陸,都是第一流的人才,能夠湊在一起也是奇緣,不過可惜沒有成功。

高雄事件受難者家屬動不動就找郭雨新先生,郭雨新跟這些大陸來的統治高官並非全都熟識,只好找「鐵老」,而齊世英先生就很認真的幫忙,甚至借錢給他們。「鐵老」對我的照顧很多,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也值得大家尊敬與感謝。

老康口述史:第一次訪美

  • 播出時間: 2017-09-06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在群眾大會上演說照(邱萬興攝)

    康寧祥在群眾大會上演說照(邱萬興攝)

    康寧祥在群眾大會上演說照(邱萬興攝)
  • 康寧祥照片 (邱萬興攝)

    康寧祥照片 (邱萬興攝)

    康寧祥照片 (邱萬興攝)

上一集說到要談談我的兩個第一次,但是因為節目長度的關係,只談到了第一次與蔣經國會面的經過,今天要繼續談我的另外一個第一次經驗,那就是訪問美利堅共和國。

那時候的飛機很小,坐的人也不多,當時從台灣到美國,是由台北松山機場出發,經東京、夏威夷到舊金山、芝加哥然後才到華盛頓,需要很長的時間。我訪美的第一站是到東京,到東京我最想看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校門─「赤門」,因為從小我父親老是提起東京大學出名的三位台灣「秀才」,分別是陳逸松、楊基銓與劉明朝。可是想不到我第二天要去看「赤門」時,卻遇到日本學生暴動,封鎖了「赤門」,附近的辦公室和教室都停擺了,而且他們的學生都是學生運動的老手,很厲害,對於第一次出國的我來說相當震撼,因為像這樣的暴動在台灣一定會把學生抓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離開東京後就到了夏威夷, 1970年的夏威夷就像人間樂土,風情優美、空氣新鮮還有美麗的海洋,在那裡我看到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被背叛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的作者,他曾在駐台美國領事館工作,對於228事件有很詳盡的報告。他問我是如何當選,還說台灣能夠選舉也不錯,還問我228的事情,我說我有印象,但大概的情況不知道。

在夏威夷待了2-3天後,又飛往舊金山,到了舊金山後我想看的是柏克萊大學以及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從台灣出發前,我在美國駐台新聞處填表,此行準備看那些主題,我就填了這裡。結果我到柏克萊大學時看到一場更大規模的學生反越戰示威,校內研究原子能的大樓門窗都被學生用石頭打破,我也想了解學生運動,就請護送的翻譯幫我安排跟學生會會長見面,結果那位會長一見面就說:「我本來不想看你」,我問他什麼意思?他說因為我是蔣介石專制政權下的政治人物,所以本來不想跟我見面,後來看我的背景資料是無黨籍,才試試與我見面。我問他:「你們這樣示威不怕被抓去關嗎?」他說:「我們做這些事早就有這種心理準備。」我繼續問他:「你們經費從那裡來?」他說:「每年註冊,每位大學生都要繳交十美元給學生會。像今天示威的經費就從這裡來。第二個就是如果有人收到尼克森總統的徵兵令,不想去當兵,我們就幫忙他跑到加拿大。」哇,這個更嚴重了,在台灣絕對不被容許。另外,他們也收集徵召令,一袋袋寄到白宮給尼克森總統。

我又問學生為何他們主張「師生共治柏克萊」?我說學生是來學習的,學生要跟老師共同治理學校,而且決定學習那些學科,有那個能力嗎?他承認他們沒有那個能力,但是他們可以利用收來的經費,聘請專家、顧問來規劃、安排適當的課程,還有學校的管理未必合理,我們也需要外部意見。我聽了覺得這些倒是合理的要求。後來就到了中國研究中心,他們建議我去看謝偉志(John S. Service)。謝偉志在中國成都出生,在上海美國學校唸完高中,大學教育在加州完成,畢業後通過考試進入美國國務院服務,二次大戰期間被派到重慶,是史迪威將軍的重要參謀,後來隨著美國軍事觀察團去延安見到毛澤東跟周恩來,跟中共領導階層建立了關係,後來在「麥卡錫主義」風暴下,只要與共產黨有關係或是社會主義信仰者都會被圍剿,他遭到參議員麥卡錫的指控,被捕入獄,一度還流落到工廠做工,後來才在朋友的幫忙下在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當圖書館館員。謝偉志告訴我,他當時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呼籲,對中國的處理不能只把心力投注在蔣介石身上,也要重視毛澤東,否則將來中國和美國的發展會產生問題。隔天我又去跟他講了一個早上,他跟我分析毛澤東與蔣介石,之後我就離開柏克萊。

離開柏克萊之後就到了芝加哥,選定的是黑人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已經過世兩年了,他們安排我去芝加哥南邊一間戲院看黑人做禮拜並且聽Jesse Jackson牧師的演講,後來Jackson牧師也代表黑人參加民主黨總統選舉,他當時發起了一個「麵包籃」行動(Bread Basket Operation),我說為何要推動這樣的運動?他們說黑人的生活普遍不好,所以需要別人捐麵包給他們。我當時的想法是美國並沒有想像中的富裕,而且對黑人也並沒有盡心照顧。除了黑人運動之外,我在芝加哥也探討了工會運動,我一進去工會組織嚇一跳,接待我的人斷了一隻手,而從我身邊走過的人有人沒耳朵、有人瘸腿、有瞎眼的或是臉上有刀疤的,我就問說為何這樣?他們說,因為資本家的力量很強,一般低階工人很受歧視且被剝奪,所以他們就興起工會運動,尤其是黑人以及外來移民都是工會裡的重要份子,當時法令規定,只要達到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工人支持,就必需讓工人組織工會,可是工會一組織起來,資本家就受不了,就雇用雙手傷害他們。我聽得很驚訝,原來爭取人權和自由都必須付出沈重的代價。

在華府停留時我說要到波士頓哈佛大學去看中國研究權威費正清,他看到我這位台北市議員很好奇,問我如何當選,聽我講到台灣的民主很興奮也很樂觀,他聽完後說問題不是我想像的這樣,特別是現在我面對的是中國國民黨,將來要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國這個國家朝貢意識很強,除非願意成為下屬國,否則中國文化的攻擊力和包容力很強。當時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後來成為朋友陸續又交談幾次之後才慢慢懂得他的意思。

回到華盛頓後,我見到了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的科長舒史密斯(Thomas P. Shoesmith),我請教他蔣介石的聯合國席次保衛戰失敗了,美國方面對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有什麼安排,他迂迴地告訴我,美國會全力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但現在情勢愈來愈困難,所以民間學者也有人提議「兩國中國」,希望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蔣介石政權進入聯合國,同時也讓中華民國以普通會員國的身份留在聯合國,他跟我透露:「這樣的安排可能對台灣最好,但你們政府一直不肯接受。」為什麼不接受呢?這位中華民國科科長沒說,但我心裡很很清楚蔣介石政權在「漢賊不兩立」的堅持之下是不可能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只是,當時誰問過台灣人接不接受呢?台灣人從來沒被問過,也沒有機會表達。這是40幾年前的對話,那時如果國民黨政權好好未雨綢繆,大概到今天就不會還這樣掙扎。

老康口述史:第一次與蔣經國見面

  • 播出時間: 2017-08-30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拚〉新書發表(邱萬興攝)

    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拚〉新書發表(邱萬興攝)

    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拚〉新書發表(邱萬興攝)
  • 康寧祥名片(邱萬興攝)

    康寧祥名片(邱萬興攝)

    康寧祥名片(邱萬興攝)

今天節目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兩個第一次。也就是第一次與蔣經國碰面以及第一次訪問美國。首先來談談我與蔣經國的第一次接觸。

我當選台北市議員後,接近農曆年時,有一天大清早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傳來老外腔調的台灣話,雖然不怎麼流利,發音卻很清楚地說:「我是美國大使館傅嵐,我們大使要我送邀請函給你,不知道方不方便見你?」我告訴他,我住的地方路很複雜,不容易找,不如我們約在外面見面或者你把邀請函寄過來也可以。他說沒關係,他會找到我家。沒多久,個子高大的傅嵐就騎著一輛150cc的摩托車。仆、仆、仆,沿著狹窄的汕頭街22巷開進來,大老遠就可以聽到摩托車的巨大聲響,民國58年時,在台北要看到一台摩托車還是很稀奇的事,他邊騎邊問我家住哪裡,他人未到,鄰居早就都圍過來了,好奇這位老外要到那一家?沒想到這位老外一開口還是台灣話:「我是美國大使館政治組二等秘書傅嵐,我們政府想請你去訪問美國。」我當下非常詫異,一時回應不過來,他看了我一下繼續說:「你可以考慮一下,決定了之後再聯絡我。」因為機會實在難得,後來我考慮後答應接受邀請。

過了年後,我到台北市議會辦理報到,報到後就附上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函,向議會秘書處提出護照申請,可是送出去很久都沒有回覆,我就詢問議會秘書長,但秘書長兩手一攤,表示並不清楚。期間傅嵐來電催過幾次,他說邀請我訪問美國的預算年度快要過期了,如果我還要去,他們可以申請保留,如果不去要告訴他。我又向秘書處催了幾次也沒有下文,後來美國大使館好意問我,要不要由他們向我國政府打聲招呼,當時我的愛國心認為自己國家的事還要麻煩外人,感覺不舒服,所以我說不用了,再等等看。

就在這樣拖拖拉拉的過程中,本來議會的秘書長對我申請出國的事情不太在乎的樣子,突然有一天一大早打電話到我家,問我早上有沒有空,他派車來載我去見陳主任,我也不知道陳主任是誰,但是我早上沒空,要去大同分局幫一位朋友辦些事情,他說你有什麼事情告訴我,我到大同分局幫你辦,我說不用,我自己去辦就好。結果我去了大同分局,秘書長已經在門口等我,他說我的事情他已經幫我處理好,叫我立刻跟他去見陳主任。就用吉普車載我到以前總統府前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現在改為長榮大樓),見到一位中年人,秘書長介紹他就是陳主任,到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是誰。

結果坐下來談時,他首先向我恭喜當選了市議員,接下來問我對這次選舉有何意見,我就講了我的啞巴競選員被抓、印刷廠的老闆也被抓…等事情,突然陳主任就發脾氣了,說我對國家不忠之類的話,到後來就罵起來了,起先兩、三分鐘我沒有反應,只覺得這個人很奇怪,我又不認識他,他請我來問我意見,結果又開始罵我,所以我就站起來說:「陳先生,今天不是我要求見你,是你找秘書長說要見我,我才來,結果剛才你問我意見,我說了你又罵我,是什麼意思。」我起身就準備離開。他趕快說:「等一下,你不要走,我們副院長要見你。」副院長是誰我也不知道,我說:「誰是副院長?」,他說:「是蔣經國先生。」原來這位陳主任是組工會的主任陳建中,當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權威很大。他問我何時有空,副院長想跟我見面。我說這個禮拜不行,如果要就要到下個禮拜。他就跟我敲定下個禮拜一大清早七點半在現在行政院和監察院對面的老市議會門口等。由於行政院就在對街,很近,我要走路過去,陳建中堅持用車載我進去。

進去行政院就上三樓副院長辦公室,門口坐著一位秘書,也就是後來做到華視董事長的鍾湖濱,當時大約七點45分左右,他看到我說:「康先生,你是第三批客人,稍微等一下。」後來很快就找我進去。進去後看到的是一間很寬敞的房間,角落擺了一個茶几,有兩張椅子,陳主任則留在門口角落一張椅子上。蔣經國一開口就說:「康先生你是哪裡人?」我說:「萬華龍山寺啊!」他「喔」一聲,點點頭,停頓一下就開始問幾個簡單的問題,都是他問我答,例如:「兄弟姐妹有幾個?」「父親做什麼的?」我說:「做餅的」,然後又是停一下,「聽說你在加油站工作過?」我說:「是啊,七年。」我用手比了一下,他表情有點驚訝:「喔!七年!都做些什麼?」我說:「加油。」他又「喔」了一聲,東聊聊西問問,好像在瞭解我的身世背景。

後來才終於問我對政治有什麼意見。我說:「我才剛當選市議員,前腳才踏入政治,不敢說有什麼意見,要過一陣子實際參與了,如果你還有興趣,我再跟你報告。」講到這裡已經二十多分鐘了,兩個人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我跟他也不熟,所以就開口問他:「副院長今天找我來有什麼事?如果沒事我就先告辭了!」我起身就要走,他趕緊說:「多坐一下!多坐一下!」然後揮手要工友去倒茶,倒茶期間他不知道在想什麼,工友離開後他才說:「是這樣子,我聽說你要到美國去!」我心中一愣,怎麼我要到美國去他也知道?我回他說:「是有這麼一回事,當選市議員後美國大使館就送邀請函來,要我到他們國家去看看,不過市議會幫我申請護照,申請幾個月了,一直沒有下文,美國大使館的人說,如果我再不去,他們這筆預算因為年度的關係會被取銷,如果我還要去,他們會幫我保留,他們還說,如果我有困難他們可以替我跟我們政府打電話,我說不用了,再等等看。」我一口氣跟他說完,他馬上問坐在對面角落的陳建中說:「怎麼會這樣呢?辦個護照拖那麼久,你趕快派人去辦,下個禮拜就把護照送去給康議員。」果真不到三天,就派專人送護照給我,這就是我第一次跟蔣經國見面。

老康口述史:為信介仙助選

  • 播出時間: 2017-08-23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演說照(邱萬興攝)

    康寧祥演說照(邱萬興攝)

    康寧祥演說照(邱萬興攝)
  • 康寧祥與黃信介合照(邱萬興攝)

    康寧祥與黃信介合照(邱萬興攝)

    康寧祥與黃信介合照(邱萬興攝)
  • 1969年為黃信介助選(邱萬興攝)

    1969年為黃信介助選(邱萬興攝)

    1969年為黃信介助選(邱萬興攝)

今天要談的是1969年我為黃信介助選的故事。因為那年是國民黨在台灣統治近四分之一世紀,第一次開放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這次助選的過程,對於我決定終身從政有很大影響,對台灣民主的衝擊和影響也是前所未有。

1969年11月我當選台北市升格院轄市的市議員之後不久,國民黨就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的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監察委員補選,當時立法委員選舉全台灣分為三個選區,分別是:台中以北選3席、台中以南選4席以及院轄市(台北市)選4席,國大也補選15席,監委補選2席,所以國民黨來台24年,三個國會共增加28席,佔總席次1.5%,由一千多萬台灣人民選舉,選出的也是終身職。

我現在就集中談台北市的4席。台北市4席立法委員,國民黨第一個提「少棒之父」謝國城,第二個是當時的民政局長張燦堂;第三個本來提名板橋林家花園後代林宗賢,後來發現他牽扯到228就取消提名,改提《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第四席則留給黨外去爭,當時就是由黃信介與張詩經來角逐。不過,後來我決定幫黃信介助選。

當時距離雷震被抓,那一波《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結合台灣地方菁英的民主浪潮已經退潮了,我的體認是從獨裁到民主之路,無法期待獨裁者的慈悲,而是人民起來壓迫獨裁者讓步。當時胡適之、雷震、 蔣廷黻等人,不只在知識界有崇高聲望,在政治圈也有廣大人脈,與蔣家父子也有相當交情,但是蔣家說抓就抓、說關就關,所以沒有廣大人民支持的民主,只是一個裝飾的花瓶。

另外,選立法委員只要申請就可以公開演講,不像我選市議員時,不准許私辦政見會,這也是我決定幫黃信介的一個原因,因為在私辦政見的場合,我可以充份發揮我的台灣話演講。所以我決定幫黃信介助選時要「用台灣話說台灣史,台灣人找回台灣人」。

我想到我念民主政治史時,歐洲文藝復興都是從追思希臘先賢亞里斯多德等等的思想,走出中古世紀的黑暗,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從前輩對抗外來統治者的經驗,尋找當家作主的智慧與勇氣。我發現黃信介的舅舅連溫卿,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大將山川均的徒弟,也是當初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的要角,所以我就呼籲群眾,支持黃介信就是支持他母舅的精神。還有,他們這次進入國會是要為大家審預算、訂法律的,不是像過去只管管路燈、水溝、警察而已,這是台灣人開始可以管理國家。

為了助選我看了一些資料,知道1907年林獻堂到日本旅行,聽到清朝「戊戌政變」失敗後逃亡到日本的梁啟超,在奈良旅館下榻,他就特地到奈良找梁啟超,由於林獻堂只說台灣話,所以就由秘書甘得中翻譯或筆談,林獻堂請教他如何請中國協助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梁啟超回說,不可能,因為這三十年中國自顧不暇。不過他建議台灣學習愛爾蘭,一方面做好與殖民政府的關係,另方面培植自己的實力,等待時機。這次見面,林獻堂從梁啟超那裡,得到非常有用的經驗與智慧。

另外,台灣的前輩們為了在台灣成立人民議會,每年在台灣15處推動「議會請願運動」,前後長達17-18年,每次推動時,北、中、南分別去演講,在日本警察的干擾下爭取民眾的連署支持,然後把蒐集起來的連署書裝箱,從基隆坐一星期的船到橫濱,再由橫濱坐火車到東京,送到「日本帝國議會」,那時東京已經天寒地凍,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分頭去拜訪國會議會、新聞記者,爭取他們的支持,很辛苦。當時也發生一件很感動人的故事,有一位台灣人謝文達,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飛行員,在1923年2月11日,當兩、三百位台灣鄉親手持「自由」、「平等」、「台灣議會」等旗子,在東京火車站歡迎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從台灣來的請願團代表時,謝文達就開著飛機,從千葉縣也就是現在成田機場的地方起飛,環繞東京市上空,散發幾十萬張宣傳單,上面寫著「台灣擁有三百六十五萬人民,但立法、司法、行政完全授權總督,仍然是極端的專制政府」、還有「虛偽的地方自治制度,台灣人文官的特別任用全是虛偽的」。這樣的行為多感人。

在這段期間他們也辦《台灣青年》、《民報》等雜誌,從月刊到週刊再報到日報,因為有這些自由的媒體,不容媒體的傳播像現在一樣,由有力的企業或政治組織、報紙、電台來顛倒是非,所以請願運動才能有影響力。

當我在幫黃信介演講時,地點在靜修女中,我問在場聽眾,他們知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現場一陣納悶,我告訴他們,這裡就是林獻堂、蔡式榖等前輩,當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地方。當時許多留日學生一放假回到台灣,不是回台省親,而是自掏腰包回台做「文化演講」。但是每場演講都要申請,日本警察每一場都要到場「臨監」,說得比較激烈一點就隨時會被打斷、中止,聽眾如果聽得太激動,集會還隨時會被解散,演講的留學生還可能被檢束、扣押起來。

特別我要說我在龍山寺的演講,我終於找到機會把台灣人放棄自己的下場,結果會是什麼說出來。我說1895年大清帝國甲午戰爭戰敗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唐景崧這位清朝巡撫起初又是上書力諫,痛陳台灣父老拒絕割讓的悲壯情懷,又是向台北城的父老募餉練兵,成立「台灣民主國」。捐了餉的台北城父老以為出了錢就可以退敵保平安,結果撐了12天,日本軍在三貂角登陸,唐景崧就丟下台北城父老不管,偷偷落跑了,臨走前還留下幾千名臨時招募的廣東兵,四處打家劫舍,官兵變強盜,台北城秩序大亂。怎麼辦呢?三貂角有日本兵要進來,台北城又有搶匪,總統又跑了,台北城的大老們就在龍山寺前的大廟埕重賞勇夫,希望有人引領三貂角的日軍進城,維持秩序,這個人就是辜顯榮。

我告訴在場民眾,這就是命運交給別人的下場,1895年台北城的大老把命運交給別人,以為出了錢別人就可以幫忙保衛家鄉,等到託付的人跑了,就不知道怎麼辦,現在我們是不是也像以前的父老一樣,把命運交在人家手裡,人家叫我們反共就反共,人家喊「殺朱拔毛」,我們也跟著喊「殺朱拔毛」,人家堅持「漢賊不兩立」,我們也跟著喊「漢賊不兩立」,誰問過我們台灣人的意見?人家在當家,人家在做主,等哪一天人家落跑了,我們台灣人怎麼辦?所以我在這次演講還闡述了不少台灣前輩奮鬥的歷程,那時候我的身份雖然是黃信介的助選員,但在政見台上,我就像一位台灣史的傳教士,講述先人的故事,傳達先人心中那份生生不息的民族火苗。到了後來,黃信介也當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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