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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口述史:針對國家預算的質詢主張

  • 播出時間: 2017-10-18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在立法院總質詢(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在立法院總質詢(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在立法院總質詢(康寧祥提供)
  • 康寧祥質詢原稿(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質詢原稿(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質詢原稿(康寧祥提供)

之前跟聽眾朋友談過我擔任立委是在預算委員會,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談談我針對國家預算向蔣經國質詢的情況。

1975年3月5日,經過兩年審查總預算案的整理研討,加上我第二次赴美訪問,接觸許多美國掌管東亞事務及對華政策的官員、智囊,瞭解台灣艱難的處境,以及聽到許多海外同鄉的心聲,我終於當著這位外來統治者,說出一個被統治者的不滿與期待。

那一次我的質詢是以「中華民國六十年代國家所面臨的危疑前景」為題,跟蔣經國展開歷史的、全面的政治對話,今天我要講的是前半部。那時處於國內外困境、聯合國撤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家預算的結構如果不做調整,除了軍事、外交以外,內政方面的資源根本不夠支用。首先我針對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向蔣經國明講,我說:「聯合國撤退後,日本與中共建交而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美國與中共的建交已是箭在弦上,雖然政府一再向海內外宣稱尚有31個國家與我有外交關係,有一百多個地區和國家與政府維繫著實質關係,但別忘了中國一向重視名分,因名分與法統息息相關,無法分離,國際承認的減少,法統問題必受威脅而發生動搖。」

我也向蔣經國表明,中華民國領導階層大都是佔全人口3.2%,65歲以上的人,而49歲以下的人,二十幾年來在全世界知識爆發和科技突飛猛進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他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和看法,對國家前途的意見與抉擇,以及對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的主張與需求,都是現在以及未來的領導者必須嚴肅考慮、衡量的地方。

我也針對國家安全強調不可忽視的社會安全,提出警告性的質問。我說:「我們的社會一提到國家安全,很自然地只意識到國防、軍事安全的一面,因此,反應在國家政策執行的次序上,是絕對的軍事第一。所謂的國家安全除了國防安全外,社會安全的重要性絕對不可忽視,中國大陸的失敗前車可鑑,人人都無法否認的一點事實是,社會安全的樞紐失去控制,才導致軍事的迅速潰敗。」
我以實例點出當時台灣存在的社會安全危機,我說:「經濟部所屬的三個加工出口區:楠梓、高雄、潭子,本來雇用的工人六萬兩千人,因受景氣影響所致,造成一萬兩千人失業,失業率高達20%。美商在台投資各電子加工廠,去年裁員了兩萬五千人,而據非正式的保守估計,去年底為止,已有二十萬人失業,但到目前為止,主管當局尚無法提出台灣社會失業者的正確統計數字。由於工廠、商店倒閉造成失業問題,社會治安並不如表面那麼平靜,小偷、竊盜、兇殺案件,日益嚴重,賭場卻是到處林立。」所以我說,國家已面臨困境,執政黨何去何從。

永久不變的政策,無法因應國內外局勢的激烈變化,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我們是否還要在永久不變政策的領導下,默默等待下去,全民皆以沈默又焦慮的心境,期待我們的領導者明智的抉擇。國家命運面臨挑戰,政策執行的輕重、優先次序,人民的意願與需求,政治領導者必須重新考慮並加以確認。所以我主張,重新調整國家預算分配,揚棄維持二十多年的國家預算傳統分配方式,重新根據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及全國人民的需求,調整國家預算的結構和預算分配。

我主張:減少軍事預算三分之一,裁減軍備實行精兵政策,縮短服役期限,陸軍一年,海、空軍各一年半。在民國63、64年時,提這種問題是相當嚴重的,但我很具體的提出這樣的主張,理由是,軍事負擔過重,影響國家事務必須而正常的發展,將減少軍事預算的經費,致力於憲法所宣誓的第155條:「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所謂的社會保險制度,是政府保障每位公民應享有最低標準的所得、營養、健康、住宅以及教育,而這種保障是基於每位國民的政治權利而非德政的施捨。

另外,我還提到「家庭計畫」教育,我們那時一生就六、七個,大家都很窮,所以我提倡優生,全面控制各種傳染病,提供老年保健,現在老年保健喊得很響,可是我那時就已經提出,還有老年疾病的醫護,甚至我還提到迅速實施「失業保險」,貫徹就業輔導,興建國民住宅,住者有其屋。最重要的我還提出要增加教育投資,改善全民教育及各級學校的教育素質,是當前教育政策的當務之急。多年來統計數據顯示,值得誇耀的高就業率,無法掩蓋那些出了高中校門還無法完整唸出26個英文字母的低教育素質,也要破除學校教育與社會需要脫節嚴重的問題,尤其台灣的產業結構已不容許繼續停留在依賴低廉勞力的階段,所以需要更高的教育品質,來培養更精密的技術人才。

甚至我還提出了社會公害,保護台灣的生態環境。經濟發展造成水、空氣和噪音污染,已經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因此,消除公害也是社會福利的措施之一,台灣那麼小,如果再不以行動來維護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以後將無可居住的土地、可呼吸的空氣以及可飲用的水。我將如何減少軍事預算,把憲法賦與國民應有的保護和支持一一說出。

針對國防預算部分,我點明蔣經國公開說出國防預算303億1456萬元,佔總預算46.1%,但根據我的分析,如果以「機關別」來算,情況就不一樣。純軍事教育經費有10億5887萬是放在教育部的教育科學文化預算裡,出征軍人眷屬的維持費用59億7341萬是放在社會救濟項目,軍人待遇調整40億6千萬,再加上外交部的16億5千9百萬元,總共430億9千萬,佔中華民國政府總預算694億5千萬的61%,而非46.1%。

而總預算當中,教育科學文化項目的支出是38億4千多萬,如果扣除與國防相關的純軍事教育經費、以及國科會、原子能委員會、經濟部的教育訓練,教育部的預算只剩下16億3千2百萬元。中華民國憲法第13章第五節:「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而民國6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教科文預算公開佔的比例是5.5%,但如果扣除我剛才所列舉的項目,只有16億3千2百萬元,預算嚴重不足且明顯違憲。聽了我分析後,蔣經國沒話可說。

這位見多識廣的政治強人在迴避我許多質詢議題時,仍不忘客氣地對我說:「聽了康委員的口頭質詢,也看了康委員的書面質詢,深深感覺康委員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對國家處境非常瞭解,提出的意見非常重要,經國對康委員如此的關心國家前途,以及使得我們政府今後如何加強本身的工作,本人要深致謝忱!」這應該是這位政治強人對於一位非國民黨立委難得的公開推崇。他在答覆時也難得來一段「蔣經國幽默」,他說:「有好幾位朋友常問我,在立法院備詢時有何感覺?我坦白告訴他們,每次到立法院備詢,就像上了一場政治課,聽大家對行政院的意見和批評。」他又說「教科文經費聽了各位意見後覺得5.5%這個比例確實不夠,希望能夠在下年度預算中列較大比例。」最後他又要大家「同舟共濟」。

老康口述史:我與蔣經國在立法院的二次交手

  • 播出時間: 2017-10-11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擔任立法委員時的名片(邱萬興攝)

    康寧祥擔任立法委員時的名片(邱萬興攝)

    康寧祥擔任立法委員時的名片(邱萬興攝)
  • 康寧祥攝於立法院(由左至右為朱有為、彭爾康、康寧祥、張子揚)(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攝於立法院(由左至右為朱有為、彭爾康、康寧祥、張子揚)(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攝於立法院(由左至右為朱有為、彭爾康、康寧祥、張子揚)(康寧祥提供)

今天節目要談我1973年(民國62年)進入立法院的情況,以及與蔣經國面對面質詢的一段經過。

依照國民黨政府的解釋,「立法院組織法」所訂的立法委員法定總額,包括已往生、投匪、判刑或是辭職的前立委。1973年的立法院新舊委員加起來才471人,但不能算是立法院的總額,「法定」總數包含:1947年(民國36年)在中國大陸選出的立法委員760位,加上1969年台灣地區補選的謝國城、劉闊才等11位,加上我們這屆(1972年)增選的51位,總額成了822位。只有471人的立法院要如何湊足人數開會?到了1973年我進去立法院的時候,只要總額的五分之一出席就算達到法定人數了,822位的五分之一就很少了。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所謂「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在完成光復大陸,第二屆立法委員選出之前繼續行使職權。」以至於「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不只是永遠的「第一屆」,也是人鬼同院、忠奸並列的國會,因為很多人都投匪了。

其實1973年僅存的471位立委,其中還有不少是「立委落選人」,他們是靠遞補進來的,遞補那些投共、身亡、判刑、辭職所留下的缺額,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原本760位立委到台灣報到的只剩下381位,要如何開會。所以一直到1951年,總共有112位透過這種遞補,落選變當選。不過,怎麼遞補,怎麼降低開會法定「總額比例」,終究歲月不饒人,大陸來的立委逐漸凋零,當年我進入立法院時,從大陸來的立委還有400人,卻常常湊不足200人來開會,就是勉強出席了,多半也是老態龍鍾,相較之下,我們這批36位台澎金馬選出的增額立委,以及15位增額僑選委員加入後,立法院才有點活力。經過我的說明,可以了解為何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急著要補充立法委員人數。

進入立法院後,我得以面對面質詢閣揆蔣經國。1973年4月16日,行政院長蔣經國依例帶著主計長周宏濤、財政部長李國鼎以及主計處的官員到全院委員會報告中央政府總預算並備質詢,經過詢問與答覆的程序後,全院委員才會作成決議,是否把該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付預算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還是退回重編,以往這道程序都是秘密會議進行,以前的國家預算都是秘密,蔣經國上台後第一次將國家預算公開,除了國防與外交,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質詢蔣經國。

看了預算書後我提出了電話、電報臨時捐的徵收問題,我說:「電話電報臨時捐徵收條例立法院都還沒有審查通過,預算書就在歲入編列了三億多元,你們安排好了要立法院照著蓋章通過,是否妥當?」「徵收臨時捐的法律依據都沒有,怎麼能夠要立法院先准許你們向人民徵收多少億的電話電報臨時捐呢?」。我提醒蔣經國:「議會政治先驅的英國,曾經留下一個重要歷史文獻,就是西元1215年英國《大憲章》,當中規定『非經議會同意,皇室不得徵收任何款項』。我也告訴他們,「《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依法納稅、服兵役的義務,納稅、服兵役固然是人民的義務,但是要先有法律依據,法律還沒有通過之前,政府就沒有權力向人民課稅」。

針對我的質詢,蔣經國要財政部長李國鼎代答,李部長答不出來,只能支支吾吾、硬著頭皮說:「徵收條例過去都是預算通過後才送來立法院審議….這臨時捐的徵收是七月一日以後,新會計年度的事,現在跟著預算一起送來審查也還不遲」。當初開徵電話電報臨時捐,是為了1968年開辦九年國民教育經費不足,原訂為期一年,後來一延再延,延了六年,還不知道延到何時,每位使用電話、電報的用戶,除了付出昂貴的電話、電報費,還得支付一筆臨時捐。這是我第一次質詢蔣經國時所提出的問題,但是他沒有答覆,要李國鼎敷衍我。

我對蔣經國的第二次質詢提的是地方自治應該儘速法制化。《中華民國憲法》民國36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實施,憲法第十一章第112條-128條,對於如何健全地方政治制度,規定的條例分別、清楚明確。省自治法在第112條、113條,「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依據省民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法,省設省議會,屬於省的立法權,由省議會通過,省設省政府,置省長一人,由省民選舉之」。院轄市自治法在第118條「直轄市自治法以法律訂之」,縣自治部分在第121條、122條、124條、126條「縣得召開縣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縣自治法,縣設縣議會,屬於縣的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

這是國家基本大法《中華民國憲法》上明確規定的地方自治制度,是民主法治的政府必須遵循的神聖法典,台灣省政府組織缺乏法律依據,因為關於省政府的部分,又分為省政府、省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等部分,當時省政府的組織依據,並不是民國33年4月28日修正通過的「省政府組織法」,而是根據「台灣省政府合署辦公施行細則」,此施行細則是民國43年4月24日,由行政院核定,同年5月8日由台灣省政府頒發,也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而此施行細則的依據是「省政府合署辦公實行規程」,而該實行規程是民國25年10月24日,由行政院所頒佈,也沒有立法手續。總之,台灣省政府的依據,只是民國25年實行一黨訓政時期,由行政院頒佈的行政命令,縣市政府與縣市議會也是依據民國55年6月6日修正公佈的「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該綱要說明「台灣省各縣市地方自治,在省縣自治通則及省自治法頒佈前,依本綱要實施」,由此可知,現在各縣市政府與縣市議會的組織依據,還是一個行政命令。

所以我向蔣經國提出質詢,對於建立健全的地方體制,符合憲法規定的自治立法,省縣自治通則、省轄市自治法、應促其全面實行,以創立一個法律治理的民主憲政社會。這個問題不知道內閣是否有意在短時間內促其實現,如果沒有,請告訴我們不能實行的原因。結果,蔣經國沒答覆,而是行政院以書面答覆。而這個書面答覆是兩個半月後才收到,答覆內容也是舞文弄墨、避重就輕,這些在立法院都有公文書在、都有存檔。

老康口述史:首次競選增額立法委員

  • 播出時間: 2017-10-04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與李肇基一起沿街拜票(康寧祥提供)

    與李肇基一起沿街拜票(康寧祥提供)

    與李肇基一起沿街拜票(康寧祥提供)
  • 演講現場鑽動的景況(康寧祥提供)

    演講現場鑽動的景況(康寧祥提供)

    演講現場鑽動的景況(康寧祥提供)
  • 康寧祥演講時民眾爬上龍山寺屋頂聆聽(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演講時民眾爬上龍山寺屋頂聆聽(康寧祥提供)

    康寧祥演講時民眾爬上龍山寺屋頂聆聽(康寧祥提供)

今天節目要談的主題是1972年我第一次參加三年一任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

我之所以可以參與增額立委的選舉,就如同上一集所提到,中華民國政府從聯合國撤退後,因為政權正當性遭到挑戰,不得不加強台灣化,也就是本土化,所以那時提拔了許多台籍官員,也增加了國會席次,所以我就參與了1972年增額立法委員的選舉。

首先介紹1972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的背景,那時台北市的選區不是像現在分成三到四個區,而是涵蓋整個台北市。從民國56年(1967年)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台北縣的士林、北投、景美、木柵、內湖、南港等六個鄉鎮併入台北市,但是一直到1972年立法委員選舉時,併入的六個鄉鎮的建設、道路的連通都沒有做好,所以台北市中心要到這些鄉鎮,還是羊腸小道,要花費1-2小時左右,到處都是稻田、荒野,所以在這樣一個草創的台北市,跑全區選舉非常辛苦。還好我碰到一位貴人李肇基老前輩,他有一部49C.C.的鈴木機車,當時機車數量並不多,他因為看到我台北市議員的表現,令他十分滿意,就主動表示下次要幫我選舉,所以1972年決定競選立法委員後我去找他,他就每天一大早從大龍峒的家裡騎著機車到我家,用過早餐後,九點不到就載著我四處跑,年底12月投票,5、6月起我們就開始到各地活動、拜票。

我們先從比較偏遠的鄉鎮開始,像南港舊莊當初是山邊的荒廢煤礦區,我們騎了老半天到那裡跟礦工聊天拉票;像北投復興崗,那時從台北到那裡起碼要2-3小時,到了那裡才有個軍營,旁邊都是野草、稻田;還有社子,社子島是個浮洲,到處是灌溉稻田的水路,住戶又是一簇一簇竹圍環繞的孤立農家,一戶一戶離得很遠,路面都是泥土路,夏天太陽一曬,塵土飛揚,所以白天出門時衣服還乾乾淨淨,等到回家時已經是灰頭土臉、衣服都髒了。

那一次有不少人參選,像國民黨推出的李志鵬是軍中代表;周文磯是上海的企業家;蔡萬財是台北的大企業家;還有新光集團也推出一位參選,五個名額留了一個給黨外,那時蔡萬財還是黨外,大家都認為蔡萬財會當選而不是我這位無名小卒。所以當時的選舉除了很辛苦之外,也需要勇氣才敢出來嚐試。

那一年的競選我一個最令大家感動,而且最受到注目的政見就是所謂「媽媽的舌頭」,因為當時國民黨採取強烈族群歧視的語言政策,那時的電視台只有台視與中視,還沒有華視,每天的方言節目時間限定只有20%,晚上七點到十點的黃金時段,台語節目只能夠播出一小時,所以當時收視率高到不行的《憨囝婿》與《圓環阿郎》,播出一小時後再換成北京話發音繼續播出。還有每天只能播出兩首台語歌曲,要想多聽一首都不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激起公憤,我當時競選演講時就說這個,我跟當時的國民政府領導說,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要講國語,就是日本話,日本家庭就是皇民化國語家庭,而只要是講日本話的皇民化家庭,受到的待遇就不同,工作及薪水都比較好,但是台灣人寧可說媽媽的話,也不願為了差別待遇而放棄台灣話。我說,如果當時台灣社會都接受皇民化,做日本人,現在還有台灣這塊寶島可以讓國民黨逃命安身嗎?這簡直就是「乞丐趕廟公」,當時甚至有人把電視機扔到河裡以表達憤怒。

第二個我說國民黨簡直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到現在還說我們是代表全中國,還堅持外蒙古是我們的,我告訴群眾,外蒙古已經是獨立共和國,在聯合國還有席次,國民黨還說外蒙是我國的領土,這樣不是自欺欺人嗎。還有在1954年葉公超代表蔣介石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已經承諾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為何還向台灣社會與軍隊宣傳反攻大陸的國策,還以這樣的國策限制不能組新的政黨、新的報紙不能辦、還限制人民言論講學、集會結社的自由,最嚴重的是要到反攻大陸以後,才能改選1948年選出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與國大代表,這不只是欺騙人民,根本就是精神分裂症。我講出了當時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更引起大家公憤。

第三個我說了國民黨侵佔了一百四十七公頃的士林鎮鎮產,外雙溪的中央社區本來叫做雙溪永光農場,屬於士林鎮,但因台北改制為院轄市,就成為台北市政府財產,1971年行政院沒有經過市議會同意,以不到公告現值一半的價格賣給「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委員會」,公共現值是400元,只賣了150元,共拿到5100萬元,全數交給這個委員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台北市政府卻沒拿到一毛。

我現在要講演講的熱潮,當時不只在台北市,連鄰近鄉鎮都有很多人爭相來聽演講,甚至東南水泥已經過世的陳敏賢董事長,他們不少朋友特定從中南部包遊覽車專程上來聽我的演講,而且還帶著錄音機,我的演講台上和台下都經常排滿錄音機,還特別強調他們不是警總(蒐證),是要錄給不能來的朋友聽。台大畢業生聯誼會還動員了124位在校學生,自願擔任我的「學生監票員」,因為當時沒有選舉法規,台北市又有1~2千個投開票所,沒有人監票,台大學生就成為我的監票員,包括李筱峰(台灣史學者)、張兆順(前第一金控董事長)、陳儀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學者)等學生都蹺課來聽演講。選舉事務所有許多熱心民眾送來白米、豬肉及蔬菜,到了最後這些東西幾乎都不必花錢買。

私辦政見會一天有三到四場,每天從下午五點半到晚上十二點,中間有的時間重疊,就由黃信介等前輩先上去暖場,我做壓軸,當時我的演講甚至有民眾爬到龍山寺的屋頂上去聽,而且人數動輒上千、上萬,那是非常激烈與狂熱的群眾聚會。尤其競選的最後一場演講是在淡水河三號水門,站滿人群要聽最後一場,當時天氣很冷還下著雨,人群就是不散,本來我的演講台上還搭著布棚,但是黃大洲就告訴現場工作人員,底下一萬多人都在淋雨,你們應該把棚撤下來,我就把棚拆掉,人群也一直不散直到演講結束。
到後來我當選了,第一高票是李志鵬,第二是我,第三是周文磯,第四是蔡萬財,還有一位是馬偕醫院董事長。

老康口述史:聯合國撤退後台灣的政治局勢與挑戰

  • 播出時間: 2017-09-27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 康寧祥統計三國會結構表格

    康寧祥統計三國會結構表格

    康寧祥統計三國會結構表格

今天節目主要談的是聯合國撤退後台灣的政治局勢與挑戰,國民黨如何調整政策。

1972年6月蔣經國從副院長扶正組閣,高玉樹被找去當交通部長之後,我決定參加那年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那是蔣經國組閣之後,刻意開放以因應國內外不安的情勢。1971年10月,蔣介石政權剛在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之後不到半年,外交戰場兵敗如山倒,接下來的「保釣運動」掀起台灣留學生,尤其是那些外省第二代,出現前所未有的國家認同危機,許多長期在台灣接受反共教育的留學生,在大中國的理念下「回歸祖國」,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陳若曦夫婦決定到大陸定居,回到那個正在文化大革命動盪之中,卻又隨手可以觸摸的中國。蔣家政權的中華民國一經「釣魚台事件」的衝擊之後,讓他們的祖國大夢為之破滅。

國內的情勢也開始有了麻煩,長老教會及彭明敏等先後提出了統治正當性的質疑,雖然很快受到壓制,但是《大學雜誌》在「回歸現實,革新保台」的前提下,所匯聚的青年走出校園、關心國事的熱情,以及「自由主義」在台大校園的迴蕩,也讓「父親是總統,兒子是行政院長」的蔣家不得不膽顫心驚,派駐特務及總教官隨時掌控校園動態,一點也不像他們所宣傳的「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一些改革開放措施也就在這危機感之下動起來。

這些開放措施包括有限度開放書生論政的言論管道,容忍《大學雜誌》再三討論國會新陳代謝問題。1971年12月7日曾任大學雜誌社社長的陳少廷還和台灣第一位本土法學博士周道濟(後來擔任台大訓導長)在台大體育館公開辯論「中央民代應否全部改選」,當晚會場近乎爆滿,一千多個觀眾席位擠進三千多人,多家媒體及電視台都去採訪,隔天雖然只有一家小報紙披露消息,但已經是很不得了的開放指標,一般相信如果沒有國民黨當局點頭,主辦單位的台大法研社再怎麼衝刺,也很難讓台大校園有如此的言論尺度。

而國民黨又是如何因應這些國內局勢的變化,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首先是提拔台籍人士進入內閣,包括無黨籍的高玉樹擔任交通部長、國民黨籍的徐慶鐘當行政院副院長、雲林出身的林金生擔任內政部長、連戰的父親連震東、李連春以及李登輝出任政務委員,台灣省主席以及台北市院轄市長也分別由謝東閔以及張豐緒兩位台籍人士出任。甚至軍中也有類似製造人事「樣板」的動作,第一位台籍海軍上將郭宗清就是在這政策下才當上了將軍。

1972年時,郭宗清同期的39年班同學很多已經當上了「陽」字號的艦長,或是「敦睦艦隊」的支隊長,他卻因為欠缺主官的帶兵經歷,即將在海軍駐日武官的上校職缺上屆齡退伍。正在待退之際,突然接到人事派令,被安排出任一艘驅逐艦艦長,佔少將職缺,不久就晉升將軍,一直做到國防部副部長(1987年),聯訓部主任,以二級海軍上將退伍,還當過駐巴拉圭大使。

司法界的翁岳生1972年被提名為大法官,這位嘉義縣義竹鄉人,1960年才從台灣大學畢業,1966年從德國海德堡大學拿到博士學位,1972年出任第三屆大法官時才41歲,是台灣司法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法官,要是沒有政策上的特殊安排,幾乎不太可能。

除了以上的政治調整外,三個國會的增添新血也不能不動起來,於是國民大會在1972年特地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舉辦「增加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預定選出名額119人,分為台灣地區直接選舉及海外遴選兩種。直接選舉部分:國大代表53人、立法委員36人、監察委員10人。海外遴選部分:立法委員15人、監察委員5人。這次增加的名額分別只佔三個國會的6%~10%,但已經是國民黨政權不得了的開放器度了。

為了讓大家能夠了解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整個結構情形,我約略說明一下。在民國36年(1947年)於中國大陸選出的國大代表有2961人、立法委員有760人、監察委員180人,但到台灣後,由於有些人沒有來,或是陸續有人過世,到了聯合國撤退後的民國71年(1982年),國大代表只剩下1133人、立法委員388人、監察委員74人。至於年齡結構方面,30-39歲的國大代表只有11人、立法委員14人、監察委員4人;40-49歲的國大代表有37人、立法委員43人、監察委員10人;50-59歲的國大代表35人、立法委員22人、監察委員9人;60-69歲的國大代表有269人、立法委員49人、監察委員7人,70-79歲人數就增加很多了,國大代表有575人、立法委員172人、監察委員32人;80-89歲國大代表有193人、立法委員83人、監察委員11人;90歲以上的國大代表還有13人、立法委員5人、監察委員1人,我花了三個月把統計表統計出來,70歲以上的國大代表佔國民大會的比重高達68.9%、70歲以上立法委員佔立法院67%、70歲以上監察委員佔監察院也有59.5%。

從民國36年到71年,三個國會的人數已經大幅減少且年齡老化,面臨政治現實,要接班的蔣經國著不著急,如果不改,他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受到的威脅與挑戰也會越來越嚴重。

老康口述史:台北市議員期間參與之公共事物

  • 播出時間: 2017-09-20 06:15:00
  • 主持人: 康寧祥
  •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今天要談的是我在台北市議員期間所參與之公共事物,以及與台北市民以及當時民選市長之間的互動關係。

現在大家在討論什麼黨產和附隨組織,我這裡有份我在市議會質詢的資料,我就把市政府經費與人事公開的部分,我把有關執政黨地方黨團經費,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的情形,在台北市政府六十一年度的預算中一一找出來,包括: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名義,支用二百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加強社會教育改造國民生活運動」名義,支用四百三十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社會團體獎勵」名義,支用四百五十萬八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戲劇比賽」名義,支用四十四萬四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一科以「一般民政」名義,支用二十九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二科以「民俗改進與宗教管理」名義,支用一十二萬七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二科以「區里組織及訓練」名義,支用七十三萬五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三科以「推行地方自治」名義,支用七十七萬元。民眾服務站在地政處第二科以「執行漲價歸公」名義,支用一百萬九十二萬二千元。民眾服務站在財政局第三科以「稅務管理」名義,支用四百五十四萬三千元。民眾服務站在社會局第一科以「勞工行政」名義,支用八萬八千元。民眾服務站在社會局第六科以「機關團體補助」名義,支用七百九十六萬六千元。以上光是地方黨部全年由市政府預算支用就高達二千七百七十五萬三千元。其它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預算當中執政黨的支用情形更不知如何。這些資料我在當立法委員時,也交給行政院長蔣經國請他去調查。

而有關人事公開的問題上,台北市政府一個非執政黨員的公務員要想當一個科室的股長,或一個非執政黨員的國民小學教員,要想當學校的教導主任,我想是不會被考慮的。至於科長、主任等職位更不用想。這種現象在省政府、縣市政府、以及各公營機關皆是如此。現在討論的黨營機構、附隨組織,國庫通黨庫的問題,我在民國六十一年的市議會當中就提出來了。後來到了立法院也當著蔣經國的面提出。

民國五十六年,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六鄉鎮包括:士林、北投、木柵、景美、內湖與南港就併入台北市。老的台北市面積就像現在新加坡一樣,但併入的六個鄉鎮在當時都是荒郊野外,台北縣也都是偏鄉地區,村落普遍落後與貧窮,因為道路如果沒有開發,城鄉就很難融為一體,也沒有任何都市開發計畫。當時羅斯福路兩旁都是違章建築,特別是軍眷住宅,市長高玉樹要開發羅斯福路就碰到民眾反抗,他直接找總統報告,由總統下令就沒人敢反對,才順利開通羅斯福路。

可是都市人口從原先50~60萬人,一下增加到100~200萬人,污水及垃圾處理等都是大問題,針對舊社區的整頓與開發,我接下來講幾個例子。像我從小居住的地方也是很落後的地方,我就特別拜託高玉樹,看能不能把托兒所、圖書館、以及民政局的區公所服務中心、衛生局的衛生所…等,都撥一點錢,集結起來在當地蓋一棟六層高建築,用來容納這些機構。所以在高玉樹的幫忙下,我們那裡第一棟六層樓建築就是我爭取來的。我所居住的莒光路附近,以前都是稻田,違章建築與豬舍充斥,環境又髒又亂。也是在我的爭取下開通了莒光路。環南市場就是以前西寧南路的中央市場,中央市場是日本統治台灣時興建,主要供應當時台北50-60萬人口所需。但是蔣介石從中國大陸帶了200萬軍民到台灣,一下子要提供這麼多人日常所食,中央市場就開始不敷使用,周圍多出了許多賣魚、賣肉、賣菜…的地攤,造成交通混亂,但也無從取締。等到我當市議員後,許多人來拜託我想辦法解決這樣的雜亂無章,我就跟高玉樹說,三號、四號水門外的河灘,與其空著長草,不如花一點錢設置一個臨時攤販集中場,把中央市場周圍的幾百個攤販都移到那裡。結果順利推動,當地市民對我也十分感謝。

另外,沿著水門的環河南街,我外祖母就住在那裡的違章建築裡,當時為了拓寬道路,有60-70戶要拆遷。其實當地居民願意配合搬遷,只是都不識字,不會填補償的單子,我外祖母就跑到我家找我來幫忙。我把大家都叫來,差不多花了四天時間幫他們填申請表,附近違章建築的居民都很感謝的說「紅玉(外祖母名字)出了一個好孫囉!妳真福氣!」

最後我要說退出聯合國,蔣經國組閣的事情。1971年10月,國民黨退出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當時國內外情勢艱難,首先是長老教會與彭明敏提出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質疑,《大學雜誌》也要求「回歸現實,革新保台」。1971年12月7日,台大體育館舉行「中央民代應否全面改選」公開辯論,對辯的雙方一個是陳少廷教授,一個是台大訓導長周道濟。在這種壓力下,蔣經國要上台也勢必要有一番新作為。所以他採取了兩個作法,第一個是採取較開放的政策,提拔台籍人士入閣。包括高玉樹做交通部長、徐慶鐘做行政院副院長、林金生做內政部長、連震東、李連春、李登輝擔任政策委員,台灣省主席與台北市長分別由謝東閔與張豐緒出任。此外,當時在軍中,台籍人士最多只能做到上校。高雄出身的客家人郭宗清上校,原本再過幾個月就要退休,結果拉了一艘驅逐艦讓他當艦長,有了帶兵經歷就可以升少將,後來他一路做到國防部副部長、海軍上將以及駐巴拉圭大使。大法官則挑了當時才41歲的翁岳生,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法官。

蔣經國的另外一個作法是為三個國會增添新血,增加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預定選出119人,分為台灣地區直接選舉以及海外遴選兩種,直接選舉部分,國大代表53人,立法委員36人、監察委員10人,海外遴選部分,立法委員15人、監察委員5人,這次增加的名額分別只佔三個國會的6%~10%。

在蔣經國面臨內外交迫,不得不「開放」的背景下,美國WTTV電視台派一組人到台灣訪問,主持人Ungersma一下飛機就指定要訪問我,新聞局很奇怪他為何要找我訪問,他說別人告訴他,與康寧祥談話可以得到很多訊息。我跟他說了三點:第一、這次入閣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人最欣賞的人才,新政府如果能夠大力啟用有膽識、有氣魄、有能力的台灣人,將更能獲得全民的擁戴,並將因此使政權更形鞏固。第二、擴大民主政治的基礎,為了增強老國會的活力和發揮政治上的制衡力量,今年(1972年)年底將舉行國會議員的大選,但據報載,議員名額將有大幅度的刪減,這不是一個開放進步的內閣所應有的政治措施。第三,由新內閣位置的配置可以看出,政治領導者對台灣人的參與決策,還不能具有充份的信賴感,既然維持台灣的安全與生存是大家共同體認的首要問題,彼此更進一步的信賴與合作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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