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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檔案:野百合學運的影響-政治篇

  • 播出時間: 2017-09-22 06:15:00
  • 主持人: 范雲
  • 野百合學運世代更關心公共事務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世代更關心公共事務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世代更關心公共事務 (邱萬興攝)
  • 野百合學運啟蒙學生關心政治(潘小俠攝)

    野百合學運啟蒙學生關心政治(潘小俠攝)

    野百合學運啟蒙學生關心政治(潘小俠攝)

今天想談談野百合學生運動的影響,也很高興邀請到當時的校際會議代表,也是文化大學的核心參與者周奕成,他現在是位創業家,過去也長期在民進黨工作。談到野百合學運的影響,可以分成政治以及文化兩個部分,今天就先談政治部分。

三月學運的主要訴求就是國會全面改選,包括中止動員勘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等,都是國會無法全面改選、架空憲政的東西,此外,學生還有一個訴求就是「政經改革時間表」,可是經濟的部分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比較被忽略,核心訴求還是政治民主化的議題,某種程度我認為的確被實現了、被加速了。可能有些人會問,如果沒有三月學運,國會是否會全面改選?我認為,應該還是會,只是速度會比較慢,三月學運可以說是臨門一腳。至於李登輝是否因此得利?我想這不是三月學運參與者想要的,但政治有它自己的邏輯,也許李登輝如同許多政治分析家以及學者所說,「利用」了三月學運,把非主流派逐出,掌握了實權,也在台灣民主改革過程中,贏得「民主先生」的美譽,但這部分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社會運動本來就是在訴求一個改革事項,並非為了取得政治權力,誰取得權力不是我們所關心。

不過也有人問了一個很有趣的歷史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關鍵的力量不是民進黨?」因為民進黨是最早訴求國會全面改選,比學生還早,當時校園還是相對比較保守的,反而是黨外運動較為激進,許多學運份子也同時在參與民進黨的政治民主運動。我個人的看法是,民進黨比起學生有個「李登輝情結」,所以他們比較想幫助李登輝在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中,安穩地獲得權力,可是學生沒有這種情結,因為我們要的就是制度改革,所以做了一個事後來看,其實是風險非常高的動作,也就是在有可能導致情勢更亂的情況下,發起了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我想這真的是一個歷史的幸運,運動和平收場,國會民主化也實現了,也加速了台灣的民主改革。

可是這場運動的影響,絕對不只是當時的政治訴求而已,我現在是一位社會運動研究者,比較能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這麼大一群五、六千個年輕人,加上看到電視或媒體報導被影響的,我認為這是一種集體的,因為運動成功而產生的效能感。也就是參與的年輕人認為參加了這場運動,真的推動了什麼,讓歷史往前走。這種信心讓很多人後來從事政治工作,沒有參與政治工作的也會對公共參與抱持正面看法,覺得做了就會有結果,而歷史也會因為個人的參與而向前或是停滯不前。也就是願意行動的部分,不只是在政治部門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人說的民進黨「野百合世代」,就包括今天的來賓周奕成。但有許多人其實沒有參與到政黨政治部分,而是在社會運動部門或是在媒體,持續參與公共議題,而且覺得個人參與會讓台灣的歷史更向前,公共生活更好。不管是在媒體改革、環境、婦女運動還是勞工運動,很多場域都有當時的野百合世代參與者,而我從一位研究者的角度來看,認為這對整個社會是很正面的事情,因為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很耗費心力的,公民越不參與,能量和品質就會越差。這些是比較看不到的政治影響,也就是更多人覺得在這場運動中被鼓舞了,改革是可能的,參與是會讓我們的公共生活、民主品質更好。

這個部分我想周奕成你後來成為政治工作者,當時也是民進黨內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後來又離開民進黨自行創業,你怎麼看三月學運的影響?

周:我想台灣的民主從80-90年代,可以說是不同的政治集團,彼此對於政治權力、資源分配感到不公平。簡單講就是1945年-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以及1945年之前就在台灣生活的多數人,在戰後戒嚴體制下,長期受到壓抑和不平等待遇,所以台灣社會原本就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推動和追求平等與民主。另外則是理念的問題,國民黨其實一直都有民主的理念和口號,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所以在國民黨週邊也有所謂務實派與開明派,希望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而當時的民進黨是推動民主化的主要代表,當然民進黨的背後也有很大的社會能量,李登輝也是其中一個角色。不過,當時民進黨被污名化的相當厲害,台灣許多人對民進黨感到害怕。學生的出現,其實學生的訴求沒有比民進黨更激烈,雖然比較理想化,但卻比較沒有強烈的權力分配訴求,而學生運動也感動了很多人,讓台灣社會很多原本對民主改革漠不關心的人,因為看到這麼多年輕、稚嫩的面孔,他們不可能對權力有野心,只是希望社會可以更加民主、開放。因為如此,有更多人願意開始傾聽、甚至支持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訴求,可以說對當時民心的撼動相當大。所以說三月學運對台灣民主的貢獻很大,因為它感動了許多原本不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當然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也相當大,對個人來說,當時參與學運的人後來都成為很好的朋友,因為這個世代的人有共享的生命經驗,所以這些人一直到40、50歲都還是覺得互相彼此瞭解的比較深,比起不在這個經驗範圍內的人來說,有更多共享的情感與想法。延伸到後來,這些人後來進入各行各業,都對台灣社會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因為年輕時是理想主義的人,就算後來因為社會現實或總總因素變得沒有那麼理想化,但是基本的態度還是存在。所以不管在各行業,都會是有影響力的進步力量,這是我的看法。

范:奕成剛才談到三月學運對整個世代的影響,其實我的觀察也很接近,我剛才只有點到政治、社會運動以及媒體部門,其實還有學界以及其它私人企業,像你現在也在民間創業,也希望把進步的價值帶到產業裡,我也看到各領域當時學運的朋友,都在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也覺得這部份很正面。你剛才沒有談到你覺得「野百合世代」在民進黨的影響。

周:在民進黨內對這些人的發展,基本上是有幫助的,因為野百合學運可以說啟蒙和動員了相當多青年,很多人後來就投入了民進黨,而當時的民進黨正在從草莽到快速發展的階段,所以需要很多知識青年的投入,很多人一畢業就到民進黨工作,也因為需要人才,所以機會很多。所以說學運世代對民進黨的成長也有很大的貢獻,因為短期內湧入許多有能力的人才。我常開玩笑說,當年你給我一枝筆我就可以寫文章,給我一支麥克風,我就可以現場演講,給我一台宣傳車,我就能開出去廣播,那時候學運出來的人可以說都是全才,可以做很多事情,也為當時的民進黨增添非常多的力量。

雲端檔案:與李總統會面及撤退

  • 播出時間: 2017-09-15 06:15:00
  • 主持人: 范雲
  • 上萬民眾在場聲援學運學生 (邱萬興攝)

    上萬民眾在場聲援學運學生 (邱萬興攝)

    上萬民眾在場聲援學運學生 (邱萬興攝)
  • 在與李總統會面後野百合學運決定撤退 (邱萬興攝)

    在與李總統會面後野百合學運決定撤退 (邱萬興攝)

    在與李總統會面後野百合學運決定撤退 (邱萬興攝)
  • 范雲在野百合學運現場(邱萬興攝)

    范雲在野百合學運現場(邱萬興攝)

    范雲在野百合學運現場(邱萬興攝)

今天要繼續談野百合學運在抗爭了好幾天之後,李登輝總統是如何回應?以及後來是如何決定撤退?

三月學運的政治性非常高,因為直指政權的核心,國會應該民主化、全面改選,包括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中止動員勘亂時期等,相當具有政治性,所以訴求的對象當然就是李登輝總統。但是李登輝會不會回應,學生並不知道,所以一開始決策小組不知該如何處理與高層互動時,就曾經做過送邀請函給李登輝的決定,引起廣場學生反彈。當時的學生很可愛,還在現場用睡袋鋪了一個「李登輝席」,如果他也討厭老國代、支持國會全面改選,希望他到現場跟學生一起坐下來抗爭。

當時有個「教授顧問團」,其中有位瞿海源老師,決策小組邀請他也是因為他有與李登輝交手的經驗,他後來的確也擔負這樣的工作,所以大概在3月21日,在陽明山上開會的國民大會真的選出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之後,就傳出李登輝總統願意跟學生碰面的訊息,就是瞿海源教授穿針引線的結果。當知道要與李登輝見面後,現場的廣場民主機制與校際會議就討論出與李總統見面時要提出的四個訴求,包括:希望李登輝接受學生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與情操,也要接受學生所提的四項嚴肅要求,並且要公開發表;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勘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全體學生在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要求後,就結束靜坐,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但如果李總統不能對學生要求肯定答覆,學生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學生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沒能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大概就是這四點要求。

後來就決定由53名學運學生代表,我也是其中之一,有校際會議代表、絕食團代表、還有一直都沒辦法參與決策的秘書處工作團隊也都派代表參加。會見李總統前學生還為了一些細節堅持,包括:能否帶抗議布條,後來學生堅持一定要帶進去,只是改為戴在手上,還有能否讓媒體報導,後來的妥協是現場全程錄影,總統府再將錄影帶由學生帶回廣場上讓所有學生觀看。做為一位學生代表,我當時的心情很緊張也很焦慮,因為完全不知會發生何事。我只有一個信念,希望這個運動是「和平收場」,不會有任何人命的代價,因為不諱言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收場,讓我們這些運動的幹部或發起者有很大的心理壓力,所以對我來說,每個學生和平收場是最高價值,至於要到什麼改革成果反而是次要。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心情,並非每位學生代表的想法都一樣,所以這中間有許多人堅持很多事情,所以我心理的想法是希望李總統真的承諾些什麼,我好如實帶回來告訴所有學生,讓運動有好的收場。

所以,我想我的工作就是記下李總統講了些什麼,可是李總統說話非常跳躍,我就很努力在他跳躍的談話中,整理出他回應了國是會議,承諾召開國是會議,會處理我們提的這些訴求,也表達了在情感上對學生運動的支持,講到他當年曾經參與學生運動,肯定了學生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與情操。不過當時也發生絕食代表想要質疑李登輝總統,可是因為身體太虛弱無法說明清楚,後來瞿海源老師站出來對絕食團代表敬禮鞠躬,希望絕食團不要再繼續。當時的情況有些不知該如何處理,但已經經過了一個多小時,我覺得應該收場,就主動說今天我們的會面到了結束,我整理出並唸出我聽到的李總統所承諾的三點,確保李總統認帳。回來後就由我做為代表,將李總統的承諾唸給廣場上的群眾。

唸完後我是很忐忑的,因為現場鴉雀無聲,大家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反應,後來就用每所學校自行討論決定的方式,如果認為李登輝有接受我們的訴求,就結束靜坐,如果認為沒有,那麼就堅持抗爭。結果各校討論了好幾個小時,到了午夜陸續決定後才前來投票,結果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票數,決議在22日早上宣布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撤退時校際會議也發表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也決定繼續組全國性組織「全國學生運動聯盟」,把民主的種子帶到各個校園。最後絕食團也是經過集體討論,雖然有一、兩位堅持不撤退,可是在大家遊說下也和平收場。當時我的心情很緊張也沒有開心的感覺,因為知道大家都不滿意,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不收又不行,未來是否能夠延續,李總統會不會跳票,民主種子能否在校園發芽…這些都完全不知道。到了1990年6月,李總統跟民進黨合作召開了國是會議,承諾了學生所提的改革訴求,1991年廢除了臨時條款,你才慢慢感受到當時運動的訴求真的有被完成。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當時的校際代表,文化大學的周奕成,他現在是位創業家,也曾經在民進黨擔任許多重要工作,謝謝他今天跟我們一起來談他對當時決定收場以及與總統會面的看法。

周: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情緒激烈的人,我一直是比較冷靜的人,所以當時的運動只要能夠和平結束,我都認為是一個蠻大的成就。我認為這麼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訴求不一定要非常激烈,只要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動有幫助,就是很大的貢獻。當時我是站在傾向支持撤退的一方,另一方面可能每個人對政治的理解不太一樣,畢竟當時大家只有20多歲,甚至還有幾位高中生,雖然有一些理念與理想,但實際上對政治並不瞭解,譬如當時李總統怎麼想?國民黨內部局勢如何?學生們也都是捕風捉影,聽老師或是前輩們的一些分析,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這些告訴我們資訊的人,他們也未必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范:很多也是猜測,我記得還聽過一個謠言,說李登輝已經被軍方脅持)

周:因為蔣經國先生是在1988年過世,李登輝當時是在驚濤駭浪中當選國民黨主席,到了1990年,李總統的權力才剛剛鞏固,所以國民黨內部到底如何,我們從來不知也沒有很明確的想法,所以都在一片未知中,好像在一條船上,要想辦法讓它不要翻船,才能夠繼續往前走,我想當時的心情大概如此。

范:就像奕成講的,因為政權非常不穩定,李登輝也才剛從國民黨的內鬥中得到總統的權力,所以一方面學生希望訴求可以達到,另一方面,有許多國家民主轉型的經驗最後是被軍人把持,所以也非常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我剛才說到當時有非常多謠言,包括軍隊已經埋伏在總統府到中正紀念堂的通道…等謠言,所以在運動過程中,一直有人希望把學生帶離中正紀念堂出去遊行,這樣能產生更大的壓力,但比較多的學運組織者希望留在現場,就是擔心行動失控,也就是翻船的問題。

對於撤退是大家不滿意但情感上不得不接受的結果,並沒有勝利的感覺,甚至覺得對不起民眾,因為當時有上萬民眾圍住學生、保護學生,人數甚至超過學生,他們不斷在決策小組決策時呼喊「學生加油!」,他們其實是希望學生繼續,因為他們希望這個運動可以帶動更多民主化。我想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對不起民眾以及繼續監督與追求台灣民主改革的心情下,結束了三月學運。不過從歷史角度來看,是一種幸運,這麼大規模群眾運動,在當時政權交替不穩的情況下,真的達到推動台灣民主的快速改革。

雲端檔案:廣場民主

  • 播出時間: 2017-09-08 06:15:00
  • 主持人: 范雲
  • 野百合學運有相當獨特的草根民主決策方式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有相當獨特的草根民主決策方式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有相當獨特的草根民主決策方式 (邱萬興攝)
  • 野百合學運現場的決策危機以更開放式的民主解決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現場的決策危機以更開放式的民主解決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現場的決策危機以更開放式的民主解決 (邱萬興攝)
  • 野百合學運現場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現場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現場 (邱萬興攝)

延續之前所講的野百合學運不同主題,今天要跟大家談談決策、校際會議以及廣場民主,三月學運相當獨特的草根民主決策方式。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當時也擔任校際代表的文化大學學生運動的核心參與者周奕成。

講到三月學運的決策方式,其實還挺複雜的,我後來研究社會運動後就比較理解,在三月學運之前,很多政治運動抗爭的領導者都是民進黨,民進黨已經是個政黨組織,它發起運動時一開始就有很清楚的決策,或是何時要收,如果現場民眾不想走,希望有更激烈的抗爭,就由政治人物或街頭的群眾運動家去掌握分寸,當時民進黨也有所謂議會路線或群眾路線,不過至少是在政黨的組織架構下去處理。

不過學生的情況非常不一樣,第一,三月學運是戰後學生最大的群眾運動,第二個是學生之間沒有一個全國組織能夠統轄,另外,學生是很講究個人平等,因為每個人都是大學生,當時大學生人數並不多,你可以說他們比較菁英,而他們彼此間對民主是非常相信的,就算你是總指揮,是領導者,他有不同意見還是會跟你吵到底,他們相信的民主價值不是只訴求國會的全面改選,他會希望廣場的決策方式是民主的。所以決策是否代表現場每一個參與者,這個問題一開始就是整個運動的重要議題。

另外一個特徵是,這個運動大約持續一個星期,而參與的人數是流動的,從一開始以中正紀念堂為核心的幾位發起人,到後來各校的運動組織領導者參與,組成決策小組會議,而部分學生群眾也隨著媒體報導而自行加入。所以參與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八O年代在各校學運團體中就很活躍,有組織關係的,譬如像我今天邀請到的校際代表周奕成,他本來就是文化大學草山學會的重要發起者與組織者,我自己也是台大學運社團出身,也是台大學生會的會長,我們本來就有一個校際學運網絡,各校希望改革民主,包括關心勞工、環境等議題的這些團體,過去因為常有下鄉的合作方案,所以一直有溝通的網絡在。但是也有一些加入三月學運的學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參與學生運動,也是第一次參與抗爭,這兩種人怎麼合作,其實現場也會有緊張關係。因為我們這些比較有經驗且彼此認識的學生運動組織者,會一直擔心國民黨滲透的問題,會擔心國民黨派人滲透而發生暴力行為,我們就會被抹黑,運動就會失敗。所以我們會對於完全不認識,或是原本是國民黨,但突然之間行為非常激進的人,會很擔心他們成為運動的組織領導者,在某個時刻做了一個違反大家的決定,整個運動就被毀了,因此會非常防範。所以如果當時我們的決策有一點封閉性,我想是因為威權的政治文化使然。

但是這個跟現場的民主是衝突的,很多學生可能你只是不認識他,他本來就有一些個人的政治信念,他就會不斷衝撞,所以後來我們的決策方式就被迫不斷開放。一開始是決策小組,3月16日晚上決策小組與指揮中心就成立了,我是第一批的總指揮之一,可是3月18日之後人數就慢慢變多,那時校際會議就已經成立了,因為決策小組只有幾個人,但各校未必能有代表在決策小組。3月19日是人數突增的重要時間點,一方面早上絕食團就已經出現,二方面各校集結的時間點是當天下午兩點,比較遠的中南部學生也包了巴士上來,當天晚上人數就達到三千人,校際會議的規模就更重要,當天晚上也通過了以野百合做為運動的象徵。到了3月20日,現場的群眾就超過五千人了,決策小組也擴增,從3-5人陸續增加到12人,因為有些重要學校的領導者會覺得他們動員了這麼多學生,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所以希望加入,而校際會議就是不管一個學校有多少人,都能有一位代表,我記得當時師大的學生其實不多,但也能有一席代表,只是因為人數太少所以只是類似觀察員這樣的位子。

因為校際會議一天只能開一次,校際會議還曾經推翻過決策小組的決議。我記得當時發生過一件事情,因為廣場不斷焦慮為何高層遲遲不回應學生,決策小組為了回應學生的焦慮,就做出一個決議,送出邀請函邀請李登輝總統到現場,可是校際會議知道後非常反彈。更有趣的是連廣場的學生都不滿校際會議的決定,所以後來就變成校際會議只是一個委任來投票的人,所有的事情都要回到他的學校裡面去討論,之後再帶回決議,它已經變成一個比較類似於投票人的制度,所以有人就宣稱這已經是一個廣場的草根民主。

你很少在世界上、更不用講台灣的群眾運動中看到一個執行的這麼徹底的廣場草根民主,而且我們比較像是聯邦制,一個學校一位代表,然後他是委任投票,到最後幾乎變成這樣,包括廣場要不要撤退的決定也是這樣。廣場民主真的很特別,也就是現場的決策危機後來是用開放更大的民主讓大家來決定。但也因為有這樣的廣場民主,確保了三月學運的撤退是一致的,在當時這樣高壓的環境、五、六千的學生,包括絕食團能夠決定一致撤退,是一個很大的幸運。如果大家對六四天安門有理解的話,六四就是因為沒辦法解決撤退和收場問題。

這是我記得的運動與決策,不曉得周奕成你當時是校際會議代表,後來又有豐富的政治運動經歷,對於當時的決策,包括廣場民主怎麼看?

周:當時的青年學生是充滿理想主義的一群,我們有比較激進的民主觀念,也就是對於體制內的代議制度充滿懷疑,所以認為應該用一個更參與式的民主來形成團體的決策。但另一方面就如范雲所說,當時的形勢充滿不確定感以及危機感,所以也需要在民眾可以參與的民主中,確定運動的主導性,也就是對於運動的領導者來說,有他們想要推動的方向,所以就有許多上下、來回的辯論與說服。像我自己也是運動的組織者,決策小組是由互推所產生,其他沒有成為決策小組的人就做組織以及穩定群眾的工作,也是為這些決策者爭取群眾的支持,可是後來又有校際會議,有些人又去擔任校際會議代表,也就像剛才范雲所說,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就是遇到問題再想辦法去解決制度上的不足,然後不斷修正,這是一個蠻有趣的過程。

剛才周奕成說的一個重點我很有同感,就是包括像他這樣的組織者,其實不斷在廣場參與的5、6千學生當中,譬如他是在文化大學的群眾中在穩定大家,因為現場的群眾是非常焦慮的,不知道做下去會不會有結果,是否要有其它行動,可是這些比較有群眾經驗、學運經驗的人,其實他們是相信大家互推出來的決策體系,因為無論如何,這可能是我們能夠產生出的最好想法了。所以就算對決策小組的決策有質疑,卻還是在維繫著這個廣場,因為我們知道現場的秩序和團結是我們最主要的抗爭武器。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就是我剛才說到決策小組決定要送邀請函給李登輝,後來被校際會議推翻,所以決策小組就決定辭職,但在辭職後卻被慰留,就代表群眾即使對他們不滿意,但還是願意由同樣一群人在領導這個運動。

雲端檔案:學生絕食行動

  • 播出時間: 2017-09-01 06:15:00
  • 主持人: 范雲
  • 野百合學運有學生發起絕食行動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有學生發起絕食行動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有學生發起絕食行動 (邱萬興攝)
  • 為了安全將絕食學生安置在國家戲院入門處(邱萬興攝)

    為了安全將絕食學生安置在國家戲院入門處(邱萬興攝)

    為了安全將絕食學生安置在國家戲院入門處(邱萬興攝)
  • 社會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聲浪高漲 (邱萬興攝)

    社會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聲浪高漲 (邱萬興攝)

    社會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聲浪高漲 (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發生在1990年3月,是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學生群眾運動,之前談過運動的原則以及教授的角色,今天想談當時野百合學運的一個關鍵行動,那就是學生絕食。今天也請到一位當時參與野百合學運的朋友周奕成,聽聽他當時參與的經歷與心得。

我後來成為一位社會運動的研究者之後,就更能了解絕食行動的影響力。因為絕食行動是用犧牲個人的身體、甚至最後可能失去生命的方式,對統治者或是任何有權力的人發出一種威脅,是一種非常悲情的「自傷」方式,所以抗爭強度非常高。而在野百合學運前,台灣民眾對絕食的理解,是前一年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運動的絕食行動,而當時台灣民眾是一面倒的同情絕食學生,後來這些學生被中共鎮壓,這種悲情的印象對台灣民眾很有影響力。而對於我們這些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學生而言,六四天安門運動也記憶猶新,所以三月學運一開始就有人提出希望絕食,因為當時領導高層完全不理會學生,因此有學生懷疑繼續靜坐是否有用,而且一開始學生人數也不多,可能上百到兩、三百人左右,會擔心沒有影響力。

野百合學運是3月16日由周克任等學生開始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開始,當天晚上就成立了決策小組跟現場指揮中心,而在3月17日、18日就有人提出發起絕食,而我個人是反對的,因為絕食行動太危險了,而且我們要如何決定由誰來絕食,萬一行動無法收場,又要如何決定由誰來為行動付出生命的代價。決策小組經過討論後,由於多數人反對,打消了絕食的提議。之前提到3月18日民進黨舉行反國大的大規模群眾聚會,當時學生很擔心被沖散,所以就設置了隔離糾察線,當天晚上還差一點遭到警方驅離,相當驚險。因此就在3月19日早上十點,由東海大學研究生方孝鼎帶領十位學生直接宣告要在現場發起絕食行動。我當時的心情是相當難過、傷心與悲情,我並沒有反對他們的行動,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意志堅決,無法阻止,我記得當時幫他們寫聲明與記者溝通時,幾乎都要掉眼淚了,因為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而我們其他人的角色只能努力把訴求和運動組織好。

當然絕食行動發起後,對當時的領導者李登輝總統的壓力就越來越大,各方面的聲援,包括所引起的媒體效應也越來越強,隨著廣場學生與群眾人數的增加,19日下午就是各校動員學生搭巴士到中正紀念堂集結的時間,兩點以後人陸續從中南部抵達,我們就從廣場外移到廣場內部,而為了安全,也把絕食學生安排在國家戲劇院入門處的台階上,後來想起來也覺得很有趣,因為那裡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似乎也象徵絕食學生在整個運動中佔了道德上比較高的地位。因為他們是用他們的身體、生命在做抗爭。

當時我們也擔心如果決策小組、校際會議通過撤退、解散,絕食學生不接受怎麼辦,這是運動內部的緊張關係。當時的絕食是無止境的,你不知道會持續幾天,而當局和媒體也不斷地污名化絕食行動,有一天晚上我們讓現場的學生看台視新聞,當時台灣只有三家電視台,而台視算是其中對學運比較友善的。三十分鐘的晚間新聞只有一到兩分鐘在報導我們的抗爭,而且內容是某某大學教官說學生都是被控制的;或是某某人說絕食學生在現場偷吃泡麵等等,從這些污名化的作為就可以知道,對當局而言學生絕食的壓力很大。

接下來介紹現場來賓周奕成,他是野百合學運文化大學的學生代表,而在野百合之前,他就是文化大學學生運動的重要參與者,當時有一個著名團體叫「草山」,他也是第一代的領導者,現在他是一位創業家,但在此之前,他在民進黨也擔任過青年部主任等職務。先來聊聊你當時為何會參與野百合學運,或者你個人的學運參與經驗。

周:我想當時台灣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那時許多年輕人對於整個教育或是政治體制充滿不滿,其中比較有行動力的就會起來抗爭,由於我個性比較叛逆,有什麼想法就會想去付諸行動,所以從台灣解嚴後,許多人就開始關心台灣民主化,而在野百合學運前,台灣許多校園就有學生運動的組織,對於台灣民主該如何轉型,給予思想上的啟蒙以及理論上的學習。一直到1989年台灣有相當大的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這些累積的能量到了1990年3月因為國民大會脫序且反民主的表現,讓整體台灣社會的不滿累積到非常嚴重的狀態,這時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覺得應該要出來代替民眾發出不滿的聲音,我個人只是整個大浪潮下小小的一份子,我想大多數人的想法都是如此。

范:我當時是台大學生,你是文化學生,我們3月14日在國民黨黨部抗議的時候,並不知道你們在陽明山上也有抗議行動,可否談談那次行動?

周:當時許多學校都有發行校園刊物,很多都在鼓吹國會改選這件事,因為國會改選被認為是民主化的重要階段,1990年3月當時的國民大會是在陽明山上的中山樓開會,因為害怕民眾上去抗議,所以警察和憲兵就把通往陽明山的主要道路─仰德大道封鎖,但因為文化大學就位於陽明山半山腰,學生還是可以上山,所以我們就集結了20-30位同學,從文化大學徒步走上中山樓,到了中山樓前面才遇到警察阻擋,因為地利之便,做到了很多人想上中山樓抗議卻做不到的行動,準備了布條、標語,抗議國民大會,要求全面改選。

范:後來各校想要抗議的學生就一起開會,3月16日傍晚,會才開到一半,當時已經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上抗議的周克任和楊弘任就來到開會地點,希望我們移到現場去開會,而把開會地點轉移到中正紀念堂之後,我記得我就再也沒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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