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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決絕的抉擇(上)

  • 播出時間: 2017-12-08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美麗島大審判

    美麗島大審判

    美麗島大審判
  •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歷史的激流急轉直下,沖刷的力量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失了魂魄那樣,生命頓然變成了漂流物,無盡無止地湧向不知方向的下游,一切都無可救贖,也都無可挽回。冀望了將近十年的民主運動,還在含苞狀態,更立即被折斷。時間從來是不容回首,任何夢想也全然不能預約。曾經有過的許諾,如果不是早夭,便是遲到,夾在中間的魂魄,幾乎追尋不到任何歸宿。那段時期的精神狀態,似乎是在真空裡浮游,完全沒有重力,簡直不知何去何從。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再來便是要用民事還是軍法審判。因為是戒嚴時期,所以一定是用軍法審判。而且這些美麗島人士也都被羈押在軍法看守所,也就是現在的「景美人權園區」。整個社會的氣氛也非常低迷,當時並不知道1980年會如何讓台灣的歷史展開。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背叛年代的開始,我不只背叛的青春、也背叛了黨國;背叛了我的知識、也背叛了我年少時期的理想。那是一個複雜的年代,而在那樣複雜的年代,也只能寄望美麗島大審是否能有一絲期望。當時警備總部已經宣佈將在1980年4月進行美麗島大審,我們都在等待那個時間的到來。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的家在警察監視下,居然讓凶手潛入,林義雄的母親被殺17刀,躺在地下室,兩位雙胞胎女兒也被殺,大女兒奐均則身中多刀,趴在樓梯口。如果不是當時林義雄的秘書田秋瑾去探望他們時發現,說不定林奐均也會因為失血過多而無法挽救。為什麼凶手可以從容進入及離去,令每個人都很懷疑且無法理解,後來也有各種傳言,聽說林義雄恐怕是美麗島被捕者當中,抗拒最強的。且從前他擔任省議員時,曾經說過:「真正的叛亂的團體是國民黨,國民黨才是最大的叛亂團體。」這句話得罪了層峰。

林義雄之前受美國國會邀請參觀美國的民主,經過西雅圖時,曾與我們這些留學生一起討論未來台灣民主的前途是什麼。我一直覺得林義雄是非常和平且說話謙虛的一個人,我們提出的問題他都會回答,所以當聽到林家血案時,真不知該怎麼辦。我記得那天西雅圖還在下雪,我從歷史系的辦公室出來,突然有一位同學過來告訴我,林義雄家發生血案,母親及雙胞胎女兒都被殺死時,不知道是天氣太冷、還是事件的衝擊太大,我的雙腿一直顫抖,無法站立,只好蹲在牆角。那一幕我直到現在還無法忘記,因為大雪就從走廊外不斷吹進來,撲在我的身上,我也不知道寒冷,只是一直蹲縮在牆角。因為我不相信人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發生在這個時代,更是發生在2月28日。

1980年2月28日我寫過一篇文章,1947年228事件,也就是我出生那年就發生這麼殘酷的屠殺事件。1972年的2月28日,尼克森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1980年2月28日,第三個228是林宅血案,每一次的事件都關係到我個人的命運,所以我非常難忘那一幕。我後來是怎麼消化這個事件,又是如何站起來回到家裡,記憶裡是一片空白。

2月21日報紙上公布了美麗島事件的起訴書,說他們是叛亂團體,叛亂證據是木棍118支、竹棍22支、火把43支、破裂火把六捆、鋼筋四支、柴油一桶、點火用草紙一綑。這樣的證據叫做叛亂證據,這個叛亂組織也太差勁了,這麼簡單的武器,幾支火把就可以叛亂了。也就是因為公布了這樣的證據,所有國際媒體開始批評當時的國民政府,要求公開審判。尤其海外作家陳若曦也帶著海外教授、學者的共同簽名書,親自去見蔣經國,指這樣的重大事件,即使是軍事法庭也必須公開,且逐字逐句刊登出來。這當然不會是陳若曦的意思,我相信背後一定有美國國務院對國民黨施壓。

審判的過程後來都在報紙上刊登了,現在回頭來看那段時間,才知道我們這群戰後世代,不管是在島內還是海外,幾乎都是在讀了美麗島公開審判的那些文字記錄後,開始政治覺醒。原來我們寄望的和平改革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美麗島大審把和平改革的希望切斷了。我們開始每天讀報,不管是《聯合報》也好、《中央日報》也好,每字每句都仔細閱讀,看到他們說的話,也幾乎要掉下眼淚。尤其姚嘉文在法庭答覆「你們去那裡?你們到底要去那裡?」時,用拉丁話回答:「我們要去美麗島,我們就是要去美麗島。」這段話感動了非常多人。審判的內容不只用中文發表,我記得《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都有翻譯成英文,《西雅圖時報》也節錄部分內容刊載在英文報紙上。

當我們這個世代都覺醒後,台灣歷史就不一樣了。對於我這個世代的人,讀著黨外雜誌,包括:《八十年代》、《夏潮》等,都不足以感動我們,真正感動我們的是美麗島的審判文。結果判決下來,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其他人都是12年有期徒刑。這當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劇本,而這樣的劇本是為了挽回國民黨逐漸失去的聲望。在審判結束後,我個人的歷史才要開始。也就是八O年以後,我在海外漂泊,最後終於投入政治的浪潮,完全是美麗島事件幫我決定。我的前生、後世,就是那麼整齊地在1980年一刀切下。

我不能忘記我的1980年代,我在那個時代開始想到一定要參加革命,而這種革命就是海外政治運動。革命如果是政治,那麼詩就是文學,我必須要在革命與詩之間做個抉擇。而這樣的抉擇,終於決定了我後半生要走的道路。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匕首劃過的切口

  • 播出時間: 2017-12-01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美麗島雜誌社工作同仁合影

    美麗島雜誌社工作同仁合影

    美麗島雜誌社工作同仁合影
  • 1979年美麗島雜誌(邱萬興翻拍)

    1979年美麗島雜誌(邱萬興翻拍)

    1979年美麗島雜誌(邱萬興翻拍)
  • 美麗島雜誌第一期目錄

    美麗島雜誌第一期目錄

    美麗島雜誌第一期目錄

很少有一個時刻,像匕首劃過那般,血流如注,鮮明地把生命切成兩半。前半生是那樣怯懦,猥瑣而無助;後半生是那樣憤怒,果敢且無懼。利口的刀痕,一夜之間,把沈眠已久的靈魂喚醒。那是相當殘酷的儀式,在祭壇上,人命像牲口那樣作為代價,來換取權力的鞏固。隔著海洋,眼睜睜看見一個冷血的時代,正在毫不設防的土地上蔓延。可以感覺自己的每一個細胞都在膨脹,卻找不到宣洩的出口。處在那樣的關口,隱隱感受著一股力量把我推向深淵,已經分不清楚是自願縱身投入,或是被迫墜入那沒有底層的黑洞。

回到1979年,是我生命裡非常陰暗的階段,只能在海外支持著台灣的民主運動。我一直是個理想主義的人,從大學時代到海外,也不斷朝著嚮往自由主義的方向在追求。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時,其實在海外並不知道會有那樣的後果。《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全島各地都設有辦事處、辦公室,我在海外也在推銷《美麗島雜誌》,並懷抱著期待,希望歷史能如此順利的發展下去。所以,當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們認為這是一場人權遊行。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做為一位人權工作者,非常知道這個日子的意義。當我知道《美麗島雜誌》要在高雄舉行遊行時,也充滿期待。因為當時還處在戒嚴時期,群眾遊行是不被容許的,可是他們的遊行申請通過了。據我所知,當時每位領導人都參與遊行,除了許信良,他因為被解除桃園縣長的職位而決定出國散心。此外,當時的黨外人士康寧祥也邀請林義雄南下,可是林義雄只站在場邊觀看。

那天的遊行相當平順,沒有任何衝突的跡象,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時,鎮暴警察開始包圍,令手持火把的遊行群眾感到不滿。他們拿著「捍衛人權」、「尊重人權」這樣的標語,一場和平的遊行就因為鎮暴警察的包圍,阻止隊伍前進,使得遊行群眾情緒感到不安,過了十點以後現場開始混亂。艾琳達也參與了遊行,她到美麗島的辦公室打遠洋電話給我,因為當時我也從事人權工作,所以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知道我的電話,而我都會事先聲明與台灣的越洋電話都會錄音,他們也都同意。那天艾琳達打電話給我,她說:「現在整個事件已經惡化,因為群眾都被鎮暴警察包圍,不能前進,也無法後退…。」因為整個行動太激烈,所以她說了一句話:「今天晚上可能是台灣歷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我當時覺得艾琳達可能太誇張了。

果然,後來爆發了群眾與警察的衝突。兩天後我們收到的《中央日報》就有警察和民眾對峙的場面,《中央日報》的報導稱這是一群“叛亂”團體,企圖顛覆國家並令社會失序,所以警察只好展開鎮壓。當時國民黨正在陽明山召開中央委員會,據說會中有黨員建議,美麗島事件是屬於“叛亂行為”應該進行逮捕,所以一方面通過鎮暴,一方面通過要事後逮捕。因為當時國民黨領導都在,所以蔣經國在中央委員的支持下也很快展開逮捕行動。

我除了跟艾琳達通電話,也打電話給姚嘉文。姚嘉文跟我說:「現在外面的情況不好,可能隨時都會被逮捕。」他是在家裡跟我通電話,通話內容我都有錄音。果然,過了幾個小時,姚嘉文就在家中被逮捕。美麗島的領導核心都被逮捕,連各地辦事處的員工也被逮捕,我最訝異的是楊青矗與王拓這兩位作家,他們只是參加這場遊行也被逮捕。前後大概有兩個星期的逮捕行動,最後一位被逮捕的是施明德。事後我們得知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協助施明德逃亡,也在台中張溫鷹牙醫的幫助下,做了容貌整形。不過,一個月後施明德還是遭到逮捕。

1979年就在這樣大逮捕的行動中結束,台灣開始進入1980年代。1980年最驚心動魄的就是「美麗島事件大審」,在海外的我們都非常關心。尤其是黃信介當時擔任立法委員,他是在立法院被逮捕,被捕前立法院長倪文亞還詢問在場立委對警備總部逮捕黃信介有無意見,結果全場資深委員鼓掌通過。這大概也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所謂民主國家警察可以進入立法院逮捕立法委員。最後警總公布美麗島事件共逮捕152人,其中50人交保釋放,40人交保候傳,在押61人,在押的包括除了許信良之外的8位重要領導人,以及美麗島雜誌的員工。

美麗島事件令台灣及海外關心政治的人,都陷入非常低迷的狀態,因為當時我們都認為《美麗島雜誌》是七0年代終結前,台灣民主的希望。只要希望還在,就能期待台灣民主在進入八0年代後有更平順的發展,可是當這些第一代的美麗島運動者被逮捕後,也使得台灣民主運動受到很大挫折。對民主一直抱持高度期待的海外留學生也陷入低迷,感到非常絕望,不知如何是好。

我比較訝異的是林義雄也遭到逮捕,他其實並沒有參加遊行,反而邀請他南下的康寧祥沒有被捕,這種選擇性的逮捕當然有它的重點在。今天再回顧這一段,心情還是非常沈悶與壓抑。好像每次回想時,就像一片烏雲劃過胸口。這是我最絕望的1979年,也是決定我後來命運的一個重要的年代。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帶著果敢的航行

  • 播出時間: 2017-11-24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1980美麗島大審外國媒體的報導(邱萬興翻拍)

    1980美麗島大審外國媒體的報導(邱萬興翻拍)

    1980美麗島大審外國媒體的報導(邱萬興翻拍)
  • 1980年林家血案的報導(邱萬興翻拍)

    1980年林家血案的報導(邱萬興翻拍)

    1980年林家血案的報導(邱萬興翻拍)

因為1978年國會改選的停止,造成黨外運動必須集結起來抗議,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的遊行,對我而言,那是相當和平的遊行,可是對國民黨來說,這群人卻成了“叛亂”份子。尤其當鎮暴警察圍住他們時,一場巨大的動亂就要發生。因為這些和平的遊行者,最多只是手舉火把,呼喊著要求政治人權、環保人權以及性別人權…等等的口號,與我之前經歷過的美國反戰遊行,呼喊的「美帝國主義滾出越南」口號,台灣遊行的口號實在太溫和了。

我記得展開美麗島大逮捕的第三天,我打電話給姚嘉文,問他:「我們在海外能做什麼?」他說:「現在外面的氣氛不好,我們隨時可能被逮捕,如果我們被逮捕,你們就收集被逮捕的名單,然後把整個事件寫出來,告訴國際人權組織。」因為我是國際特赦協會的成員,我就答應幫他做這件事情。當時我用錄音機錄下了與姚嘉文的通話內容,後來我將錄音帶交給80年代到美國的周清玉,她聽到這段錄音也流下眼淚。我與姚嘉文通完話後五個小時,他就被逮捕了,接下來美麗島的人,包括:呂秀蓮、陳菊…等,也一個個被逮捕。聽說陳菊是在睡夢中被逮捕,身上還穿著睡衣。不只如此,居然連沒有參加遊行的林義雄也被逮捕。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

在海外的人權工作者以及美國國務院都要求國民黨,既然要用軍法審判這群民主人權運動者,就要公開美麗島大審的整個過程,並且要將紀錄刊登在報紙上。所以在1980年4月要展開美麗島大審時,國際記者與人權工作者都到了台北。但在大審前的2月28日,我記得當天我從歷史系的辦公室走出來,突然一位同學跑來告訴我「林家發生血案」。1947年的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第一次大屠殺事件,選擇在2月28日把林義雄的媽媽、雙胞胎女兒以及大女兒全部殺害,大女兒身中17刀被送去搶救。

當時所有美麗島事件被逮捕者的家,外面都有治安人員監視,居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凶手進入林義雄的家,在外監視的警察卻毫不知情,而且是在地下室進行。當時林義雄的秘書田秋瑾每天都會去看林義雄的母親與孩子,那天她去時,一直叫人卻無人回應,到了地下室才知道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都被殺死,只剩下大女兒對她說:「田阿姨,我身體好痛。」只有這個大女兒被搶救了。當我從歷史系出來聽到同學告訴我林家發生血案時,我突然全身發抖,二月的時候西雅圖還在下雪,因為風大,雪不斷從外面吹進來,我幾乎站不住,只能蹲在走廊的牆腳,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也無法承受這樣的消息,只能蹲在那裡哭泣。我不知人間為何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也就在那時我才慢慢覺悟,身為知識分子只能用無力且衰弱的文字來表達你的思考,可是當你面對如此龐大且邪惡的政權時,文字有用嗎?我的內心開始天人交戰,不知該如何。我覺得寫博士論文沒有意義,非常沒有意義。我也覺得即使我再如何請求國際特赦協會,幫助台灣改善人權狀況也是無用,因為人被殺了就是被殺了。後來聽說林義雄在監獄中拒絕受審,因為他覺得自己無罪,為何要定罪給他。所以那年的228對我來講,更是一個重大跨越。

等到四月時,美麗島大審才展開,他們在法庭上的所有答辯都刊登在報紙上。我們每天都在等航空版的《中央日報》寄來,當時每位留學生都會收到國民黨寄來的航空版《中央日報》,上面果真有審判過程的所有答辯。我才知道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非常和平,都是追求民主,希望把台灣改造成理想國土。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文字,他們內心真正的信仰就是民主。不只我一人,我們同樣出生在228事件發生時的1947年的這個世代的人,都是在讀這些審判答辯的文字後,一個個覺醒。所以,美麗島事件確確實實教育了新的一代,在台灣就叫做「新生代」。「新生代」像是新潮流的邱義仁、林濁水等人,都是跟我同一個年紀,他們就是受到美麗島的衝擊,又站起來投入黨外運動。

我開始在1980年代為黨外雜誌寫稿,就是因為我這些朋友在辦雜誌,所以我開始寫政論文字。一個歷史系的學生,一個對現代詩如此著迷的讀書人,會變成一個政論家,這也是一個非常的時代。恰恰因為如此,我知道我接下來的生活會不一樣,再也回不到我剛到西雅圖時,追求博士學位那樣的心情。

在最苦悶的時候,許信良突然來到華大校園。許信良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因為到高雄橋頭慶祝余登發的生日,並展開遊行聲援被國民黨指控通匪的余登發。為什麼余登發被控“通匪”,因為他看《朝日新聞》裡報導了中共發射火箭成功,把這個消息告訴朋友,這樣就是「為匪宣傳」,然後就被判刑。所以黨外人士到橋頭示威遊行來聲援他。當時是桃園縣長的許信良也去參加,國民黨以擅離職守為由,將他停職,剝奪了縣長職位。因此,美麗島雜誌辦了一半時,許信良就到國外散心,他不知道會發生美麗島事件,而等到事件爆發後,許信良知道他也不能回去了。

所以美麗島大審後的五月,他到了華盛頓大學,表示希望在海外恢復《美麗島雜誌》,也希望有寫手、編輯幫他。很多人推薦我,於是他就跟我單獨談,他說準備在洛杉磯辦《美麗島週報》,需要一位主編,請求我幫忙,因為我們一定要為台灣發聲。我請他給我時間考慮。不只如此,1979年我去辦護照的簽證時,我們的辦事處居然不願意幫我蓋章,我問為什麼,辦事處人員回答:「你自己知道。」不給我任何理由,我才知道我原來已經成為黑名單,即使取得博士學位也無法返鄉。

也就在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發生等複雜心情交織下,我好像走到絕境,所以才告訴許信良給我四個月的思考時間。那是一個天人交戰的時刻,我跟妻子討論時,她當然反對,因為我們的孩子才出生沒多久。但是她看我情緒如此低沈,也覺得無法幫助我,所以後來有一天她就同意我去洛杉磯參加《美麗島週報》的編輯。這大概就是我在跨越1980年時,生命一次很重要的跨越。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靠北的窗口(下)

  • 播出時間: 2017-11-17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
  • 陳芳明著作《革命與詩》

    陳芳明著作《革命與詩》

    陳芳明著作《革命與詩》

「鎖在尺幅有限的室內,頓覺天地甚寬。在修課時,從未察覺不同歷史脈絡之間的有機關係。如今展開密集閱讀時,不同的歷史軌跡可以並置在一起。兩者之間的互動,其實是千絲萬縷,全然不能孤立地看待。這時才第一次理解什麼是歷史的整體性,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同樣歷史的沖激之下,終於產生犬牙交錯的連帶感。到達這樣的理解之際,窗外已經是一片綠蔭。」

這是我在《革命與詩》書中所寫的一段文字,我要談的是我知識上所產生的動盪,以及在內心裡價值觀念的轉變。這些轉變都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發生,也只有回頭時才知道,也就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累積不同的生命質數。回憶那段時間、那段生活,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感覺、新的變化。這不僅是因為外界環境不斷改變,我讀的知識也在不斷翻新。對我的生命而言是關鍵時期。

一位文弱書生,怎麼可能會涉入政治,怎麼會突然開始發表激烈言論並訴諸文字。當然在那個城市裡我認識了許多人,其中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有一位年輕醫生沈富雄,我住的學校宿舍距離他家大約開車十分鐘,他家在半山腰上,我常去他家討論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政治。從他家可以看到整個華盛頓湖,白天的湖面一片藍色,湖南面的盡頭有一座終年積雪的山Mt Rainier,我翻譯成雷尼峰。這樣一座終年積雪的山,坐落在巨大湖面的盡頭,這種風景說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如果不要涉及政治,如果不要因為博士考試而投入緊張的生活,在那裡生活真是一種享受。我曾告訴自己,為何上帝如此不公,讓美國人享有如此美的風光,而台灣人卻必須度過那麼艱苦的歷史過程。但是沒辦法,身為台灣人就必須接受這樣的命運。

當時我與沈富雄以及另一位華大的學生,再加上文學系的詩人楊牧組了一個讀書會,因為我們對台灣的歷史不熟,所以決定從清代的歷史讀起,就讀連雅堂的《台灣通史》。有一天沈富雄說,我們自己在這裡讀書沒有意義,不如把最新的黨外運動文章,油印後訂成小冊子寄給華大的留學生。我覺得這個點子很好,沈富雄也知道我以後要回台灣,那時我們沒有打字機,所有文章都是手寫,而沈富雄的鋼筆字非常漂亮,所以由我提供稿子,他負責抄寫。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中壢事件」,由他抄好後拿去影印,然後寄到每位留學生的信箱。據說這份油印的刊物產生了很大震撼,領事館開始查筆跡是誰的。後來大概知道是沈富雄,可是後面是誰在寫文章,我想一定程度也可以推測出是我所寫,因為當時能夠寫文章的並不多。我想我會成為「黑名單」,大概就是1977年、1978年左右慢慢形成的。

那份刊物我們命名為《西北雨》,因為西北雨來得快、去得快,且每次都會帶來很大的雨量,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特有的天氣形態。這份刊物從「中壢事件」後一直辦到1979年《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出版。因為《美麗島雜誌》是非常強悍的黨外運動機關雜誌。1977年中壢事件後,台灣的黨外運動也慢慢有了組織,這個組織沒有名字,到了1978年集結成「黨外運動聯誼會」,領導人表面上是施明德,實際上是黃信介。施明德娶了一位美國老婆艾琳達,我一直要到1980年參加海外政治運動和許信良辦刊物時,才認識艾琳達。

1978年對我個人而言是重大變化,但我並沒有因為關心政治議題而偏離了學術研究,事實上我仍然很認真的在進行學術研究。我記得參加博士資格考時,四位教授中只有一位指導我宋代歷史的老師來自香港,其它包括:英國史、中國近代史以及俄國史的教授都是美國人,筆試通過後還要與四位教授進行一場答辯,由他們提問題讓我回答。經過兩個小時問答後我先離席讓教授們進行討論,過了五分鐘後我的老師開門請我進入,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我,而其他三位教授也一一與我握手,我就知道我可以開始寫論文了,我希望兩年內把論文寫完後回台灣,當時的喜悅感非常大。

可是因為1979年台灣與美國斷交,所有海外留學生的情緒都很低落,那段時間我們發行《西北雨》,至少我精神上能有所寄託。我當時也準備把博士論文寫出來,當我正興奮的寫論文第一章時,才發現有很多英文單字不懂,寫起來非常困難,所以我大概花費二~三個月才寫出第一章,寫完後原本覺得後面會很順利,可是當時已經接近1979年底,我們聽說《美麗島雜誌》要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舉辦一場人權遊行,示威抗議。我記得當時林義雄也要回台灣,經過西雅圖時我們與他會談,從林義雄的談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謙虛又充滿智慧的人,且談吐溫和絲毫看不出是一位相當具批判性的人。與這位溫文爾雅的紳士談了一晚上,我們都覺得他回去後將是台灣民主的希望。當時另一位黨外人士康寧祥也邀請林義雄南下觀看人權遊行。

那場遊行相當激烈,我記得我打電話給艾琳達,她說這起事件一定會改變台灣的歷史,當時我內心還認為艾琳達或許有些誇大其詞,結果沒想到真是如此。美麗島事件被國民黨定調為「叛亂事件」,必須進行軍法審判,就開始到處逮捕人,除了八位領導人,五十幾位工作人員也遭到逮捕,這就是《美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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