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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的革命與詩:牢門打開時(二)

  • 播出時間: 2018-10-19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出版第二本回憶散文《深淵與火》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出版第二本回憶散文《深淵與火》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出版第二本回憶散文《深淵與火》

        春天時分的一個下午,艾琳達邀我到洛杉磯市區的咖啡店見面,原來是介紹我與兩位美國的女性人權工作者見面。她們剛從大學畢業,正要出發到遠東訪問。咖啡店看來很簡陋,座落在城市的街角。我到達時,她們正在議論著美麗島事件。

        跨過新年,春天就到達南加州,有一天艾琳達打電話邀我,說有兩位美國的人權工作者正要去遠東,而且會去臺灣跟美麗島受難者家屬見面訪問,問我有沒有興趣和他們見面。我也是國際特赦協會的會員,當然會有興趣,只是後來投入了《美麗島》的工作,其實這份工作也是要拯救受難者的人權,只是我雖然還是繼續繳費,但對國際特赦協會的工作已經漸漸疏離,聽到他們要關心美麗島事件,所以就去跟他們見面。

        我在1975年參加國際特赦協會時,當時他們就告訴我不能研究臺灣的政治犯,因為會有偏見,好像只關心自己國家的政治犯,既然加入了就應該關心其它國家的政治犯。我當時關心最多的是朴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馬可仕時代的菲律賓,另外就是中南美洲的那些獨裁者統治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政治犯都很多。那時候會員的義務是寫信,我們在一些固定的明信片上面簽名,也可以加上幾句關心的話。因為我的義務就是關心國際人權,因此我對韓國、菲律賓和中南美洲的政治狀態比較熟悉。我到達時,兩位才大學畢業的人權工作者非常年輕,她們跟我擁抱後坐下來。坐在咖啡店裡,我發現她們不只談論美麗島事件,也在議論稍早的一位台灣政治犯白雅燦。白雅燦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可是國際特赦協會的會員不會忘記。1975年蔣介石去世時,蔣經國繼承總統,白雅燦這位小人物在街頭發傳單,傳單上面質疑蔣經國繼承父親位子,有沒有繳交遺產稅。對台灣民眾而言,蔣經國繼承是理所當然,怎麼會想到還要交遺產稅,結果就是因為這樣的質疑,白雅燦就被逮捕了。

沒有人知道白雅燦是誰,因為他不是明星人物,只是一個小人物,只有國際媒體,像《紐約時報》或者《洛杉磯時報》曾經登過他的消息,台灣根本不可能談白雅燦,而這些美國小女生居然去關心白雅燦人權,我真的非常感謝,覺得她們好細心,不會忘記任何威權體制的受害者。我問她們對台灣瞭解多少,她們知道「中壢事件」以及「美麗島事件」,可見得她們雖然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大學拿學位,人權的議題卻是共同的,所以第三世界的狀況,特別是台灣與韓國,她們非常清楚。我問她們:可能見到白雅燦嗎?她們回說:不可能,但我們願意嚐試。這才是人權工作者的精神,不會因為失望、絕望而放棄,恰恰因為看不到才要嚐試看看,這才是國際特赦協會的積極精神。

關懷人權並不一定能夠讓他們得到釋放,也不一定能讓當權者受到影響,但重要的是關在牢裡的人,只要知道外面有人在關心,他們就覺得有活下去的勇氣,因為他們最怕被遺忘。我記得當時他們被逮捕時,我寫了一首詩〈給愛爾蘭人〉:那個愛爾蘭人在我們校園唱歌、彈吉他,你如果看到一個愛爾蘭人半跪下去時,他並不是要屈服,而是正要站起來。沒想到美麗島的受刑人都將這首詩抄下來,有些人還貼在牆壁上。他們後來告訴我,他們在監獄裡都在讀這首詩,傳抄這首詩。其實這首詩是我偽造的,因為我知道當時監獄裡只能看到兩種報紙:《中央日報》與《聯合報》,我就把詩投到《聯合報》,沒有想到被刊登出來。有一位出獄的牧師問我可不可看看原稿,我回說:不好意思,那是我偽造的,然後他就笑出來。可是知道他們看到那首詩,我的內心也覺得很溫暖,因為我的關心他們感受到了。

跟她們對話時我才知道,她們不只關心台灣、菲律賓、韓國,對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也都非常清楚。而我每一次收到國際特赦協會的通訊時,都比較專注在亞洲方面,她們則是全世界都很注意,她們才是真正的人權工作者。當時韓國的朴正熙、菲律賓的馬可仕、台灣的蔣經國都是強人,權力在握可是不會關心一般老百姓的社會福利。我聽她們講了白雅燦之後,印象非常深刻,現在每一次我想到洛杉磯這座城市,就會想到那一次我們坐在街頭的角落,一間非常簡陋的咖啡廳在談人權的問題,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權工作者的真實感情與真實行動,那一次的見面收獲很大。

美麗島的受刑人有些人被判四到五年,被提早假釋出來,假釋第一批是在1984年春天,包括兩位作家王拓與楊青矗。而這一年的春天也是我在台灣第一次發表台灣本土論的文章而首次與陳映真論戰、交鋒。王拓與楊青矗的刑期比較短,也就提早出獄了。王拓的小說有《望你早歸》及《金水嬸》,其實《金水嬸》就是寫他的母親。我那時沒有機會與王拓認識,但我看過他的小說。楊青矗也一樣,他的《工廠女兒圈》是寫加工出口區的女工,他最有名的是《在室男》,描寫一位茶室女郎勾引一位裁縫師,而這位裁縫師是一個在室男。文學真的很厲害,我們未曾互相見面,但因為讀過他們的文學作品,就覺得很親切,好像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他們被釋放時,我內心的喜悅超過任何人。而且你可以逮捕政治運動人士,可是不能抓作家,在美國抓作家是天大地大的事,可是在台灣的戒嚴的體制,全部人只要他不爽就一律抓去,這也是美國的言論自由為什麼那麼發達,因為他們對作家非常尊重。

他們被釋放後,我就在想,他們會不會繼續寫鄉土文學,讓鄉土文學運動能夠繼續發展下去,因為他們都寫到台灣階級的問題,《金水嬸》就是王拓寫他的母親,社會最底層,描述階級壓迫,他們如果是在美國或是歐洲被逮捕,那是天大地大的事,可是在台灣卻平靜無波。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牢門打開時(一)

  • 播出時間: 2018-10-12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艾琳達(邱萬興 攝影)

    艾琳達(邱萬興 攝影)

    艾琳達(邱萬興 攝影)

        我曾經與她吵過一架,那是1981年的聖誕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忙著趕工,我希望把編好的報紙版型送到印刷廠,第二天就可以擁有從容的聖誕節假期。每個人的心情都緊繃著,無意之間我與艾琳達有了口角衝突。如今已經忘記到底在爭論甚麼,只覺得那晚的心情非常不愉快。工作快要結束時,我非常掙扎,到底要不要在離開前跟她說聖誕快樂。內心矛盾許久,卻說不出口。

        洛杉磯的春天是非常漂亮的,只要跨過年底的耶誕節、再跨過新年,然後一個季節就來了。南加州不像北加州的舊金山,終年都是雨霧環繞,非常寒冷,洛杉磯比較接近墨西哥,所以天氣非常溫暖,百花盛開,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週邊,燦爛地反射著艷陽光線。

        《美麗島週報》的辦公室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木造建築,後面種了一顆果樹,台灣叫酪梨,英文叫avocado,冬天結束、春天來臨時,那些果實都結得非常飽滿了。那是代表加州的農產品,因為我在西雅圖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果實,微風襲來,樹葉徐徐飄動,飽滿的果實則不動如山。那天下午我到達辦公室時,發現艾琳達居然在後院的酪梨樹上爬來爬去,我嚇一跳,問她在做什麼,她說她在採avocado。那時艾琳達住在聖地牙哥,距離洛杉磯開車要一個小時,每週三、四雜誌編輯時她一定會來,至少幫忙校對,她的中文還不錯,週四時她就單獨一個人睡在雜誌社的舊房子裡面,如果要我一個人住在那裡我是不敢的,所以那一天我第一個到達辦公室,看到她在樹上攀爬時嚇了一跳。

        艾琳達的中文實在講得好,她最喜歡用中文批判我們這些編輯人員,其中她最喜歡批判許信良,說他是左言右行,也就是他的言論主張是左派,可是行動是右派,當然這是她在諷刺許信良的搖擺性。她除了詞窮時會冒出英文,否則都是用中文辯論,因為她知道裡面有很多工作人員不一定會講英文。她當時還是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候選人,正在寫博士論文,她的博士論文要到十幾年後到台灣才完成,她在研究台灣的女工,研究女工就知道她是左派的,她還到工廠去考察台灣女工的工作狀況,因為太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她的階級立場非常分明,女性工人性別是弱勢的女性,工人也是弱勢階級,她就站在這樣的立場,生活方式也是左派的,所以她是言行一致,因此常指責許信良是機會主義者、左右搖擺,完全沒有革命的原則。

        12月25日是聖誕夜,新年馬上就要到,所以我們12月24日正在趕工,趕工時不知道艾琳達講了什麼,我聽了非常不高興,結果就跟她吵起來,可是因為第二天雜誌要編出來,所以我們還是投入工作當中,情緒已經緊繃,她又說了什麼讓我不高興的話,因此那天的工作非常壓抑。但是在美國的耶誕節,即使是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都會說Merry Christmas,可是才剛和艾琳達吵架,所以我一直天人交戰,要不要跟她說Merry Christmas。這樣的矛盾心情必須要等到整個工作結束,所有版都交由另一個工作人員送到印刷廠時,艾琳達向我走來,手上拿著兩個禮物,一個包起來、一個沒包,沒有包的禮物是一條百納被,英文叫quilt,就是用剩下的零碎布拼起來,也就是拼布,她把它拼成一條被子,所以這條被子各種顏色都有,會拼的人會照顧到顏色的均衡,非常漂亮。她走過來跟我說,這是她自己縫製的小拼布,要送給我的孩子做為聖誕禮物。我把禮物接過來,發現她的手工很細,她雖然非常革命,有時動作非常粗大,可是百納被做得這麼好,布與布的銜接非常工整,我相信她一定耗費不少時間一片一片銜接起來。

她交給我的時候,我的心裡好慚愧,我還在掙扎要不要跟她說Merry Christmas,她就已經走過來把禮物交給我,並且用中文跟我說「聖誕快樂!」。我非常不好意思,也是我第一次領教洋人的生活態度,也就是兩人即使有過爭吵、即使情緒化,最後還是會給對方祝福,而我居然天人交戰這麼久。這大概是我在美國受到的最好生活教育,也就是辯論是一回事,情緒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因為辯論激起內在情緒的不爽,這是個人修養的問題。這是我第一次接受這樣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教育,我才知道她真的非常寬宏大度。她雖然站在自己的意識形態寸步不讓,可是再如何辯論都不會影響她跟我的友誼。

她說她耗費了一個星期慢慢縫製出這條百納被,她說看過我的兩個孩子,那時男孩快要7-8歲、女孩5-6歲。她去過我家看過兩個可愛的小孩,當她把禮物交給我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很感動,也非常謝謝她,這大概是我在《美麗島週報》工作時非常難忘的一個記憶,也是我生命裡非常難忘的一個耶誕節。那一天,我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進退舉止,這些都是從生活中慢慢培養出來的。我也曾經跟很多朋友辯論後不歡而散,結果在聖誕夜讓我知道,原來人的相處也可以這樣。那個晚上我要出去開車時,終於大方的跟艾琳達說Merry Christmas,她就走過來跟我擁抱。那個晚上不僅僅是聖誕夜,也是我個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跨越儀式。

在我所認識的那些左派人士中,理念與行動真正完美結合的,一個是史明、一個是艾琳達。史明當然對這種生活細節不會在乎,美國人艾琳達是會在乎的。在那個春天的下午,我看見她攀爬在那棵酪梨樹上,採最飽滿、最重的果實。當時我還不知道酪梨的滋味那麼好,我是到了洛杉磯,艾琳達給我們吃過幾次之後,才知道酪梨那麼好吃。她把最好的挑出來放在紙袋裡、其它的放在一邊。我問她要做什麼?她說等一下就知道了。她把比較好的酪梨拿到外面,看到路邊一位墨裔的農民在賣農產品,就把酪梨抱過去跟他交換,她說:「你看我的酪梨漂不漂亮,跟你交換你的那些橘子。」我看那位墨裔非常高興,滿臉笑容的跟她交換,所以她就帶著不同的水果進來,我們有一個愉快的下午。這當然是艾琳達給我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育。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在梭羅墓前(三)

  • 播出時間: 2018-10-0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梭羅的安息之處

    梭羅的安息之處

    梭羅的安息之處
  • 〈墓前花》手稿1

    〈墓前花》手稿1

    〈墓前花》手稿1
  • 〈墓前花》手稿2

    〈墓前花》手稿2

    〈墓前花》手稿2

        在那墓園尋找他的名字,完全徒然。後來請教一位訪客,他才指點說,梭羅不葬在那裡,而是葬在沈睡谷(Sleepy Hollow),就在鎮外兩三哩處。再度驅車前往,不久就看到一片低低的山丘,果然那裡的景色,看來特別幽深。

        終於到達坎坷鎮,郊外就是一個叫沈睡谷的墓園,我才知道整個新英格蘭區的重要作家都葬在那裡,包括:《小婦人》(Little Women)的作者露意沙.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以及《猩紅字》(Scarlet Letter)的作者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我進去後走上山坡,就看到一座相當莊嚴的墓園,原來是愛默生家族的墓園。站在墓園前,感覺到文人再怎麼偉大、生前如何有名,最後收留他的也只是一塊小小的土地。由於愛默生家族大大小小都葬在這裡,所以看起來頗有規模。

        由於看到家族史在上面的記載,所以我對整個新英格蘭的文學史非常好奇,我後來對新英格蘭的那些作家很熟悉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探訪過這座墓園。我後來又開始繼續尋找梭羅家族的墓園,有一塊墓碑上寫著梭羅,但那只是一個指標,我後來走到那裡才知道,梭羅的墓好低,就葬在土地裡面,旁邊都是草地,梭羅的墓碑特別謙卑,上面寫著HENRY,他的本名叫Henry David Thoreau,看到HENRY知道這是他的墳墓,碑前插滿了鉛筆,因為梭羅家族曾經是製造鉛筆工廠,他的日記也是用他家製造的鉛筆寫成。當然,我所看到他的日記以及著作都是已經排版過的,但可以想像他當年是如何一個字、一個字寫成,就覺得他是一位刻苦耐勞的作家。

        來新英格蘭之前看過梭羅的日記,他的日記是盒裝的一共十本,我喜歡看他的日記,雖然是排成鉛印的,但他常在日記裡畫橡葉、或者楓葉,而且畫出精巧的葉脈,有時他也會畫松果,就覺得他好親切。我後來買了《華爾騰湖》這本書,才知道書的後面還附有一篇文章叫〈公民不服從〉,內容是非常反抗權威的。為什麼他會寫這篇文章?最主要是他欠聯邦政府三塊錢,別人問他為什麼不繳這三塊錢,他說這個聯邦政府是欺壓黑奴的,為什麼要當這個政府的幫凶。因為他拒絕交錢,因此被關了三天。關了三天讓他體會出來,做為一個公民也可以不服從這個聯邦的法律。結果沒想到這種「不合作主義」居然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甘地,也影響了黑人領袖,所以黑人出來反抗時,這本書也成為他們的聖經。而甘地在印度反抗英國人時,也是讀了梭羅的文章,我才知道文學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很多人都知道《華爾騰湖》,但是常常都只是看到前面,最後三、四頁左右就是〈公民不服從〉。2014年太陽花學運時很多人都在看這篇文章,看到之後我強烈想念當年到波士頓去看梭羅的墳墓。因為對我而言,即使你的政治成功,可是文化墮落的話,只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換了一個政權,政治的內容沒有改變。到達梭羅的墓前,我才知道我航行了多久的道路。年輕時就已經知道《湖濱散記》這本書,我從來沒有把它稱為《華爾騰湖》,而是到了美國之後,我重新閱讀美國新聞處出版的這本《湖濱散記》,才知道英文書的原名叫Walden Pond,重新看過之後我就決定,如果有一天有機會到美國東部,我一定要到梭羅墓前。

        到了他的墓前我才知道,這麼謙卑、矮小的墓碑,就高出土地一點,我蹲在前面很久,看到有一朵花就在他的墓前,這朵小雛菊就在風中晃動,我覺得這是非常神聖的一刻,因為我飛了這麼長久的路途就是為了前來膜拜。他的墓碑是那麼謙虛,可是他的靈魂在我的生命中卻是那樣龐大,畢竟一個人再怎麼偉大,能夠收容的就是一塊小小的土地,這是我體會特別深的。我體會到歷史往往都是不經意發生的,從來不知道他後來會對整個世界投射那麼強烈的影響,甚至太陽花學運的那些年輕人也在讀他的〈公民不服從〉。2014年,可是我想到的是1984年,30年已經過去,梭羅在我生命裡是非常深刻與難忘。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旅店裡重讀梭羅的《湖濱散記》,那時也已經在看英文原本,我終於還是寫下了一首詩叫〈墓前花〉,這首詩寫得很簡單,可是我覺得非常難忘,因為寫這首詩最主要還是紀念自己曾經有過的心路歷程,寫下這首詩之後,我追尋梭羅的心路歷程也告一段落。那時我撿回了一片楓葉放在桌前,覺得我應該把這片葉子夾到梭羅的日記裡,所以我就先放到自己的日記中,想著回去後再放到他的日記裡。這時我才隱隱感到,他刻畫新英格蘭的那些文字,可以看出他非常非常愛他自己的土地,那種心情我可以體會,因為我也是這樣。所以坐在旅館裡面,我強烈想念著太平洋彼岸的台灣。那天鄉愁非常濃厚,可是沒有人可以跟我說話,所以我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不僅要為他寫一首詩,也要為他寫一首散文,甚至要向我的讀者和學生介紹梭羅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把梭羅的《華爾騰湖》又重新讀過一次,每一次提到梭羅這兩個字,或者是我重新翻開梭羅的日記時,那次飛行到波士頓的記憶還是非常難忘。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在梭羅墓前(二)

  • 播出時間: 2018-09-2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由新潮文庫出版的梭羅著作《湖濱散記》

    由新潮文庫出版的梭羅著作《湖濱散記》

    由新潮文庫出版的梭羅著作《湖濱散記》

        在陌生城市的旅店,我會點燈寫詩,望著窗外迷離的夜景,不時會讓我靈光一閃,讓下沉的心情獲得召喚。那段時期所留下的詩行,幾乎都是以美麗島事件的人物為主題,通過那些人格的描摹,我就不敢容許自己持續沉沒下去。

        對我而言,詩就是一種救贖,好像在深不見底的水底,將靈魂打撈上來,我覺得寫詩就有這樣的作用。那時我寫了一首詩〈我的遺言〉,因為一直覺得很絕望,無法回到台灣,所以乾脆就用一首詩表達我對自己的紀念,我就寫下〈我的遺言〉

 

焚化我的遺體

請用相思林的木柴

燒我、烤我、煎熬我

把熾熱的鄉愁燃成火焰

若能添加一些木麻黃更佳

這種樹,在嘉南平原隨處可見

 

葬我的頭骸在新高山的 

背向亞細亞大陸

若我的靈魂仍可遠眺

讓我撥開迷濛的煙霧

朝向怒淘洶湧的太平洋

我願為航行中的台灣守望

 

留下的骨灰

撒一把在下淡水溪

若還有剩餘價值

讓我滋養溪中的西瓜田

我樂於看到圓熟的果實

把島嶼的土地膨脹得滿滿的

 

        因為在那裡寫下了詩,又到達了那個城市時,我才知道我終於離開故鄉已經超過十年了,雖然在那個時刻還無法知道費城對我有什麼樣的意義,但是想到費城對於美國歷史不只是誕生地,而且也是再生地時,鄉愁就特別濃厚。那時對生死的感覺也非常強烈,總覺得生死的界線只有一線之隔。徘徊在墓園時,我可以感受到內心情緒不斷翻滾,好像回去故鄉已經無望。但寫完了詩後,彷彿又有一股信心重新燃燒起來。這很矛盾,我常常覺得詩是我生命的救贖,讓我的餘生繼續發光、發亮。

        那一次費城的訪問,印象非常深刻,但不知道為什麼都停留在墓園的風景。離開費城後,我開始北飛,經過紐約州到了位於麻州的波士頓。麻州真的很漂亮,它跟華盛頓州差不多,整個地面都是綠色的,不管是草地、田野還是森林都是綠色的,而且湖泊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很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從來不知道新英格蘭的這塊土地居然這麼漂亮,而且充滿了勃勃生機。我們知道美國到了冬天談到下雪都是報導波士頓的雪,因為最早到達那裡,但我沒想到春天的波士頓是那麼漂亮的一塊土地,就覺得幸好來了。

        我會來到波士頓最主要是因為當地的同鄉會邀請我去報告台灣殖民地時代的政治運動,當時我正在寫謝雪紅,我在寫謝雪紅時,也把她週邊投入政治的一些運動者,大部份都是男性,包括:蘇新、林木順最後到謝雪紅,等於是把台灣共產黨的興亡史跟他們做報告。對許多海外台灣人來說,他們對台灣的歷史不是那麼熟,特別是左派的歷史更不熟悉、非常生疏,而我正好在收集左派的資料,聽說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收藏了一些罕見書籍,所以我既接受他們的演講邀請,也順便到哈佛的圖書館去找有關台灣歷史的書。

        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前,整個歷史的撰寫權,完全掌控在國民黨的手中,歷史的解釋權也是,所以我要寫《謝雪紅評傳》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夠奪回一點點台灣歷史的解釋權,因為我知道沒有歷史記憶的人民,永遠都會重覆過去所犯的錯誤,沒有歷史記憶,自然會服服貼貼的接受統治者的安排。看到窗外那些湖泊,而且知道這裡是美國獨立革命的起點,也是美國文學的發祥地,我反而心情更加雀躍。

我對十八世紀下半葉新英格蘭的文藝復興非常好奇,當時我要來波士頓就是要來看《湖濱散記》作者梭羅的墳墓,也想看華爾騰湖旁邊當初他所建造的木屋。當然,現在的木屋是後來的人重建的,但也是依照他在日記上所畫出來的樣本重建。梭羅的華爾騰湖對我來講充滿了文學的象徵,畢竟我從大學時代就很熟悉,他的第一段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1847年,梭羅向他的朋友借了一把斧頭,到華爾騰湖旁建造了一間木屋,然後他在那裡度過兩年,留下一本散文才離開。我對梭羅為什麼會這麼好奇,因為我讀了他的書、也讀了他的日記,他在日記中說了一句話,他說:「我出版了生命中的第一本書,一夜之間,我就著作等身了。」因為沒有人買,全部堆在家中,所以就著作等身。這當然是梭羅式的幽默,但他們也錯過了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作家。

我到哈佛大學圖書館時,那裡有一位台灣人是圖書館員,他帶我去看那裡所收藏的一份報紙叫《台灣日日新報》,那是1933年出版的,1930年台灣共產黨全部被逮捕後,一直到1933年才公開審判,因為被逮捕的共產黨員一個個被日本人用刑求的方式取得口供,如果兩個人說的時間點不同,他們就刑求直到一致為止,所以經過三年時間,共產黨員在獄中死了三個,就是因為受不了那樣的刑求,可是終於整理出來,所以1933年《台灣日日新報》公佈了台灣共產黨被捕事件的始末。當年一個台灣作家叫黃石樵,就將報導的內容收集起來成為一本《台灣共產黨秘史》。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到這些記載時,心情非常激動,覺得終於看到當時的報導,看到已經印刷模糊的台共相片,包括:謝雪紅和蘇新,都已經模糊不清,可是我要到這麼遙遠的地方,才找到台灣歷史,所以我覺得研究台灣歷史實在是太辛苦了。

離開哈佛燕京圖書館後,我的朋友就載我往華爾騰湖的方向走。華爾騰湖接近一個叫坎坷(Concord)的小鎮,這是一個漂亮的小鎮,一進去一間漂亮的教堂就在前面,教堂旁邊也是墓園,那個墓園的楓樹好大一片,那種楓樹叫挪威楓。結果我的朋友說梭羅的墓不在這裡,而是在另外一個墓園,但是因為我對墓園就是很眷戀,所以還是在那個墓園走走,甚至收集了幾片楓葉,因為我覺得這裡是他的小鎮,所以我也應該留下一些小小的紀念。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牢門打開時(三)

  • 播出時間: 2018-10-26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許信良與陳芳明在洛杉磯常私下交流左派思想

    許信良與陳芳明在洛杉磯常私下交流左派思想

    許信良與陳芳明在洛杉磯常私下交流左派思想

        王拓是基隆八斗子人,他筆下的雨港意象特別鮮明,尤其他的小說《金水嬸》,把現代都會的金錢政治,與鄉下母親的堅守傳統精神,描繪得非常淋漓盡致。而楊青矗是高雄人,在他小說裡刻畫長期受到剝削的工廠人。兩人的作品彰顯了台灣社會的城鄉差距與階級差距,就像我後來常常說的,鄉土文學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對抗國民黨的文藝政策。

        當時在洛杉磯聽到兩位作家假釋出獄,就覺得心中某部分被綁架的一塊鬆綁了一點點。我所做的工作雖然和他們沒有關係,但至少我看到他們被釋放出來了。而且當時我從西雅圖南下時告訴自己,只要他們被關在牢裡一天,我就繼續投入政治運動。所以1984年他們假釋出來時,我的心情就沒有那麼緊繃了,當然還沒有考慮到我是否要離開洛杉磯,但是心裡的壓力至少減輕了一點。

        這兩位作家我在台灣時從來沒有遇見過,因為我1974年出國時,他們兩人的小說還沒有被看見。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我已經不在台灣,我看到一位作家在批判《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名字就是王拓,他說:「不是鄉土文學,是現實文學」。我印象很深刻,覺得他好勇敢,那個年代他居然願意站出來,跟當時的當權派論戰,所以他們會投入美麗島運動我並不會訝異,因為他們已經感受到台灣社會是那樣的困境和窒悶,只是他們被逮捕我是非常震撼。

        讀他們的作品會發現台灣的底層其實充滿暗潮洶湧的情緒。春天的洛杉磯陽光從玻璃窗照進來,坐在辦公室裡可以感受到外面陽光帶進來的溫暖。即使是在洛杉磯,冬天時我們那間破舊的辦公室因為沒有暖氣,冷風就各個玻璃的縫隙當中滲透進來,所以當春天的陽光照進來時,我就覺得洛杉磯的陽光好慈悲,溫暖了我們的內心。而事實上,並不是因為陽光,而是聽到了兩位作家被釋放出來。但是我對仍坐在高牆裡的受難人,還是非常牽掛。那個時代畸形的社會、畸形的政治、畸形的權力掌握者,權力的氾濫下,只要留在台灣都會遭遇這樣的狀況吧。

        我一直在想,如果1980年代沒有發生美麗島事件,台灣的民主開放可能會早一點。可是因為發生了1979年那樣的運動,使得台灣的民主生活幾乎遲到了十年,因為1987年解嚴,1984年先釋放第一批徒刑比較短的這些作家,後來也慢慢陸陸續續釋放包括掩護施明德的那些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高俊明牧師被逮捕,牧師被逮捕這在美國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如果早一點開放,恐怕台灣的經濟生產力會更蓬勃發展,台灣的文化生產力也會更加蓬勃。

        每一次瞭望海洋,我常想楊青矗是1940年出生、王拓是1945年出生,輪到我們這些40年代的人投入文學運動、投入政治運動,我在台灣缺席,而我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參加政治運動。這大概就是我們這群40年代的人,台灣叫「三年級」,這群人其實是跨越戰爭時期,也跨越了1950年代反共、戒嚴時期,跨越了兩個世代,對歷史感的波動感受非常強烈。我在年少時期沒有王拓、楊青矗那麼勇敢,當然也失去了參與的機會,我終於能夠參與時已經在海外,所以那種勇敢不是勇敢,因為至少我不用受到特務的監視。雖然海外留學的我也到處去打工,在華盛頓大學時我同時兼任了三份工作,那種生活好辛苦、好累,同時還要讀書。可是跨過了1980年,我就覺得他們是被關,而我只是體力勞動而已,至少我還保留我原來的浪漫精神。

        我當然讀了很多黨外雜誌,這些人我從來沒有見過,但是他們的名字就好像我的朋友一樣,尤其是年輕世代的像後來民進黨內的新潮流,他們就是在當時的運動中嶄露頭角。我想至少我們這個世代有人在台灣參與了,我能做的就是用文字表達某些思考和價值觀念,或是某些理想的嚮往,大約如此吧!

黨外運動進入1980年代以後,各種雜誌都有,這群寫手慢慢形成一個政團叫「新潮流」。這群人是主張街頭路線、群眾路線,所以就開始批判康寧祥,因為康寧祥堅持議會路線。這其實是兩個世代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年齡像老康一樣,有機會參加議會運動我們大概也會參加,可是恰恰我們的年齡是戰前、戰後世代,我們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就和老康不一樣。所以新潮流在批判老康時,我不會訝異,就覺得是政治運動中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尤其是我在美麗島辦公室,許信良都是下午很晚才會進辦公室,我問他對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的看法,他說這兩種路線都不可偏廢,因為台灣還是戒嚴時代,只要能使社會動起來,這個路線就是對的。這個是許信良給我的一個政治教育。

許信良真的是充滿智慧的人,他也是1940年出生,他是去蘇格蘭念愛丁堡大學,讀了很多左派的書,我跟他相處時,他把很多左派的事情告訴我。他說你知道嗎,愛爾蘭就是兩條路線在走,一個是革命路線、一個是議會路線,議會路線這群人在倫敦的英國國會提案,如果被否決、被打回票,愛爾蘭革命軍IRA就開始進行恐怖行動,兩者可以互相支援。

被許信良這樣一點破,我才知道原來過去我讀過愛爾蘭史卻不知理由何在,現在都清楚了。愛爾蘭是在1922年宣告獨立,裡面也分成兩派。事實上,愛爾蘭在1920年代曾有過大飢荒,後來大量移民到美國,因此美國東岸有許多愛爾蘭後裔。我聽了許信良的說法,就開始對兩種路線緊密觀察,能夠這樣觀察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就在歷史現場,更貼近去觀察整個運動的起伏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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