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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抒情與左傾(五)

  • 播出時間: 2018-08-10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陳芳明前後花費四年完成《謝雪紅評傳》

    陳芳明前後花費四年完成《謝雪紅評傳》

    陳芳明前後花費四年完成《謝雪紅評傳》

        對於謝雪紅這位女性長期遭到埋沒,我反而抱持高度好奇。天下所有的男性都夢想著揚名之萬,但是對謝雪紅而言,她的生命追求是何等艱難而坎坷。她當年在莫斯科受訓時,從來沒有預見自己會變成台灣共產黨的領袖。她的故事實在太迷人了,我情不自禁投入她蜿蜒命運的追尋。

 

        開始寫《謝雪紅評傳》時,確實不知如何開始,畢竟我是受台灣的歷史教育訓練的,那種用考據,在平面文字上連接史料、建構史實,那套方式是我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接受訓練時慢慢養成的。可是開始建構左派歷史時,才知道我們不僅應該分析歷史背景,還應該知道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結構,這種結構性的分析對我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因此,我在寫她的傳記時,特別是她在最黑暗時刻的掙扎,我不免在內心發出讚嘆,她是1901年出生,距離我的出生將近半世紀,所以我等於是在建構我五十年前未曾認識的一位女性,她的生命戰鬥過程,她所散發出來的魅力,當我在閱讀史料時,令我這樣無力的知識分子也深深著迷。當時我常來回翻閱放在床前的那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因為那是戰前日文所紀錄下來的文字,漢字比較多,日本式的語尾助詞就比較少,所以我只要懂得語尾助詞到底是屬於名詞、動詞還是形容詞,閱讀起來就很方便。那時我一個人關在自己的書房,不斷翻閱她的資料,並且確定這確實是我想寫的一本書。

看到那些日文紀錄,我彷彿像追求一位女性,不眠不休在閱讀她。有一個晚上,我坐在書房下定決定,要為這位台共領導人寫一本傳記,那時我的生活條件不是那麼好,薪水也不多,又有兩個孩子在旁邊,現在每當想起在洛杉磯的那段時間,我還是對自己的家人與太太感到非常虧欠,因為確實因為我投入政治運動拖累了她,我成為黑名單,她也成為黑名單,我們都無法回到故鄉,那當然是我個人的自私,只是為了追求個人的政治理想,也為了要表達自己隱藏許久的批判精神,才毅然決然走上政治的道路。

所有客觀的條件對我都非常不利,不僅家人不諒解,我過去的朋友也跟我絕交,甚至我的指導老師對我也頗有意見,我後來終於還是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就是因為他對我意見很大,我就乾脆沒有完成博士學位,當然付出的代價很大,我才會走了那麼迂迴的道路。

我確實覺得這位歷史上的革命女性非常能夠說服我,值得我投入去追求她的生命過程。如果她的時代沒有給她任何承諾,事實上,我的時代也沒有給我任何承諾,但是她可以這樣單槍匹馬的投入那樣的政治浪潮,我居然還在為這樣的生活條件掙扎。面對她我當然無限慚愧,我覺得就像在漆黑的時光隧道裡,在看不見任何絲毫光芒時,她卻從沒有任何悔意、沒有任何畏怯。每次和她比拚時,我就會在精神上受到鼓勵,決定一定要繼續寫下去,當我能夠克服內心的困頓時,我知道我一定會完成這個傳記的書寫工程,只是當時不知道我前後要寫四年。從1983年開始寫,中間停頓了很久,我重新開始寫要到1987年台灣解嚴的時候。

1984年我還是繼續隔著廣大的海洋,看台灣意識論戰繼續進行。為了要表達出我自己的理念,我還是把陳映真當成我的論敵,在某種意義上,我的生命能夠轉變,陳映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助力。畢竟他是我的論敵,所以他任何一個時期所寫的文字,我都仔細閱讀。運用胡蘭成所講的一句話,他說平生知己有兩個,一個是情人、一個是敵人。所以他是我的論敵時,我覺得他應該對我也非常清楚,他也讀了我很多發表過的文字。

我後來讀了陳映真在1980年代所發表的文字,他大概有兩個重要的論點,一個是把台灣劃入第三世界;另外一個是認為台灣在全球化浪潮下已經轉變為消費社會。一個是講第三世界、一個是講全球化的問題,他把台灣劃入第三世界是因為在他的理念裡,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屬於第三世界,等於台灣和中國是屬於同樣的範疇。另外,他是一個左派,所以對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浪潮,當然是採取批判態度。當我能夠掌握他這樣的論述策略時,我已經可以知道他的論述技巧和秘訣。

事實上,我希望能夠重新建構的是台灣歷史跟台灣社會的主體性,她不應該是屬於中國第三世界那一邊,如果要講第三世界,台灣絕對是屬於第三世界,因為她曾經扮演過日本殖民地的角色,戰後也變成美國殖民地的角色,這種殖民地的角色基本上是屬於第三世界。可是中國從來沒有淪為殖民地,而是屬於次殖民地,但她一直擁有自己的發言權,例如:教育體制、政府體制還是獨立自主,可是台灣不是,台灣是被總督府所統治,戰後又從帝國體制到黨國體制,整個性質是一貫的。我能夠這樣確立後,就覺得我有勇氣參與這場論戰。

當時我要為台灣文學辯護時,我也讀了很多葉石濤所寫的文章,當時葉石濤正在撰寫《台灣文學史綱》這本書,他在寫這本書時也運用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思考來解析台灣的社會結構,也因為這樣的思維方式,我才能辨識,同樣是左派,葉石濤他的重要論點是重新建構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主體性,而陳映真雖然也是左派,但是他把台灣劃入第三世界,成為中國政治或中國歷史的附庸,我能夠區隔他們兩位的思維方式時,也成為我後來從事《謝雪紅評傳》的建構時,一個重要關鍵。

當我向陳映真提出我的疑問時,那時我已經相當熟悉台灣左派的史料以及謝雪紅相關的史料。參與台灣意識論戰時,我在《美麗島週報》上所寫的那篇〈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問題〉,文章首先刊登在《美麗島週報》,後來我又稍微修改,發表在1984年台灣的《台灣文藝》一月號。文章刊出後,陳映真當然非常憤慨,就在他主辦的雜誌《夏潮論壇》裡回答我,他對我的一個指控是說:「這篇文章是在海外台獨刊物《美麗島週報》發表過,居然又拿到台灣來發表,台灣當局是在縱容台獨的論語嗎?」。

事實上,這篇文章根本沒有討論到台獨的問題,完全是討論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而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我當然是站在葉石濤和李喬這一方。《夏潮論壇》當時封面上的一個標題〈台灣意識的大體解剖〉,就是要開始對我進行強烈批判。我想陳映真從來不知道,當時的台灣文學批評已經有人可以引述左派的思考了,陳映真當年是把左派思考當成他個人所依賴的一個思想武器,但是沒想到我也相當熟悉馬克思的那一套論述。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抒情與左傾(四)

  • 播出時間: 2018-08-03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陳芳明在1983年台灣意識論戰時就下定決心要寫一本屬於台灣觀點的台灣文學史,最後出版了《台灣新文學史》。

    陳芳明在1983年台灣意識論戰時就下定決心要寫一本屬於台灣觀點的台灣文學史,最後出版了《台灣新文學史》。

    陳芳明在1983年台灣意識論戰時就下定決心要寫一本屬於台灣觀點的台灣文學史,最後出版了《台灣新文學史》。

        個人命運與家國命運,是我在探索左翼運動時不斷糾纏的議題。即使是右翼知識分子,只要發表屬於自由主義的意見,仍然還是無法擺脫當權者的監視與迫害。從戰前的帝國時期,到戰後的黨國時期,見證無數稍具知識良心的青年,往往無端受到權力干涉而失去自由。進入戰後的戒嚴時期,右翼知識分子的困境就更加艱難。如果合法改革的思想都不容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則更具批判精神的左翼思想,更加遭到當權者的迫害。即使是一位文學家,也無法遁逃時代的牢籠。在左翼作家身上,讓我看見同樣的命運。楊達、王詩琅、朱點人、呂赫若,相當鮮明地畫出一道血跡,那條跡線上的左側便是思想禁區。

        對我而言,1983年發生了很多事情,不僅是我與陳映真的見面,台灣許多重要的文學作品也在這一年出版,譬如:陳映真寫的政治犯故事《山路》、白先勇的同志小說《孽子》、李昂寫的《殺夫》以及廖耀英寫的《不歸路》…等。而與陳映真見過面後,我也決定寫一篇檢討台灣文學的文章,這篇很長的文章題目是〈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在文章裡我討論了葉石濤、陳映真以及李喬的觀點,把三個不同的論點放在一起做了總檢討。

        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因為當時台灣發生了台灣意識論戰,原因是〈龍的傳人〉的作曲者侯德健突然告別台灣跑到大陸北京去,當時還沒有解嚴,當然很多本土派的人就開始罵侯德健,可是陳映真就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朝向寬廣的歷史視野〉,文章寫的不錯,但有些論述的方式讓我覺得很不服氣。

        當時黨外運動的新生代都各自有政論雜誌,例如:邱義仁的《深耕》、林正杰的《前進》等,大家都針對侯德健事件寫評論,結果擦槍走火引發台灣意識論戰。我在美國只能隔岸觀火,對於很多實際的黨外運動也並不清楚,所以我選擇寫文章討論台灣文學,而寫〈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這篇文章其實就是在強調我的台灣意識。

這篇文章在《美麗島週報》發表後,我又將稿子寄給當時陳永興主編的《台灣文藝》,並且在1984年1月號刊出這篇文章,沒有想到這篇文章也引起了整個統派的騷動。這篇文章我是用宋冬陽的筆名撰寫,當時我用施敏輝的筆名寫政論、宋冬陽寫文學評論、而陳嘉農則用來寫散文和文學,區分的很清楚,可是文章發表後,我才知道我得罪了陳映真。陳映真當時主辦了《夏潮論壇》,然後他寫了一篇〈台灣意識大解剖〉就是要解剖陳芳明,話說明白了就是站在不同立場。

但是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跨越,也是因為寫了〈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我檢討了葉石濤、陳映真的文學觀點,也提出了我自己的觀點。這一篇文章為什麼重要?事實上這篇文章對我發出了強烈暗示,我直到2000年才開始寫的《台灣新文學史》,其實早在1983年就立下了志願,我必須要寫一本屬於台灣觀點或是本土化觀點的台灣文學史。

葉石濤也要到1987年才寫出《台灣文學史綱》,因為是史綱,所以比較像是綱要式的書寫方式,寫出來時很多人都在譏笑他,可是我不敢笑,我覺得能夠寫出第一本台灣文學史綱就是了不起的人,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台灣新文學史》第一個獻給的人就是葉石濤,另外獻給的兩個人是余光中和齊邦媛,齊邦媛把我帶進了文學批評。

這是我回到台灣之前,在海外所發表的論文,因為我認為,如果我在海外海闊天空都不敢說出真話,那麼有一天回到台灣就更會約束自己,所以我已經感覺到,我向著過去的思維方式告別了,而且出現了非常戰鬥的、批判的人格,那時候我都快接近中年了,1987年我就要進入40歲,1983年時我35歲,不知道為什麼,寫完那篇文章後就覺得自己好蒼老,就覺得自己離開台灣太久了,而我又是一個歷史系的學生,台灣的歷史現場發生了各種變化,而我居然在台灣缺席,我那時一直不能原諒我自己。

寫完那篇文章並在台灣發表後,我就覺得一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已經在我面前展開。我也知道我自己是屬於右派的,因為我的歷史系訓練就是如何在史料當中進行考證,考證過後如果得到證據支持論點,好像你的歷史研究就完成了。但是做為一個左派的歷史研究者是不一樣的,左派的歷史研究是在進行結構性的思考,也就是在分析一個歷史事件時,要從階級的問題、政治的權力由誰掌握,或是社會的分化如何,要從這樣的觀點看社會是如何發展。我開始寫蘇新以及台灣左派運動者的傳記時,我才發現,原來我的思維方式已經慢慢告別了在台大歷史所訓練出來的方式,我不再做考證,而開始做社會背景、經濟背景的分析、以及這個人物在那個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那時我才知道,我已經不一樣了。

我也不覺得左派思考有什麼了不起,但至少我開始這樣閱讀和書寫後,我居然讀懂了馬克思,馬克思以前對我來說就像天書一樣,很難懂,我終於讀懂了馬克思,之後就開始迎刃而解,也可以讀懂列寧、讀懂毛澤東了。以前都是在翻閱,也不知道在講什麼,後來因為開始書寫了,靈光一閃就好像產生了融會貫通,原來歷史是這樣解釋的。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開始用結構性的方式去寫歷史時,我就知道我已經可以為台灣左派的歷史去做研究了。

開始接觸左派歷史後,我才知道謝雪紅實在太了不起。謝雪紅是童養媳出身,是一位養女,為什麼要把她賣給別人?因為小時候父親去世了,家裡沒有錢埋葬,只好把她賣了,換一筆錢來埋葬父親。這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為謝雪紅做傳,可是我其實對殖民地時代的政治運動並不熟悉,而且我對整個左派的運動如何崛起與發展也不熟悉,但當我從日本的警察沿革誌裡得知她是留學莫斯科時,我更驚訝於一位台灣女性竟然把台灣歷史帶到那麼遙遠的地方,我就知道,接下來就要寫她了。一位台灣男性為一位台灣女性做傳、一位台灣右派思考者要為一位左派運動者做傳,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了。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抒情與左傾(三)

  • 播出時間: 2018-07-2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1998年陳芳明集結陸續撰寫出的台灣左派人物傳記,出版《殖民地台灣》,幫助他順利升等為教授。

    1998年陳芳明集結陸續撰寫出的台灣左派人物傳記,出版《殖民地台灣》,幫助他順利升等為教授。

    1998年陳芳明集結陸續撰寫出的台灣左派人物傳記,出版《殖民地台灣》,幫助他順利升等為教授。

        陳映真是一位雄辯者,發言時丹田有力,展現了他龐沛的雄辯能力。他是一位傑出的演說者,邏輯思考極為清晰,聆聽者都不願錯過任何一段語言。我深深相信,他的文字與演說一定感動許多年輕的心靈。紐澤西的光與影,未曾在我記憶裡褪色,畢竟那是我心路歷程中的重要見證。

        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開幕時,是坐在一張長桌前面,全員到齊。陳映真做了專題演講,內容是他最擅長的消費社會與第三世界,主題是「消費社會與第三世界文學」,我們都非常仔細的聆聽。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聽到陳映真的演講,我想,他如果在學校任教,一定會是一位受到學生歡迎的老師。我跟他同一間房,他在外面見到我時都會拍我的肩膀,表現得很友善與親切,但是一進到房間,他就不跟我說話,而且立刻躺下用毛巾蓋住臉開始睡覺,對陳映真前後判若兩人的態度我也很錯愕,但是那兩個晚上對我而言仍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我唯一一次與陳映真拍照就是會後我們站在農莊外面陽台上的合照,那張相片後來也放入人間出版社出版的《陳映真全集》中。我感覺得到陳映真只是想表現出與我疏離的態度,後來我才知道他與林衡哲醫師是姻親的關係,所以陳映真後來飛回台灣前,在洛杉磯停留時,林衡哲就邀請他、並找了我一起喝咖啡。去之前本來想他會對我更親切一點,可是沒有想到那一次我們談了很多政治議題,他聽了大概很不爽,因為我們的想法和見解距離他太遙遠了,所以,陳映真在林衡哲的面前就對我說:「有種的話你就回來台灣。」那時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因為沒想到他會丟出這句話,他的意思是我不要一直躲在北美談台獨,有種就回來談台獨,我當然可以理解他的意義,而且他的言下之意帶著些許嘲弄,認為我只敢在海外主張台灣獨立。那是1983年的事(我一直無法取得台灣護照),面對他那樣的挑戰,我無言以對。

那一年對我來說也是重要的關鍵點,因為我已經意識到台灣文學正在轉變,所以我其實是很焦慮的,因為統派都回去了,那我留在海外幹什麼?我如果要跟他對決、辯論的話,我人也應該回去才是,可是我無法回去,只能在海外繼續做台灣左派的研究。我當時就開始寫一篇很長的文章,是關於蘇新的生平與思想,題目是〈永遠的望鄉人〉。蘇新是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女兒就是和陳映真合辦《夏潮》的蘇慶黎。蘇慶黎是高雄女中畢業,她與同樣高雄女中畢業的一位小說家李黎是非常好的朋友。

寫〈永遠的望鄉人〉大概是我在開始寫《謝雪紅評傳》前,開始為每一位台灣左派政治人物寫傳記,不過其他人大約都只有1-2萬字,蘇新我寫了5-6萬字,這篇是我後來開始投入左派研究的起點,如果沒有寫這些左派人物的傳記,就沒有辦法完成後來的《謝雪紅評傳》。這些左派人物的傳記都是陸續、零散的寫出來,一直要到1998年,我已經在學界教書時才集結出版成《殖民地台灣》,這本書也成為我在大學時的升等論文。

這是一個很傳奇的過程,因為我回到台灣時並沒有回到學界,因為我沒有拿到博士學位,所以是先在民進黨工作,要到1995年7月才到靜宜大學教書,當時是從講師做起,沒有想到我把《謝雪紅評傳》等書拿去教育部送審,通過後居然讓我在那年的年底就從講師升到副教授(那時還沒有助理教授),之後我就想在很快的時間內升到教授,所以1998年出版《殖民地台灣》那冊專書就是我升等教授其中的一本書,另一本是談左翼文學的書叫《左翼台灣》,兩本書送到教育部後,很快我就升到教授,三年內從講師到教授,對我來講是非常傳奇的故事。

這些也跟陳映真息息相關,因為我寫蘇新是為了讓蘇慶黎知道,他的父親是怎樣的戰鬥過、怎樣被關,後來逃到香港的前夕蘇慶黎誕生,蘇慶黎的名字意思就是「慶祝黎明到來」,但是蘇新沒有想到他去了中國後,就跟他們母女從此沒有見面。不知道為什麼,在寫蘇新時,他的訊息就同時在那個時間出現。蘇新是在1982年去世,李黎在香港政論雜誌《七十年代》寫了一篇文章叫〈祭蘇新〉,那是她受蘇慶黎請託去大陸北京訪問她的父親蘇新後所寫,這篇文章幫助我很大,因為蘇新跟李黎講的第一句話,他說:「我最後的三十年(指去中國後的三十年),是我這一生最黯淡的歲月。」我才知道一位台灣的革命者到中國後就被邊緣化了,而且是用完即丟,讓我感觸很深。

不僅如此,我在寫蘇新時,陳若曦居然寫了一本短篇小說集《老人》,那個老人就是蘇新,她裡面寫到,這位老人從1949年後就不斷要向黨交心、表態,他以前是一位革命人物,可是後半輩子都在寫那些自我反省、自我檢討的自白書。這當然是一位英雄的沒落,對我來說,左翼運動都是我們不熟悉的,不熟悉的我更應該去挖掘,因為我總有一天會回到台灣,我如果寫台灣也能寫的作品,那麼我來到美國沒有意義,我一定要寫在台灣寫不出來的作品。這也是為什麼我開始寫這些左翼運動者的事蹟,全部考證並寫出來後,我才開始寫《謝雪紅評傳》。這本書在1998年出版時,大家都嚇了一跳,原來日據時代台灣左派運動者的格局那麼大。

現在想起來在紐澤西農場與陳映真的見面,一直令我非常難忘,陳映真龐大的影像還是不斷出現在我的面前,但也是因為跟陳映真見面後,我對他的崇拜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對他的尊敬一直都在。我尊敬他,還是把他當成一位論敵、一位可敬的對手,陳映真也把我當成假想敵,即使已經有跟他決裂的樣子,我還是每年讀他的小說,每年在我的教室裡教他的小說。這大概是我在紐澤西跟他見面的一段非常惆悵的記憶。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抒情與左傾(二)

  • 播出時間: 2018-07-20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為了忘卻的紀念--焚寄吳錦翔〉刊在《中外文學》1977年,之後收錄在《風中蘆葦》。

    〈為了忘卻的紀念--焚寄吳錦翔〉刊在《中外文學》1977年,之後收錄在《風中蘆葦》。

    〈為了忘卻的紀念--焚寄吳錦翔〉刊在《中外文學》1977年,之後收錄在《風中蘆葦》。

        整個洛杉磯時期,其實是我研究左派歷史最沈迷的時候,但是我所關切的重心,並不放在中國共產黨,而是我從前毫無所悉的台灣共產黨。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斷裂,我第一次認清島上的左派運動,原來與中國共產黨毫不相涉。殖民地的左派知識分子,不可能離開自己的社會現實,而去從事與鄉土命運無關的左翼運動。對台灣共產黨研究的結果,我非常清楚那是屬於台灣歷史脈絡所孕育出來的產物。這樣的認識,至關重要。我不再為後來的中共歷史解釋所苦惱,也不再與台灣的統派知識分子有任何糾葛。

        1983年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除了對我個人之外,這一年也是台灣文學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年,今天還是繼續談1983年我在海外的經驗。

        我從來沒有想到會和陳映真見面,那是1983年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邀請他來,在他之前是邀請楊逵到洛杉磯演講,那是1982年。這也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陳映真。

陳映真是1968年被關,而我1969年大學畢業,讀了三年研究所之後就直接去美國。1975年陳映真因為蔣介石去世被特赦而提前出獄,原本他被判十年應該要到1978年才能出獄,縱然站在他的對立面,我還是非常佩服這個人,他一出獄後,整個活動的範圍就已經不是過去所能想像。

1975年他與蘇慶黎一起合辦一份刊物《夏潮》,這是一份偏左的刊物,這個集團的人是不會參加當時的黨外運動,因為他們認為黨外運動偏離勞工與左派的意識型態太遙遠了。蘇慶黎的父親蘇新就是日據時期的一位左派運動領導者,台南佳里人,蘇新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運動者,我後來有一個筆名陳嘉農,很多人以為我是嘉義農專畢業的,其實不是,而是因為蘇新出獄後在香港時期寫了一本書叫《憤怒的台灣》,是用莊嘉農為筆名,我因為太佩服他,尤其是我寫過他的傳記後,更覺得他是了不起的人,所以我在寫評論時就用陳嘉農這個筆名。

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有一位會員在紐澤西有一個農場,於是就邀請大家去農場召開1983年的年會,我們就從美國各地飛到紐澤西。那一次是邀請陳映真來年會做專題演講。那時候他已經出獄八年,在台灣也已經是一位非常受歡迎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小說家,台灣的左派全部聽他的領導。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居然被安排與陳映真同一間房。當時還覺得蠻好,不但可以跟他見面,還可以跟他睡同一個房間。

那天陳映真做了專題演講,我覺得他是一位很man的左派運動者,因為他長得很高大、又很帥,大家都驚嘆原來陳映真是長得這樣俊美的一位小說家。不但如此,他還會彈吉他,聽著他用男性低沈的嗓音邊彈吉他邊唱歌,做為一位男性讀者都會著迷,更何況是女性,也覺得這個人很有才氣、非常有才氣。

那是很奇妙的經驗,在台灣沒有機會跟他見面,出國後也沒辦法,後來我又變成了黑名單。陳映真應邀來之前寫了一篇文章,表示他要來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之前,將每一位會員都做了研究,他知道有兩位是比較偏獨的,一位是陳芳明、另一位是謝里法,謝里法是寫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的作者。這當然是一次因緣際會,我們終於還是見面了。

見面後我也開始回想,我是何時開始對這位作家產生好奇、而且那麼著迷,最主要還是因為他的小說。那時他的小說集還沒有出版,他出獄後台灣出了他的兩本小說集,一本《將軍族》、一本是《第一件差事》。熟悉陳映真小說的人都知道,他的小說裡面都有一個戀愛故事,通常是一位本省女孩愛上外省男孩。可能是他對那個時代非常悲觀,兩人戀愛後,其中有一人都會選擇自殺。

60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家,其中有兩位的小說人物死亡率最高,一位是白先勇,他寫的《台北人》,或是之前的許多短篇小說,常常都是有人自殺,而陳映真的死亡率更高,只要有戀愛故事都會選擇自殺。我是從二十歲之後開始讀他的作品,他一直是我心怡的小說家。

陳映真是1937年出生,大我十歲,我是1947年出生,所以在我內心都把他當成大哥般看待。我在1976年曾經寫過一篇散文〈焚寄吳錦翔〉,吳錦翔就是陳映真〈鄉村的教師〉小說裡的那位老師。我一直把吳錦翔的印象與陳映真重疊在一起,所以我會寫〈焚寄吳錦翔〉其實也暗示著我已經慢慢跟陳映真告別了。

到現在我都還覺得〈鄉村的教師〉是一篇很迷人的小說,裡面是寫一位從南洋當兵回來的台灣知識分子,到了鄉下去當老師,當時已經光復,台灣知識分子都很期待,也對祖國充滿一定程度的嚮往,他很認真的教書。陳映真在小說裡常引用聖經詩篇裡的文句,整篇小說讀起來就像一首詩。那些學生都把老師當成太陽神一般的崇拜,下課時老師也帶著學生到河邊玩。日子本來都充滿燦爛的陽光和希望,結果到了小說後半段,整個筆調就變得很暗淡,他只有單純的寫「那時省內發生動亂」,指的就是二二八事件,經過這個事件後吳錦翔就變得非常消沈,開始產生精神分裂。

本來晚上學生都會去看老師喝酒,聽老師說故事。結果那天吳錦翔喝多了,眼睛都變成紅色的,他突然對旁邊的小學生說:「你們知道嗎?我是吃過人的心臟的」學生聽了都嚇了一跳。他說:「那時在叢林裡找不到吃的,只好把已經陣亡的同袍心臟挖出。心臟放在便當盒裡置於火上烤,心臟就會在便當盒裡碰碰跳。」學生們嚇得紛紛逃跑,一位太陽神般的教師就在學生的心目中消失了。看到這裡,我覺得陳映真的筆法實在太厲害了,後來吳錦翔選擇自殺,故事也就結束了。

〈焚寄吳錦翔〉居然獲得《中外文學》徵文比賽散文第一名,是我非常難忘的一次書寫經驗,要和陳映真見面,內心的期待好像就變成了一種焦慮。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抒情與左傾(六)

  • 播出時間: 2018-08-1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陳芳明著作《革命與詩》

    陳芳明著作《革命與詩》

    抒情與詩對陳芳明而言是生命靈魂的根源,在投入政治運動時也沒有停止過對詩的欣賞與批評。

        曾經是一個蒼白的書生,而且靈魂裡也帶著潔癖,我也非常清楚自己是個抒情的理想主義者。當我開始以具體文字質疑陳映真時,便知道在當時的文壇上,就已經樹敵無數。我很明白當時陳映真的崇拜者甚眾,站在他的對立面,自然會遭來許多批判。這或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宿命,除非沈默不語,或袖手旁觀,否則一旦提問,就立即變成眾矢之的。

        成為一個左傾思想者,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國民黨不查禁左派思想,只要接觸過,就可以運用這套方式去思考。我曾經參與過早年1972-1973年的台灣新詩論戰,我從來不知道參與一次論戰居然可以製造那麼多敵人,而且我當時還非常勇敢的對前輩詩人洛夫的詩表示不能認同,結果得罪更多人。

對前輩詩人的冒犯,我後來也有某種程度的後悔,但至少我雖然變成他們的論敵,卻從來沒有放棄對他們作品的閱讀,這大概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也是後來為什麼我跟洛夫能夠和解的原因,因為,我一直很了解他的作品,所以心靈上可以有相當程度的對話和溝通。

可是政治的論戰就不一樣了,我因為批判了陳映真,等於是跟台灣統派左翼的這群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我後來捧讀《夏潮論壇》出版的〈台灣結的大體解剖〉,很多文字都是針對我個人,可是我在閱讀他們的反駁時,心情反而非常平靜,畢竟左派思考是我後半生很重要的依賴,那種結構性分析引導我去注意到台灣社會的弱勢者,這也跟我參加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觀念息息相關。

社會弱勢者就是在社會上沒有發言權的人,例如:女性、原住民、同志、農民、工人,這些都算是台灣社會的弱勢者,我後半生會積極關心人權,替原住民和同志說話,都跟我左派的思想息息相關。當我可以開始為他們講話時,我的歷史解釋和文學解釋就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我寫的「台灣、左派、女性」,就跟「中國、右派、男性」進行一個對抗式的論述。

左的思考使我看到台灣社會的殘缺,陳映真是左派,可是他是站在北京的立場,對台灣這塊土地反而不關心,所以對於台灣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的問題,在他的論述裡很少出現,而這剛好是我站在他對立面的重要原因。我覺得一位左派論述者應該是站在當權者對立面的,所以我批判國民黨當然是理所當然,我批判共產黨也是理所當然。可是陳映真的左派很奇怪,他一方面批判台灣的國民黨,可是跑到對岸居然跟共產黨站在一起。這我就不了解了,你的左派根本不是左派,你的左派完全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左派。但如果是中華民族的左派,也應該是站在少數民族、或中國農民、工人這邊,可是你是站在統治者共產黨這一邊的,這是很奇怪的左派。

我更清楚自己所站的位置,雖然投入了非常政治性的論述,但是我不會犧牲自己早年抒情、浪漫、理想主義的思維方式,我知道自己的靈魂深處,抒情和詩是我不能放棄的,所以我在論戰臻於高潮時,我可以批判、可以憤怒,卻不會只是停留在情緒的發洩,而是這樣的批判可以讓我的抒情及內在的浪漫主義更加清楚,左傾只是一種思維方式,而不是用來製造敵人,更不是犧牲自己對社會的關懷,我後來開始講公平與正義時,永遠站在當權者的對立面,不管是國民黨或是後來的民進黨,只要犯錯了我就會批判你,可是我替女性、同志、原住民講話,這一點是永遠不會放棄的。我後來開始撰寫《台灣新文學史》時曾經對記者公開表示,我要讓歷史上被遮蔽、或是被淹沒的女性、同志、原住民的能見度提升,這才是我從事台灣文學史建構的一個重要目的。

所以我在整個論戰中,雖然有我的脾氣,但仍然保持清楚的思考,抒情與詩對我而言是生命靈魂的根源。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攜帶著我走過在海外非常荒涼的時期。我後來終於沒有放棄抒情散文的創作、沒有放棄對現代詩批評的實踐,這都跟我過去早年的文學信念有關。政治立場是生命中的一個偶然,當然後來也變成生命中的必然。但是政治的思維方式,不應該把我過去所有的文學信仰全部拋棄掉,恰恰相反,當我在跟統派論戰時,我更堅守著台灣文學、台灣現代詩的那種論述方式。也就是我在談文學的時候是用抒情的方式去討論;可是當我在談政治時,我的理性思考就會浮現,這也成為我生命中雙軌思維方式。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學的,既是理性的也是抒情的,在我的同輩中很少人這樣,很多人說我這種雙軌思維方式就是雙子座的特徵,而我恰恰正是雙子座。我後來開始會相信星座與一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也是從那個時刻開始。

因此我終於開始投入整個左派的研究,也從來沒有放棄對新詩的欣賞,也不斷繼續從事詩的批評,不僅如此,我當時在參加論戰時,也終於覺悟到,我如果放棄散文的創作,等於放棄了我靈魂中最重要的部份,所以我寫出了在海外的第一篇散文〈深夜的嘉南平原〉,這篇散文對我非常重要,我開始朝向我生命的原點,生命的原點就是我在左營出生、我在嘉南平原出生,我希望能夠把對故鄉的感情,那種懷鄉之情能夠化成詩和散文寫出。

不止如此,當時我也寫了一系列的作品,我甚至寫了《二二八組曲》四首詩,一首是獻給林義雄的母親林游阿妹,她是林宅血案的犧牲者;一首給林義雄的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一首給林義雄;一首給林義雄的老婆方素敏。當我寫出這一組詩之後,我終於沒有放棄我的詩、我的文學、我的抒情,也沒有放棄我的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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