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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聖塔摩尼卡的黃昏(二)

  • 播出時間: 2018-05-1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柯旗化回憶錄《台灣監獄島》

    柯旗化回憶錄《台灣監獄島》

    柯旗化回憶錄《台灣監獄島》
  • 柯旗化編著的《新英文法》是當時中學生重要參考書籍

    柯旗化編著的《新英文法》是當時中學生重要參考書籍

    柯旗化編著的《新英文法》是當時中學生重要參考書籍

        只有遠離台灣之後,他才慢慢說出自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實況。坐在岸邊的長椅上,我們父子一起面對著黃昏,彷彿有太多壓抑的情緒,終於在夕照裡傾瀉出來。他說,軍隊在高雄港登陸時,便展開大屠殺。高雄火車站的地下道,就有許多無辜百姓被槍決。他記得一個下午,有三位持槍的士兵闖入家裡,開始翻箱倒櫃進行搶劫。搜刮淨盡後,父親被槍桿抵著,士兵強迫他一起走到高雄火車站廣場,被迫跪在那裡。經過一個晚上,他才被里長保釋回家。離去時,他的西裝、上衣、手錶、皮鞋都被劫走。

        父親來到海外才跟我講起他在二二八事件的遭遇,我是1947年6月10日出生,二二八事件是在我出生前四個月發生。當父親說出內心的秘密時,我在想,在我成長過程他從來都沒有講過,必須到了海外才把過去的經歷、記憶釋放出來,我才知道他內心是經過很長一段掙扎。我們父子倆就坐在面對聖塔摩尼卡沙灘的長椅上,夕陽就快要沉入,這大概是我生命中看過最美的夕陽,天空萬里無雲,黃昏時也正是退潮時,非常平靜,看著一輪夕陽在廣闊的海面上,慢慢的沒入水平線。

        看著這樣的黃昏,我也同時在想,為什麼父親要說出這樣的話,因為這對他應該也是很大的心裡負擔吧!我不知道他內心的傷口那麼大。我在洛杉磯的那段時期,大約是我30歲到33歲左右,父親大我24歲,所以當年還不到60歲,可見他前半生有太多積壓的故事沒有說出來。我怪他為什麼過去沒有讓我們知道,他沈默了一會兒才說,因為二二八事件是很大的政治禁忌,他害怕會為家裡帶來麻煩。我現在才知道,父親或是舅舅那輩的人,每天都奉公守法、勤奮工作,從來沒有想過和孩子談有關政治方面的事情,這也是我們戰後這個世代的人,為什麼有失憶症或是失語症。

        做為一位高雄南部成長的福佬人,事實上,我台語說的不好,因為國語教育的緣故,所以我也是屬於「失語」的一代。更重要的是我父親曾經有過的歷史記憶,也未曾告訴過我們,所以我們也是屬於「失憶」的一代。這當然是當年肅殺的環境所造成,他們從來不會對政治或是公共事務有任何意見。我記得當時高雄常有無黨無派的出來競選市議員或市長,父親從來不說他是支持哪一個?只是出去投票後回來,回來後也很安靜,他那樣的自我保護,當然是因為害怕災難又再度降臨。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以及對我們這些戰後世代的影響非常大,而在這樣的人格養成下,我也對政治感到疏離。

        對於安份守己的父親來說,可能已經決定把二二八的那段記憶帶走,可是他選擇到海外跟我說這些時,是不是他也要表達他過去的委屈,畢竟我們是完全沒有抵抗的一代,也是完全沒有批判的一代。父親是這樣教育我,我就這樣被養成。

我跟父親就這樣迎著海風,坐在長椅上,他就開始慢慢講出二二八事件以後的遭遇。他說,有那麼多熟悉的朋友,事件後就失蹤了,沒有人敢問他們跑去那裡?也沒有人敢問他們的親戚,他們到那裡去了?最後他又跟我提起:「你小時候從舊城國小回家時,都會經過一家做油麵的店,你記得嗎?」我說:「我記得」因為每當黃昏下課時,大約五點左右,他們做好的油麵就拿出來在廣場上晾乾,我們都站在那裡看。可是有一次母親說,以後不要在那裡看。父親說:「那裡就是柯旗化的家」。柯旗化是《新英文法》的作者,他在大學時代因為參加的游泳隊被密告裡面有匪諜,結果整個游泳隊的人都被逮捕。

我聽到這樣的故事很震撼,事實上,1950年代在柯旗化還沒有被捕之前,父親與柯家往來還非常密切,我記得柯家有一位牙醫,應該是柯旗化的兄弟,小時候我還給他看過牙。原來他們都是受害者,可是整個環境不容許把他們受害的故事講出來。我自己再也沒有在柯家的前面停留過,因為母親的告誡讓我更加明白。

國中和高中時期我都是念左營中學,那時候我的英文之所以能夠慢慢熟悉,完全是因為讀了柯旗化的《新英文法》。很久以後,柯旗化才回到左營。有一次他到海外玩,當時我住在舊金山,我見到柯旗化就叫他「老師」,然後他很客氣的說:「我又沒有教過你,怎麼叫我老師。」我說:「我的英文就是你教的啊!」。然後他就提起他在寫回憶錄,過了好幾年後,他出了一本日文書叫《台灣監獄島》,他在綠島的事情都寫在裡面。後來這本日文書又翻譯成中文,在台灣發行,他的生命過程我才清楚。

當時在聖塔摩尼卡和父親在一起時,柯旗化還是一位神秘人物,知道這樣的故事,心裡就感覺非常痛。即便那些事情不是發生在父親身上,可是也變成父親心裡的負擔,所以他選擇到洛杉磯時說出來。當然,我在他面前並沒有跟他說我在《美麗島週報》工作,我不知道父親知道多少事情。他在洛杉磯時我都早上出門,其實我在《美麗島週報》都是下午才上班,黃昏時我就趕回家,像一位正常的上班族。要他們放心的原因,是因為我害怕他們的恐懼感。

在他們眼中,我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我小學時有一位同學叫謝新達,就是後來很有名的豬哥亮,小學時,我每一年都是第一名,而且從四年級開始一直到畢業都是擔任班長。我父親對這件事也很得意,老師也因為我在學校的表現而對我很好。我後來跟豬哥亮見面時,他口口聲聲叫我「班長」,因為我們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都同班。那段記憶十分美好,我後來是拿「市長獎」畢業的,可是沒有想到我沒有考上高雄中學,他非常失望,這是我在步入初中時,給他期待上的一次很大打擊。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聖塔摩尼卡的黃昏(一)

  • 播出時間: 2018-05-1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兒女陪伴陳芳明在美奔波

    兒女陪伴陳芳明在美奔波

    兒女陪伴陳芳明在美奔波
  • 兒女陪伴陳芳明在美國

    兒女陪伴陳芳明在美國

    兒女陪伴陳芳明在美國

        晚春初夏之交,總有一股帶著溼氣的風,從海洋襲來,迴旋在整個谷地。從高樓之間的縫隙,往往可以望見覆蓋著壓得很低的雲層。此際路邊的行道樹,也變得特別翠綠。走過巨大的樹蔭下,似乎可以感覺這巨大的城市特別友善。陪伴著父親與母親,在人行道上散步,不時讓我產生錯覺。在夢中,有多少次回到故鄉,彷彿父母對我特別疏離。特別是父親,總是帶著嚴肅的表情,似乎在責備我這樣離經叛道的浪子。

父母親來洛杉磯看我,因為我告訴他們,我在洛杉磯市政府的教育局工作,可是那一次來時,總覺得他們的情緒有些不尋常,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發現了什麼?因為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在時,我每天總是早上出去、黃昏回來,晚上也不敢加班,只為了掩飾我是正常的上班族。不過,我還是想著,有一天我是否應該告訴他們,我在跟許信良辦《美麗島週報》。我從來不知道,原來他們很早就已經知道了。

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要去UCLA的圖書館,想帶著他們一起去聖塔摩尼卡,他們很高興的答應了。那時我的孩子還很小,大兒子那時大概才六歲,小女兒才四歲,兩個孩子都很聽話,他們就跟阿公、阿嬤坐在後座,老婆坐在副駕駛座。我記得,我就一路開在十號公路上,從我住的地方沿著這條公路往西走,就可以到達UCLA。

我看著父親走在我前面的背影,那時父親才六十歲左右,年紀並不算大,但我總覺得父親好像早衰,他走路有些駝背,而且掉了很多牙齒。我父親是左營人,六歲時就失去了父親、十歲時又失去了母親,算是很早就嚐到孤兒的滋味,所以對於自己父母的記憶其實非常模糊。十六歲時他就開始做廚師,在高雄一間日本人開的,當時最高的五層樓百貨公司裡擔任廚師,母親則在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當店員,他們就是在那裡認識。兩人結婚時,父親十九歲、母親十八歲,都很年輕,結婚的第二年就生下我大姐。因為知道父母的身世,所以總覺得對他們有著強烈的虧欠。

父親出生在左營的廓後,那是傳統農業社會製糖的地方,所以小時候父親常帶著我走到廓後那條路的盡頭,隔著一排鐵絲網,後面就是左營的海軍軍區。隔著鐵絲網,父親指著軍區裡面說:「那棵樹的底下,以前就是我們住的地方。」可是日本人徵收他們的住宅,把這裡劃入軍區,戰後也沒有還給他們。

父親早年是位孤兒,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意志非常堅強。小時候他也會在家裡做飯給我們吃。他做菜真的好吃,因為他是跟著日本廚師學做料理,日本人做菜都很簡單,一個盤子上倒扣著一碗飯,再加上一些高麗菜和一個荷包蛋,不知為何,搭配起來就非常好吃。他每次下廚,孩子們都很開胃。母親一直是一位很聽丈夫話的賢妻良母,我記得他們結婚的照片,他們是在戰爭時結婚的,新娘還有婚紗,可是新郎穿的是軍裝,因為不能在戰爭時期穿西裝。

我記得我在十八歲時交了一位筆友,後來這位筆友拋棄了我,另外認識了一位大學生,這對我的傷害很大,所以那段期間我時常晚餐時不下去吃飯。後來我父親生氣了,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書房,聽到一陣很快的跑步聲音,原來是我父親跑上來,母親也跟著跑上來。父親衝進我房間後,一拳就打在我的臉頰上,口裡罵著:「沒有用的人,只是被女性拋棄就這樣」。他揍了我以後就走了,然後母親就進來了,這輩子我第一次跟母親深談就在那一次。

母親坐在我的床頭,我坐在書桌前,她說:「其實我也太早結婚了,年輕時我也有夢,可是結婚生子後,我少女時代的夢也都沒了。」我第一次聽到母親跟我說她的內心話。母親是大甲人,十五、十六歲時在書店打工,每一次從東京寄來的雜誌,譬如像《婦人俱樂部》這樣的雜誌,她就會走過河堤,走進日本人的宿舍,把一本一本雜誌送到訂戶家中。她說,那時她走在河堤上,一邊唱歌、一邊送雜誌。我大概可以想像她少女時的天真,沒有任何煩惱,可是一旦結了婚,她就變成母親了。而且連續不斷,大姐出生就是大哥,大哥出生後就是我,然後又是我弟弟和小弟,一下子生了六個,三十二歲就已經是六個孩子的母親。

我們那時候住在左營,都睡在榻榻米上,有一天晚上我起來上廁所,看到母親正在給小妹餵奶,我看到她邊餵奶邊哭。她一直過著很不幸福的日子,被六個孩子拖垮了,我後來寫過一篇散文〈漲痛的乳房〉,就是在寫我母親那一幕。

父母來洛杉磯看我,我內心的虧欠很大,我帶他們到聖塔摩尼卡時已接近黃昏,聖塔摩尼卡的黃昏實在非常漂亮,夕陽落下時,一顆火紅的火球就坐在水平線上。我和父母就坐在長椅上,老婆和兩個孩子在沙灘玩,父親忽然說:「二二八時,有太多他的朋友被逮捕。」我第一次聽他講這樣的話,我才想起,小時候我們住在三民國小的前面,三民國小後面就是縱貫鐵路,他常站在那裡遙望著北上的鐵軌,那一幕又清晰的出現,我才知道他內心充滿傷痛。

在聖塔摩尼卡的黃昏,我第一次感覺父親的心境與我如此貼近。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回家的方式(五)

  • 播出時間: 2018-05-04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由陳芳明編輯的《楊逵的文學生涯》

    由陳芳明編輯的《楊逵的文學生涯》

    由陳芳明編輯的《楊逵的文學生涯》

        我第一次看見許信良坐得那麼端正,相當專注聆聽楊逵說出的每句話。他不僅談到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也談到當下的黨外運動。他一直鼓勵許信良必須回到台灣,而且語重心長地說:「必須回到現場,運動才能產生力量」。

        那天吃完晚餐後,我們又繼續在客廳講話。從晚餐七點到半夜十二點,我才送楊逵回到住的地方,前後五個小時。他下午已經演講過了,但晚上在跟許信良說話的時候,還是腰桿挺直,沒有任何倦怠。楊逵看到許信良就覺得很親切,當初「中壢事件」許信良參加桃園縣長選舉,幾乎整個桃園縣民都瘋狂了,楊逵說他在桃園也幫他拉了不少票。

        楊逵跟許信良說,他在殖民地時代也參加過農民運動,現在許信良參加的是黨外運動,他說台灣人的一個毛病就是「很勇敢地分裂」。只要分裂,每個人都很勇敢,就沒有想到如何團結在一起,累積力量。後來我參與跟他討論時,我對他說,他講得實在太正確了,因為我在研究1920年代台灣的反日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在1921年成立,1927年分裂;楊逵參加的台灣農民運動也是在1926年成立,1927年分裂;蔣渭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不久也分裂,因為蔣渭水提倡左派意識形態,不被林獻堂等人接受,於是分裂出去,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也因為極左派與反左派對立而分裂。我問他,為什麼台灣人都會這樣分裂?楊逵回答說:「我們都把個人放在團體的前面,只照顧到個人利益,沒有考慮到全體的利益。」。

        我們把《美麗島雜誌》送給楊逵看,他說這份雜誌辦得不錯,只可惜這份雜誌應該在台灣辦。所以他建議許信良應該要回到台灣,因為許信良即使在美國可以感動很多人,但對台灣一點影響也沒有,必須回到台灣,與民眾互動,運動才會有效。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一位前輩對我們這些海外運動者提出的勸告,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從來沒看到許信良那麼恭敬的姿態,挺直著腰,坐在楊逵面前,楊逵說的每一句話,他都頻頻點頭,也不敢插話。楊逵所釋放出來的某種魅力,只要和他說話都會被影響。

        到了十二點要離開時,許信良從他的西裝口袋裡拿出一支鋼筆,我想是很珍貴的,他說:「楊逵先生,我沒有帶什麼禮物,這隻鋼筆可不可以送給你。」楊逵當然很高興,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謙虛的許信良,我想,最主要是楊逵的精神,讓人在他面前必恭必敬。

        我幾乎可以想像楊逵當初參加農民運動時雄辯的姿態。畢竟一位作家、一位運動者他要對自己很有信心,因為有信心,所以寫出的文章才有固定的方向;也因為有信心,所以在領導農民運動時從未退怯。在我內心裡他就是典範,所以送他回去後,我告訴自己,要將他寫過的小說與評論,重讀一遍。那時我正在編《楊逵的文學生涯》,所以我跟他說,想把幾篇文章收進未來我要編的這本書中,他讓我隨意選,所以我就放手去編,但一直到1987年我才出版這本書,然而,楊逵在1985年就去世了。

對我而言,如果只是寫革命理論,或是在海外寫文學作品,對台灣不會有真正影響,所以跟楊逵談完後,讓我更堅定要回到台灣的決心。如果不回到台灣,我永遠只是在跟警總玩躲貓貓的遊戲,偷渡一些作品回去,所以我非回去不可。

楊逵當年是在1949年被捕,1962年釋放,出獄後他就在東海大學對面經營東海花園。東海大學中文系有位教授叫徐復觀,他每天到東海花園都會看到一位老人在澆花,因為他懂一點日語,就用日語問候這位老人。老人就是楊逵,他邀請徐復觀到他家,徐復觀坐在楊逵的木屋裡,看到整面牆壁都是書,而且其中還有很多馬克思的書,嚇了一跳,心裡想說:「我遇到一位非常不尋常的人」,然後向他請教大名。楊逵去世後他寫了一篇文章,說台灣是進步的台灣,中國是落後的中國,因為像楊逵這樣受過馬克思主義訓練的人,一直在身體力行。

1985年3月12日楊逵去世時,我一共寫了三篇文章,一首詩、一篇散文、一篇論文,論文後來收錄在我出版的《左翼台灣》書中,那是1985年的事,但我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台灣作家,到今天為止我仍不敢懈怠,因為我總會想起他的影子,當年他在洛杉磯演講時,充滿信心的語氣以及展現出來的意志,我就覺得自己後半輩子都要效法他,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年已經退休,但一想到楊逵到了八十歲都還那麼努力,我今年才七十歲,不能輕易言老,要跟隨他的腳步繼續下去。

楊逵走的那天,如往常一般正坐在客廳看報紙,他的媳婦將他每天要喝的牛奶熱好,從廚房端出時,發現公公已經沒有呼吸。所以我在那篇散文中寫到:「他這輩子就是這樣乾淨俐落,甚至說走就走,也不拖泥帶水」。我在寫那篇文章時,內心還是非常懷念,我僅有的一次跟他的見面,因為我來不及再見到他了。我真正回到台灣要到1989年,而他1985年就走了,他永遠在我內心是活潑的靈魂,生動的靈魂,透過閱讀他的文字,他的意識彷彿也滲透到我身體裡,現在談到他,仍深深懷念,他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台灣運動者前輩。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回家的方式(四)

  • 播出時間: 2018-04-2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楊逵來美演講,左起分別為許達然、楊逵、洪銘水。

    楊逵來美演講,左起分別為許達然、楊逵、洪銘水。

    楊逵來美演講,左起分別為許達然、楊逵、洪銘水。

        那年夏天,楊逵到達洛杉磯訪問,在當地台灣人社區引起騷動。第一次捧讀他的小說集《鵝媽媽出嫁》,依稀記得那是由香草山書屋出版。其中所收的作品〈送報伕〉是1932年,楊逵在日本《文學評論》得獎的小說。他是第一位在東京文壇獲得承認的殖民地作家,對於1930年代的文學運動衝擊甚鉅。在歡迎會之前,我特地寫了一首七十字的長詩,〈你逆風而來:為楊逵「送報伕」發表五十週年而作〉:

五十年的風,仍狺狺地吹

七十七年的生命仍挺直腰幹

茫茫的天涯

吞蝕不盡你龐大的身影

顛撲的道路

為你迤邐展開

在疾風勁草的年代

你從容整襟結髮

彈掉身上的塵埃

昂首逆風而來

    對於我這樣一位開始研究台灣文學的流亡者,楊逵是我內心一直供奉著的龐大影像。詩中的五十年,指的是殖民地時代;而七十七年,則是楊逵的歲數。這首詩在於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其實在手法上與殖民地統治沒有兩樣。楊逵所遭到的牢獄之災,反而比殖民地時期還更嚴酷。

        在洛杉磯機場迎接他時,才發現他的身材不高,一出機場,他就不停抽菸,而且走路的腳步非常快速,陪他同行,我彷彿是一路追趕。他的媳婦與他同行,她也是曾經被關在綠島的政治犯,楊逵出獄後就將她介紹給他兒子,只有同樣受難的人,才會對其他受難者伸出援手、伸出同情的手。

        楊逵公開演講時,我坐在第一排,他說話時元氣十足、丹田的發音也十分有力,對於一位77歲的老人來說,他的身體看來還相當硬朗,他對自己的講話也非常有信心。那天出席的台灣同鄉幾乎擠滿了會場,他們都是理工工作者,在文學方面並不是那麼熟悉,可是當聽到楊逵要來,他們仍然願意前來出席演講會,他們也知道,楊逵曾經在戰後坐牢十二年。楊逵坐牢的原因很簡單,他在1949年於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希望本省人與外省人可以共同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理想台灣,也希望國共內戰不要將台灣捲入,讓台灣保持和平。只是這樣簡單的宣言,結果還是被國民黨逮捕。

        被逮捕時,他還以為就跟日治時代他為農民運動演講一樣,只要說到「推翻殖民地統治」就被關兩天,談到「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則被關三天,所以他只帶了三天的衣物去接受審判,結果沒想到那次軍法審判被判了十二年。1949年入獄,一直到1961年,結結實實坐了十二年牢才被放出來。

        看到他時,我想到他的經歷,內心非常感動,他的用字精確,好像說出的每個句子都要負責,那種態度讓我看到前輩知識分子的身段。一個多小時的演講沒有絲毫倦怠,侃侃而談。楊逵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位殖民地作家,也是我見過的一位曾經領導農民運動的領袖,但是他在我內心又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尤其是1932年發表,在日本得獎〈送報伕〉,內容談到台灣的勞動者和日本的勞動者應該結合起來,推翻日本的資本家。

        他演講時姿態,總覺得他有一種「傲慢」。所謂傲慢就是他面對觀眾時,對自己的發言信心十足。我想這樣的人格是長期鍛鍊而來的,不僅是因為他坐過牢,其實他在監獄時也被刑求,可是他出來後從來不說在監獄裡的遭遇,只是交代了寫〈送報伕〉的過程。我覺得他言簡意賅地把迢迢遠行到北美洲的目的說了出來。

        那時我正在研究台灣左翼運動史,寫《謝雪紅評傳》。事實上,楊逵與謝雪紅是站在對立面的,他並不欣賞謝雪紅的霸道,也不是農民運動當中的激進份子。當時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叫簡吉,楊達後來也與簡吉分開。尤其在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中,楊逵從不空談理論,如果將謝雪紅和他的政治主張放在一塊來看,楊逵確實是很紮實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行動的實踐者。

        他演講時的態度很從容,這樣一位高齡的運動者,毫不懈怠地接受各種提問。當時許多海外台灣人主張台獨,他們希望透過提問,從楊逵的口中聽到他們想聽到的答案。其中有一位同鄉問楊逵:「你到底是贊成台獨,還是贊成統一?」楊逵說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討厭的是「一統」,就是每個人的看法與言論都要一致。他不願意照同鄉的期待來回答,但是也沒說他贊成統一,只說他不喜歡「一統」的觀念,這種回答方式,讓我明白他擁有高度獨立及批判的精神。那種風範我到現在都很難忘。

        那天晚上,我邀請他到我家吃飯,也同時邀請許信良作陪。許信良永遠都開著他那輛破舊的綠色二手車,發動時引擎聲很大,在寂靜的洛杉磯深夜,每次一發動都會吵到街坊鄰居。我和楊逵坐在客廳,聽到車子的聲音就說:「許信良來了」。許信良很快走進客廳,看到楊達時居然非常恭敬地向他鞠躬。楊逵很親切地稱呼他「縣長」,我才知道楊逵和他的媳婦住在桃園,許信良選縣長時他也投票支持他。

那是一次非常溫暖的初次見面,在楊逵身上我學習到很多。

  (提醒您,吸菸過量有害健康)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聖塔摩尼卡的黃昏(三)

  • 播出時間: 2018-05-2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高中英文老師給陳芳明看柏楊的《聖人集》,是他最早的政治啟蒙。

    高中英文老師給陳芳明看柏楊的《聖人集》,是他最早的政治啟蒙。

    高中英文老師給陳芳明看柏楊的《聖人集》,是他最早的政治啟蒙。

        在小學時期,每年都得到第一名獎狀,曾經帶給父母多少驕傲。他們未曾預料,這個孩子到達海外後,整個心靈已經重新改造,不再是他們心目中的典範。他們不知道,我血液裡潛伏著無窮的叛逆,也燃燒著無盡的憤怒。我曾經想過在日後恰當時機,會把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告訴他們。那應該是事過境遷,最後也應該可以獲得他們的諒解吧。

        父母來到洛杉磯,母親時常保持沈默,總是讓父親來說。從父親把我送入國民小學受教起,我已經開始被訓練成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父親是受日本教育,而我受的教育都是反日的,當時的教科書都是非常反日。我們兩代就在這樣的教育下被分成兩頭,被教育出來仇視他們,我相信他內心也非常愁悵吧!而他們所受的教育也被國民黨形容為「皇民教育」,這兩個世代的歷史道路,註定要背道而馳。

        我也是到了海外才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我要如何調整心態去面對我上一個世代,畢竟他們是在殖民地時代長大,而我是在國民黨時代長大,這兩個世代所接受的思想啟蒙、政治啟蒙是完全兩樣,尤其我被訓練成一位中華民族主義者時,我們更不可能在心理上有任何對話的空間。他也從未曾說出他在戰爭時期,或是在百貨公司當廚師時非常辛苦的經歷,這也令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總覺得父親好像凡事都能解決,這樣的想像都錯了,因為累積在他內心的傷口,一直侵蝕著他的靈魂、他的精神。

        我們兩代被隔離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一直到了聖塔摩尼卡我們開始互相交換對政治的看法,以及他在戰後初期的遭遇時,才覺得某些政治的恐懼感開始退潮,兩人的對話也得到理解的空間,我第一次走進父親內心的秘密。

        雖然母親總是不太說話,但偶爾還是會談起她在大甲的經驗。母親是大甲人,台灣海岸線的漢人,基本上都是泉州人,因為泉州靠海,所以他們大多以捕魚或是做生意為生。而父親是左營人,是漳州人,我記得小時候好喜歡聽阿公說的泉州腔,和我們所講的漳州腔不太一樣。而母親43歲時就當阿嬤了,她18歲結婚、20歲生第一個孩子,然後就連續生了六個。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母親好辛苦,那麼年輕就要養六個孩子,那個時代的傳統女性所背負的負擔實在太沈重。

        我在母親面前也總是循規蹈矩,每次我拿著獎狀跑回家,第一個就優先拿給母親。母親給我的印象不是在廚房、就是在洗衣服,這大概是辛苦的母親在我內心裡最永恆的印象。當我把獎狀給她時,她總是站起來,先用裙子擦擦手,再拿起獎狀仔細看。她大概不知道,我事實上是充滿了叛逆。

到高中時,我受到一位英文老師的啟蒙,這位老師我到如今依然感念。他是一位跛腳的外省老師,我到大學時才發現,他專門研究南宋辛棄疾的文學,而且研究的相當好。我記得高二那年在走廊遇到他,他問我是否喜歡柏楊,並拿了一本柏楊的書給我看,我記得那本是柏楊的第一本雜文集《聖人集》,我拿回家看時,真的很開懷,沒想到柏楊的文筆居然那麼活潑。到了高三時,這位老師還介紹我看《文星》與《人間世》,我看了也都非常有興趣,我想我最早的政治啟蒙就是這位英文老師。

我第一次知道台灣的知識分子有批判精神。從高三開始,我慢慢知道胡適、雷震、彭明敏、李敖…等人的名字。可是父親對公共事務非常疏離,他沒有給我任何告誡,卻希望我不要在公共場合發言,特別是跟政治有關的事。所以我考上輔仁大學後,也一直沒有接觸政治,可是已經開始讀《文星》以及《大學雜誌》。這些事情我都沒有跟父親說,只是有一次跟他提到讀了李敖的書以及《文星》,父親就很緊張,叫我不要看那些書,所以我後來看什麼書就不再告訴父親了,我跟父親也開始有了隔閡。當時我很多的知識啟蒙及政治啟蒙,都是透過這些書,也慢慢偏離了父親的告誡。表面上我們相安無事,但實際上我偷看了很多禁書。

我念研究所時,在牯嶺街的舊書店買到一本《阿Q正傳》,那時如獲至寶,我知道魯迅的書不能讀,所以我就先把書架上的書拿下來,把《阿Q正傳》放到最裡面,再把書放回去,就這樣保存起來。

從大學四年到研究所三年,對我整個思想的轉變非常大,1970年我進研究所,1973年畢業,這段時間也是台灣社會最動盪的時期,尤其是1971年發生的釣魚台事件,海外已經展開釣魚台運動,台大有人絕食,也有人靜坐示威,但我都不敢參加,我只能旁觀。1972年退出聯合國的震撼更大,蔣介石頒布公告要大家毋忘在莒、處變不驚,街道兩邊都貼滿標語,並掛滿國旗,尤其發表「上海公報」時,我更震撼,那是我一個很大的政治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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