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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誰在寫歷史?

  • 播出時間: 2017-10-13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升高越戰〉一詩收入在詩集《含羞草》

    〈升高越戰〉一詩收入在詩集《含羞草》

    〈升高越戰〉一詩收入在詩集《含羞草》
  • 彭明敏所著《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所著《自由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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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柏楊所著《聖人集》

    柏楊所著《聖人集》

    柏楊所著《聖人集》

我1974年到達西雅圖,很快的就進入1975年,1975年恐怕是我人生中發生最多事件、也是對我衝擊最大的一年。

那一年的四月,美國的報紙報導蔣介石去世的消息,我嚇了一跳,因為在我們整個生命經驗裡面,認為他就是永遠不會死的偉大蔣總統,可是沒想到那一年的4月5日聽到那樣的消息。然後我們就收到台灣寄來的《中央日報》,整份報紙都用黑色的鉛字印刷,就好像在辦喪事,舉國都在辦喪事。同一時間我看到《人民日報》也登出了這則消息,台灣把蔣介石的去世看得那麼隆重、那麼悲傷,《人民日報》卻非常簡單的刊登在第二版最下面小小的一則,寫著「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蔣介石昨天逝世」,可是台灣卻用了「薨」這樣象徵皇帝駕崩的字眼,兩邊的反差非常大。


那一年我也見證了美國在越戰的失敗。我在美國電視上看到美國在越南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的大使館樓上,一大堆越南老百姓跑到樓頂,等著直升機接送到外海的軍艦上。我第一次看到逃難、流亡的景象,才知道一個政權滅亡、一個國家衰敗,最後就是這樣的結局,對我衝擊很大。然而衝擊更大的是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怎麼會打敗戰,這也讓我感到震撼。不但如此,就在美國西貢大使館在逃難時,美國的學生正在校園內示威,高舉標語:「American Imperialism Gets Out of Vietnam」(美帝國主義滾出越南),軍隊在前線作戰,你們卻在後方反戰,這種反差讓我覺得這種事情絕對不可能在台灣發生,在我生命裡恐怕也不會發生。

第三件事情是在學生活動中心的走廊,有人在邀請加入「國際特赦協會」(Amnesty International),這是一個從事人權工作的組織,那時我大概也覺得台灣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旅行自由、沒有結社自由,我應該參加人權的工作,所以就決定加入,我從1975年成為「國際特赦協會」的成員,到今天還是,我一生都在從事人權工作,就是從那個時刻展開。

1975年還不只如此,1975年彭明敏到華盛頓大學演講,彭明敏因為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台灣被軟禁,當時他是台大政治系系主任,1970年他突然逃亡,逃亡後他就成為我們那個世代「傳說中的人物」。他來到華盛頓大學,校園內每個台灣學生,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反國民黨的都很興奮,因為他畢竟是傳說中的人物。所以1975年對我而言,不只是政治上的衝擊、知識上的衝擊,更大的衝擊是整個生命徹底改造。原來我過去學的歷史、學的文學或是各種不同的知識,都無法幫助我解釋為何這些事情會發生。

做為一位在台灣奉公守法、品學兼優的學生,我是不可能參加任何政治運動,可是我後來回想我第一次政治上被啟蒙,並不是《自由中國》、也不是《文星》,而是我在高二那年遇到的英文老師姜林洙,當時我在左營高中讀書,後來我才知道姜林洙老師還寫過《辛棄疾評傳》,是一位很有學問的老師。他走路有一點跛腳,但是英文教得很棒,有一天他遇到我,問我要不要看《人間世》雜誌,這是一本用雜文嘲諷政治的雜誌,後來他又給我一本柏楊所寫的《聖人集》,這是我第一次讀柏楊。你什麼時候被啟發,或是什麼時候被帶到另外一條道路,都是偶然的、未曾預期的,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懷念姜林洙老師,我離開左營高中後就未曾再見過他,但是他是我生命的一位啟蒙者。

歷史從來不是我們想像的,穩定的按照一個方向來發展,當我見證到美帝國主義也有戰敗的時候,讓我過去對美國的神聖感與崇拜感破滅,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從來未曾想過蔣介石去世,北京《人民日報》居然是用如此輕佻的字眼來形容他的死亡,我才知道原來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尊敬蔣介石,這也是讓我破滅的一個事件。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彭明敏。當時在西雅圖的同鄉安排我跟他見面,因為不能在校園內見面,同鄉告訴我先坐公共汽車,走過華盛頓湖到對岸城鎮的車站,他們會在那裡接我,所以是非常秘密的會面。見到彭明敏後才知道,原來他是這麼溫文爾雅的一個人,我後來讀他的《自由的滋味》才知道他當年能夠出國留學是因為得到胡適的幫助,胡適給他一筆錢,所以他非常感念胡適,此時我也才知道原來胡適默默幫助了很多人。

我在台灣是非常崇拜胡適,但必須要到海外才開始接觸魯迅,所以就慢慢放開了胡適。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而魯迅的左派批判精神,也深深影響我,所以右派自由主義與左派批判精神,就在我內心交鋒,我以後要選擇什麼?我後來告訴我的學生,或是我在書中會說我是「自由主義的左派」,或是我是一位「左派的自由主義者」,那麼這兩個東西如何放在一起?因為左派是批判,如果看到弱者被欺負,應該挺身而出為他們發聲、仗義直言,而自由主義則是有很多意見你不同意,但你要尊重別人有講話的自由。所以從1975年起,左派和右派的思考就同時在我內心發生作用,看到弱者被欺負時,我就是一位左派,可是當有人意見與我不同,我覺得我應該包容,而這兩種思考一直影響我的後半生。

當年如果我沒有和彭明敏見面,是不是我對政治運動就會比較疏離,現在也很難去考據彭明敏對我的啟發、或是對我的某種暗示,不過我那時年紀很輕只有27、28歲,我告訴他我希望有一天能寫一部台灣文學史,可是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名稱?他叫我不要想那麼多,就叫《台灣新文學史》即可。那是1975年,可是我一直到2011年才寫出這本《台灣新文學史》。生命的過程中,可能在某一點、某一個城市、或是某一個時間給了你暗示,我從來不知道過了30-40年以後,居然完成了一本《台灣新文學史》,所以我想當初我在西雅圖與彭明敏的秘密會面,其實也是其中的一個火花吧!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生命中最難忘的冬季

  • 播出時間: 2017-10-06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攝於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陳芳明提供)

    攝於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陳芳明提供)

    攝於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陳芳明提供)
  • 魯迅全集啟蒙了陳芳明

    魯迅全集啟蒙了陳芳明

    魯迅全集啟蒙了陳芳明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是要跟大家談談我在海外19年參與的政治運動,今天的主題是:生命中最難忘的冬季。

我在1974年出國,當初原本計畫去日本,也通過了日本留學考,但在前一年1973年,楊牧從西雅圖回來,他要幫我出我生命中的第一本書,然後他問我碩士後要去哪裡讀書,我回說要去日本,他建議我去讀美國華盛頓大學,那裡有一個非常棒的圖書館,他幫我寫推薦信,我的生命就這樣改變了。

1974年9月13日我到達西雅圖,楊牧的太太以及我未來的指導老師都到機場來接我,初見西雅圖我嚇了一跳,這世界怎麼有這麼乾淨、漂亮的地方,如果世上有所謂「人間天堂」,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吧!這也是我第一次出國,不曉得季節與台灣完全不一樣,我常說西雅圖是個「北國的城市」,因為這裡非常接近加拿大,九月秋天,台灣還相當炎熱,可是西雅圖已經十分寒冷,陽光很大可是我仍然冷得發抖,才知道這裡緯度高,天氣無法與台灣比擬。

我是1974年到西雅圖,1979年我的護照就被取消了,真正第一次可以回台灣已經是1989年6月底,7月30日又被迫離開,回台僅一個月,距離1974年離開時已經相隔15年了。後來我就是黑名單的身份,就算能夠回來也只能待一個星期、二個星期或是一個月,都很短暫。事實上,一個人的生命往往無法事先估計,因為你接觸了生命中沒有看過的書、或是不應該看的書,你的內心就起了大的波動,那種思想上的風潮襲擊到你的心坎時,簡直無法承受,才知道原來我在台灣被蒙蔽了那麼久,許多應該知道的事情卻必須到海外才發現。

我直到1992年才正式回台灣,那更是遙遠的流亡階段,前後加起來18年。我回到台灣時,我知道我一定要回來,因為台灣改變了,我所有舊的記憶與朋友,都感到非常陌生、疏離。回顧我在西雅圖的日子,才發現生命原來都是在一點一滴中慢慢轉變,然後我回來時,所有人已經不認識我了。

1974年我在華盛頓大學外第15街租了一間房子,這間房子位於地下室,窗口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地,也就是我的窗口與草地的地面是一樣高。華盛頓大學為何如此吸引我,恐怕是那裡有一個「東亞圖書館」。我第一次進去時嚇了一跳,怎麼整個圖書館都是「禁書」,因為不是香港就是北京出版,我才知道楊牧告訴我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果然不錯,我就在那裡看了很多台灣看不到的書籍。我最難忘的是看到中國近代史那一欄藏書時,有兩本書放在一起,一本是《民族救星蔣總統》、另一本是《禍國殃民的蔣介石》,這兩本天南地北的書併置一起,讓我產生思想上、精神上的錯亂,所以我就把兩本書借回家了,而這兩本書也就成為我後來在海外流浪最初的起點。這兩本書同時談到「五四運動」,一本書上寫著「五四運動」就是追求民主與科學的一次運動,這是台灣講的「五四」,可是中共出版的這本書卻說「五四運動」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起點。同一個歷史事件卻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讓我這位學歷史的非常錯亂。

我在台大歷史研究所讀的是宋代歷史,到了西雅圖才知道,原來近代史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在台灣都不知道,所以我就開始陸陸續續借書,我最早借的幾本書如果在台灣看就會被逮捕,我看了《毛澤東選集》,當時只出了四本,第五本後來才出版。我看到第一本當中〈湖南農民運動報告〉那一篇經典文章時,我才知道毛澤東確確實實有他活潑的一面,於是我開始讀毛澤東。緊接著讀我在台灣沒有看過的魯迅,當時也是禁書,我把《魯迅全集》全部借回我住的地方,之後我的租屋就開始慢慢累積許多書籍。也就在那時候我接觸到一本英文書Formosa Betrayed,後來被翻譯成《被出賣的台灣》,我才知道這本書談的是1947年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我覺得非常丟臉、非常可恥,覺得可恥的原因,第一、我是讀歷史系的居然不知道二二八事件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第二、那本書提到二二八事件時高雄發生大屠殺,可是身為高雄人的我卻不知道。我既是讀歷史系又是1947年出生的高雄人,我才知道我整個都被蒙蔽了。知識不都是要讓人啟蒙嗎?可是在台灣的知識教育居然是蒙蔽,我知道我從此要改變我自己的人格、改變我的生命。

我是1947年出生,所以1974年到西雅圖時已經27歲,心情也微近中年,我開始思考是否應該重新出發,填補過去所遺漏的歷史,此時我也第一次發現「住在台灣,不一定了解台灣」,我必須要到這麼遙遠的地方才發現台灣,也就是我旅行了半個地球、過了半生,我才發現台灣。縱然一切都已遲到,但仍然必須利用這個機會開始追趕,我從未有過的閱讀衝勁爆發開來。當然我還在繼續研究宋代歷史,但很多時間我用來看現代史的東西,特別是與台灣相關的。在讀《毛澤東選集》時,我思考為什麼毛澤東使用的文字那麼簡單、卻又那麼深刻。我在讀毛澤東的這段期間又接觸了魯迅,魯迅可以說是中國30年代相當重要的一位文學家,也是在那時我第一次讀了《阿Q正傳》以及魯迅的散文《野草》,我讀《野草》感到一種震撼,因為我在台灣讀到的散文都是抒情的,都是在談自己內心世界的,都是在談個人感情的波動。而魯迅不只寫他的個人,其實是在寫他的時代,他的家國、他所處的黑暗社會,魯迅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只要寫到黑暗或是黑夜就特別精彩,魯迅曾說過他要「肩起黑暗的閘門」,這時候我就知道,這位創作者已經站在他的社會、他的家國的對立面,他是我最早的思想啟蒙,也是我後來投入社會運動一個很重要的點火者。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歷史的鏈接

  • 播出時間: 2017-10-20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伊瑟瓜是鮭魚生命的起點與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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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工養殖的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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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屈萊果教授所著的《二十世紀俄國史》對陳芳明有很大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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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夏天,因為華盛頓大學沒有給我獎學金,我必須利用暑假打工,賺點微薄收入。1976年也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我第一個兒子就是在這一年的12月出生,身為一位父親,我也希望給孩子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所以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拚命打工。

我記得那年夏天的天氣非常好,短短兩個月我漆了兩棟老舊的房子。美國的房子大都是木造的,每過五~十年就需要重新油漆,所以到了夏天漆油漆的工作就很多。我們學校位於第十五街,而我找到的第一個漆油漆工作就在學校外面的第九街,所以每天早上八點就從校園走到第九街。我從來不知道漆油漆原來如此麻煩,因為木板上的油漆經過日曬雨淋會慢慢剝落,油漆與木板間會有縫隙,雇我的老闆告訴我,必須先用噴槍以強力水柱將剝落的油漆噴掉,於是我第一個星期都在做這樣的工作。因為美國的房子都很高,屋頂的部分必須爬樓梯,反正當時才28、29歲,體力很夠,所以每天我幾乎都在樓梯爬上爬下。

我以為噴掉舊漆後就可以直接上油漆了,結果雇我的老闆拿了一桶底漆(primer)給我,也就是上油漆之前必須先上一層底漆,而且黏在木板上的舊漆還必須用刮刀刮除,我才知道漆油漆的工作這麼辛苦,每天都在爬上爬下。這時我就想到希臘神話當中的薛西佛斯的懲罰(Sisyphean punishment),他被罰推巨大石頭上山,天神又讓石頭滾下來,他必須重來一次,每天週而復始,成為他的宿命。我也是每天在長梯上爬上爬下,反覆做一樣的工作。

我也從來不知道這個夏天漆油漆的工作對我的傷害會那麼大,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我有「類風濕性關節炎」。記得小學、初中時期,跟著隊伍走到操場時總感覺到腳後跟疼痛,可是只要經過持續走動,疼痛就會消失,卻不知道這就是「類風濕性關節炎」,當時對醫學的知識實在太淺薄了。沒有想到漆了兩棟房子,九月開學後,我的右手腕突然發生劇痛,苦不堪言,我到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看病,醫生告訴我可能是長骨刺,但是照過X光,看不出任何症狀,醫生仍然決定開刀。我心理覺得這可能就是美國人說的不必要的手術(unnecessary surgery),後來才知道上當了,原來醫生開刀時讓實習生都來觀摩,當時覺得受到屈辱,好像送上手術台讓人看我的手腕被切開。我現在右手背的手腕上還看得到開刀的痕跡。開完刀後醫生才告知,我是「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之後我在美國看了許多醫生,他們都告訴我,必須與「類風濕性關節炎」共存亡,只能吃藥止痛,別無其它辦法。所以我從1975年開始,每天服藥至今。

那年秋天我的身體不適,同鄉告訴我,你來西雅圖一定要去伊瑟瓜(Issaqush)看鮭魚,這裡是鮭魚洄游的終點。我第一次看到鮭魚這種生物,心裡產生很大震撼,每年到了七、八月時,西雅圖報紙的頭版都會以巨大標題宣告:鮭魚回來了,照片上鮭魚從海上乘風破浪不斷跳進來。鮭魚是非常奇特的生物,幼時從出生的那一條河出去,中間經過華盛頓湖,再進入西雅圖港,由於湖面與海面有落差,所以有一道水閘門,稱為Government Lock,由政府所管控。閘門旁邊有一條專門水道,讓鮭魚洄游時可以順著水道跳上去,進入華盛頓湖。進入湖泊後又有許多河流的上游,它們居然可以找到原來出發的那條河流。秋天美國的河流正值枯水季,水位都很低,我看著鮭魚往上游時內心十分震撼,因為整條魚的背部都已露出水面,腹部摩擦著河床的亂石,所以魚的身上遍體鱗傷。它們在外海漂泊四、五年,長大成蟲之後回來,看到那一幕真的很震撼也很感動。

當然那時我剛到海外不久,不會想到回鄉,我必須到成為黑名單,無法回鄉時,才會常常想到鮭魚返鄉這一幕。到了終點是一個魚池,在那裡產完卵後也結束了生命。這是鮭魚的旅程,我常常想到自己在海外漂泊的旅程。

西雅圖給我的生命啟示實在太多,我在華盛頓大學主要是研究宋代歷史,因為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非常好,可是學校規定要有兩門副修,我後來選了英國史與俄國史。為何我會選讀這兩國歷史,因為我當初讀馬克思時,他看到倫敦的貧富不均,資本家剝削工人,於是預告近代人類的第一個革命會在英國發生。可是沒想到革命沒有發生在英國,反而發生在俄國,我想知道歷史的答案,所以選讀這兩國的歷史。

我的俄國史老師屈萊果(Donald W.Treadgold),他是殷海光的好朋友,他們都是自由主義者,我的老師寫了一本《二十世紀俄國史》,這本書對我的啟發非常大。屈萊果曾經以交換教授身份到台大教書,他是與台大教授夏濟安交換,可是夏濟安到了華盛頓大學後就不回來了,因此這個交換教授計畫也無法繼續執行。沒有想到屈萊果來到台灣認識了殷海光,兩人成為好朋友。我到現在仍很難忘屈萊果老師,這位認真、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給我思想上很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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