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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服從:學運蛻變期

  • 播出時間: 2018-05-23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晏山農
  • 主持人晏山農

    主持人晏山農

    主持人晏山農

今天節目主要談台灣八0年代學運的第三個階段「蛻變期」,時間是從1988年的7月到1990年2月,這段時間剛好落在兩個重大事件的中間,一是蔣經國過世之後,台灣政經情勢有了新的轉變;一個則是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發生,蛻變期就是在這段期間內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針對台灣政經情勢發生的轉變,國民黨政府也採取了因應措施,一是校方的改革走在學運團體前,推出很多自由化政策。一方面校園自由的空間多了,但是如果學運力量還比較薄弱時,反而會因應不及,相對空間也就因此而限縮。第三、因為行政資源撤退了,學生政府必須擔負起像是代收學生會費等行政工作,許多學生不願意繳交,導致學生會費收入急劇下降。但好處是學運多元化。因為學運整合失敗,彼此各自為政、尋找議題,導致議題與組織趨向多元化。另外,政治自由化所帶來的開放空間,也使得各種新團體陸續成立。

蛻變期學運有三個重大特色:一、大學改造的面向更豐富;二、社會實踐增多;三、政治抗爭更深化。在大學改造的部分,第一、大學法雖然不再成為焦點,但還是一個凝聚各校學運團體的重要議題。第二、教授團體也開始加入,大學法成為學生與教授共同聯手抗爭的議題。而一些教授團體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也陸續出現,例如:「澄社」在1989年成立;「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簡稱學改會)也在1989年成立、「台灣教授協會」(簡稱台教會)在1990年成立。第三、學運對大學法的抗爭,已經不再局限於大學法本身,而是將大學法與國會改造以及關心弱勢結合。第四、學運對大學法的抗爭行動,不再限於演講、座談以及溫和的請願,而是採取比較衝突性的行動。比較明顯的是在1989年9月28日有關大學法的遊行,有一千多位教授及學生參與,其中學生占大多數。

另外,新議題也隨著資本主義深化及政治自由化而開始產生。許多學運團體認為,要批判大學或社會,必須針對政經結構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新議題的一個明確的例子就是1989年5月24日,淡江大學發起抗議房租聯合不合理漲價的行動,而類似的活動到了90年代、甚至一直到今天都還持續存在。而除了新議題之外,新團體也陸續出現。新團體也分為四類:第一、原有社團的轉變。例如:中央大學「三民主義研究社」在1990年改名為「福爾摩沙社」;第二、原有的地下社團合法化。例如:北醫的「抗體」與「解體」合組為「文化社」,東海大學的「東草」成員,分別成立了「大肚山社」及「人間工作坊」;第三、單一議題性社團的成立。其中又可分成四大類,第一種是「台灣意識」社團增多。例如:台大「台研社」、輔大「台研社」等。第二種是環保團體增多。例如:台大「環保社」、東海「環科社」等。第三種是女性研究團體成立。例如:台大「女研社」。第四種是綜合性的社團。例如:東吳大學「蘇菲雅」、淡江「當代中國」、台大「傳真」等。第四、學運抗爭型態有一個重大轉變,就是劇場運動的加入。也就是小劇場運動在這段期間是很重要的特色,一直到今天,小劇場也一直是學運團體抗爭社會事件的一個重要活動。

大學改造的第二個階段,很多學校的學生政府紛紛成立,但這方面相對於整個校外活動卻顯得薄弱,畢竟學生對於校園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不夠,且學生流動性高,學生政府很難成為一個穩定的行政團體,以及校方始終把學生政府視為學生社團,無法與校方平起平坐,所以各校學生政府雖然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但一直無法紮根。

在社會實踐增多的部分,80年代的特色有三點:第一、寒暑假下鄉行動固定化;第二、調查方式走向直接介入抗爭;第三、透過社會團體中介進行參與。而有關社會實踐,最早出現的是1986年7月鹿港反杜邦運動,台大與非台大系統都加入,到了1988年上半年,社會實踐形成一股風潮,從農運到環保運動都有加入。學生參與農運在1988年5月20日那一次,雖然不是主導力量,但在日後聲援的過程中,許多學生因為參與聲援被逮捕,成為1988年重要現象。而除了農運之外,環保運動也在各校成為普遍趨勢,到今天為止,環保運動在學生團體裡也是主流。之前提到過「民學聯」是學運團體中標榜社會實踐最積極的一個團體,所以不管是農運或是環保運動,常常都是由「民學聯」主導。

再談到環保運動的參與,從1989年寒假到1990年寒假的「清流行動」,是針對全台灣河川污染的情況所做的大規模調查,涵蓋從北到南的河川,可說是民學聯和高雄社運工作室的合作運動,所以在1988年5月20日,農運沒落之後,學生團體就從環保議題中尋找方向,一直到現在為止,環保運動都還是學運的一個重要指標。而之所以走向社會實踐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在校園裡面的運動受挫,無法實際紮根,使得學運團體投入社會實踐做為延續生命力的重要方向。

至於政治抗爭的深化部分,之前提到台灣學運的兩大源頭是台大和輔大,他們在源起時都強調學生政治意識的重要性,校園運動則從大學法開始,以台大為主的「編研會」將議題上升為國會改造、甚至憲法改造。另一方面,台灣意識也隨著台灣認同和政治運動的發展有進一步進展,於是台獨運動也在這段期間在學生團體慢慢醞釀。

蛻變期的政治抗爭大概採取兩個方式:一個是對蔣家統治圖騰的批判;另一個則是二二八紀念活動為主。前者包括1989年5月「圖騰與禁忌」抗爭活動,後者則是1989、1990連續兩年,學生都有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

此外,學生團體也開始投入外界選舉,但與以往不一樣的是,以往學生參與政治大多是打零工方式,但到了蛻變期,很多學運團體集體加入,許多文宣甚至由他們包辦,於是慢慢從打工小弟到實際投入政治運動的參與者。

學生不服從:學運突破期─非台大部分

  • 播出時間: 2018-05-16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晏山農
  • 由鄧丕雲所著《八十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由鄧丕雲所著《八十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由鄧丕雲所著《八十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上週節目已經提到八0年代學運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突破期」,期間是從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首先提到的是台大部分,從鹿港反杜邦到成立「自由之愛」,這個星期要繼續談非台大部分,主要是從「大革會」到「民學聯」的經過。

        突破期的期間剛好是社會解嚴、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所以台灣的大學不管是政大、台大、高醫、輔大、北醫、中興法商、中央、東海、逢甲、成大、東吳、中原,無論大小,都有學運產生。而因為有學運,所以就有共同的想法慢慢出現,當時主要是透過一個「共同生活營」,這是由之前提過的台大學運其中一位重要人物,現今台聯主席劉一德所舉辦,他當時已經畢業開始從事工運,成立了《南北通訊》,許多非台大系統的學運團體就組織了各種營隊。

        1987年7月2日到4日,他們在高雄大寮舉行生活營,就決定開始籌組一個跨校團體叫「大革會」(大學法改革促進會),該年7月16日成立籌備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後正式成立。一直到1988年2月28日宣布解散,改組成「民學聯」(民主學生聯盟)。

「大革會」成立前後7個半月時間,主要針對大學法的改進,而就「大革會」的性質而言,第一、是採取身份制,也就是只有學生才能參與;第二、是採取社團制,所以沒有個人會員,都是屬於校園的社團成員;第三、是採取議題性加盟,有自主行動權,但涉及大學法議題時,必須集體行動;第四、是採取民主集中制,所以設立一個主席團,主席團成員有五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當時已經就讀東吳社會系,而之前是輔大「文化社」和「創造社」成員的曾昭明,其他還包括周家齊、陳俊生、陶宗瑋與黃國城。但是因為主席團成員散居各地,無法南北奔波,不容易召開主席團會議,於是活動也逐漸減少。

「大革會」除了內部聯繫之外,也從事各種抗爭活動,包括:有關大學法的行動、以及支援各校園的抗爭行動,但仍以大學法的行為最多,也針對大學法進行各種傳單的散播。而有關社會參與方面,主要有兩件:一是參與林正杰狂飆一週年的社會運動說明會;一件是在1987年9月9日,到嘉義參與原住民所發起的抗議吳鳳神話,批判漢族沙文主義活動。但是1987年7月開始,國民黨開始在立法院主導大學法修法,使得外面的學生社團無法再採取主動,於是慢慢「大革會」也進入停滯狀況,導致1988年2月28日召開最後一次大會後,決定解散成立「民學聯」。

之前談到,「大革會」是採取民主集中制,但是因為散居各地,不容易時常聚會,因此,到了「民學聯」時代,就採取區域制,也是對「大革會」組織的一種反省,降低組織成本,增加組織彈性。另外,也因為大學法的修法已經由執政黨採取主導,所以也把方向轉移擴大到整個社會議題的參與,這也是「民學聯」與「大革會」不一樣的地方。此外,到了1987年年底,社會運動到達一個高峰,農運開始興起,學生投入也越來越普遍。

除了「民學聯」之外,台大的學運傳統原本就比其他學校強,到了1987年9月「自由之愛」重新復出後,也開始尋求新的學運整合,一個所謂「編研會」(學生刊物編輯研習會)的嚐試就開始進行。在這樣的過程中,以台大為主的社團,在1987-1988年舉行了好幾次研討會,到了1988年4月17日於台中東海大學舉行的第三次會議的時候,台大與輔大成員針對議題發生爭執,主要是針對教科文預算的國會衝突,台大認為這凸顯國會結構的不合理,於是想把議題推到「國會全面改選」;而以輔大為主的「民學聯」系統則認為,運動的議題還是應該停留在「教科文預算違憲」上,於是導致雙方無法繼續合作。

等到1988年5月4日,雙方正式衝突後,台灣的學運就演變為雙元領導,一個是以台大為主,沿著「編研會」的脈絡,從事國會全面改選的活動;另一條則是以輔大為主,沿著「民學聯」的脈絡,以教科文預算的活動為主。

當時兩股人馬的差異性,被認為有許多的分裂,譬如:台大VS民學聯;台大VS非台大;左派VS右派;草根VS精英…等。種種的標籤,都是兩股學運系統曾經有的分別,但其實就當時的社會脈絡來看,學運之所以無法整合有兩個因素:一是、道德性和理想性過高,因此常用道德性的標準衡量對方,只要有點妥協就認為違反學運初衷,這也導致了第二個因素─溝通不良。雖然有一個平台,但是這樣的平台也被認為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是用來策略運用而非用來整合運動能量。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難免互不信任,衝突也因此發生。

有關1988年5月4日的衝突,就是當天以「民學聯」為主的團體前去抗爭,但是他們打出的名號不是各大學的社團,而是打出學校名稱,當打出「台大」名稱時,以「自由之愛」為主的台大系統心生不滿,發表聲明反對,導致雙方無法再進行溝通。而這個事件也是影響台灣學運發展很重要的一件事,它是學運興起之後,為尋求一個共同方向,使學運可以成為獨立於社會力量的行動,但因為團體認同感的差異,而無法整合成功。從此之後,八0年代的台灣學運就變成各自為政,走向派系化。

再進一步針對「五四衝突事件」組織和路線的差異來分析,在如何擴大組織網絡而不再限於地下社團,雙方有差異;在既有的組織網絡下如何繼續運作,雙方的認知也有差異。以「民學聯」為主的成員比較傾向第二個,也就是在既有的網絡下重新運作,而以台大為主的力量則傾向於如何擴大組織網絡,「編研會」想用整合學運,憑籍著國會改造的運動方向全面推展。就因為雙方無法溝通,導致互不信任,八0年代的台灣學運就走向派系化。使得1990年三月學運,雙方並非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合作,導致三月學運紛擾非常多。

而在運動路線上,由於大學法失去主動,必須另外尋找運動方向,台大「編研會」希望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而「民學聯」則希望發展更多的社會議題、社會參與。變成「編研會」等於國會全面改選、等於資產階級民主、等於右派;另一方面「民學聯」等於社會實踐、等於關心弱勢、等於左派的刻板印象就因此形成。

 

 

學生不服從:學運突破期─台大部分

  • 播出時間: 2018-05-09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晏山農
  • 台大學生參與反杜邦運動所做之調查報告

    台大學生參與反杜邦運動所做之調查報告

    台大學生參與反杜邦運動所做之調查報告
  • 自由之愛為台大學運奠定重要基礎

    自由之愛為台大學運奠定重要基礎

    自由之愛為台大學運奠定重要基礎

        1980年代初期,台灣學運開始蓬勃發展,前兩週提到「醞釀期」部分,時間是從1980年-1986年6月,本週開始將介紹「突破期」,時間從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而這集節目主要談台大部分。

        先從整個大環境講起。1985年-1986年期間,台灣外在環境轉變,政治控制力開始削弱,社會力蓬勃發展,特別是黨外民主運動,到了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後,達到一個高峰,社會力也隨之翻轉,學運也跟著進入突破期。

        突破期有三個特色:首先是普遍性的校園運動。因為之前醞釀期,台大最興盛,其次是輔大,但是輔大瞬間消滅,其它學校都只是零星活動。而到了突破期,從北到南的學校都捲進了校園抗爭,這是第一個特色。第二個特色,就是學運團體開始尋求力量整個,建立一個共同運動方向。因為他們深知,如果在校園孤軍奮戰,根本敵不過強大的黨國勢力,所以必須串聯。因此,在整個突破期,校際之間的網絡出現,校際組織也成立。可是也因為要整合,於是慢慢出現紛爭,而紛爭主要是針對共同運動的路線產生歧見,同時還夾雜著權力分配的因素,及人際之間不信任產生的衝突。第三個特色是嚐試校園外運動的參與。也就是學生不再認為自己只是在校園裡抗爭的一個單位,而是開始參與農民運動、環保運動等。

        有一個很大的契機,是1986年美商杜邦公司向政府提出要在彰濱工業區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引起包括彰化地區特別是鹿港居民激烈反彈,而學生之所以參與,是因為在校園受到挫敗,所以想要尋求外界的參與,以疏解鬱悶及增加能見度。所以大概有兩個因素,一是客觀情勢來說,80年代興起的自力救濟風潮,提供學運一個社會實踐新的空間;二是從學運本身的歷史脈絡來說,社會參與一直是被討論、被要求、被嚐試的一個課題。

        而學生之所以積極參與杜邦事件,又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反抗運動到那個階段,產生了很多自力救濟行動,鹿港反杜邦在規模上有上千人上街頭,而且首次到總統府前抗爭,在層次上是對跨國資本以及中央政府黑廂決策的批判。這兩點是屬於發展層面,而在意識型態方面,反杜邦的環保運動,又涉及對經濟成長、科技發展、跨國公司及威權政體的種種批判,學生當然會積極參與。而且不只台大學生,當時參與的有兩批人,一個是以台大學生為主的調查團,他們維持學生的特殊性,以調查及向民間學習為主要目的,一個是輔大和文化所組成的文化社成員,他們是以個別成員投入,強調投入草根鬥爭。

        台大調查團的成形,大約在1986年6月,成員有30多人,大部分是大新、大論及國研社成員,也有少數幾位來自輔大、東海及文化界工作者,他們從7月1日到7月18日,總共在鹿港住了18天,進行訪問、調查、散發傳單及演講等等。9月就將成果彙集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出版。可是當他們9月回學校後,大新欲將出刊的文稿送校方審閱,但是校方認為5、6月時,大新有三期違反了文稿評閱辦法,已移送懲戒,社團活動也已停止。校方還約談了社長許傳盛、以及編輯林國明與陳明祺三人,果然沒多久公布的懲戒結果是:大新社停社一年,許傳盛小過兩支、林國明與陳明祺各小過一支。激起台大改革派學生激烈反彈,10月24日在台大校門口廣場舉辦惜別會,這是台灣學運上首次在學校大門口的公開抗議行動。而這個惜別會同時也宣告了台大「自由之愛」的誕生,也把台大校門口變成學運群眾大會的重要據點。往後只要台大有任何抗爭行動,大門口就成為抗爭場所所在,而這場演講在學運史上也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由於大新社被停刊,成員於是轉入地下發行《自由之愛》地下刊物,核心成員也慢慢擴大,不只大新成員還匯集了大陸社的林佳龍、鍾佳濱,以及三研社的蘇峰三與國研社林繼文的力量。他們提出「菁英結盟、向下動員」的方式,就是少數運動者結合成一個運動團體(如自由之愛),以團體為核心向群眾進行動員。與早期醞釀期的狀況也有點類似。可是慢慢發展到第三階段,他們也發展如果只針對台大,似乎效果不大,因為問題是全面性的,於是把方向提升到整個大學體制都應該改變,於是在1986年12月22日出刊的《自由之愛》第二期發表了〈大學改革宣言〉與〈大學改革芻議〉兩篇文章,由於在1986年12月下旬到1987年1月,他們的表現銳不可當,引起國民黨中央的注意,1987年3月24日,自由之愛的40-50名成員前往立法院進行大學法的請願,請願書有186名學生連署,這是學運史上第二次以中央統治機關為抗爭對象的集體行動。

        進入到第四個階段,行動要擴展就必須有更進一步的論述,1987年3月21日出刊的《自由之愛》第三期,發表了〈新社會宣言〉,由現今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郭正亮主筆,提出「民間哲學」主張。這篇文章他提出三點主張,第一、大新事件是反體制,是改革主義的運動而非革命;第二、大新事件是超越統獨、黨派、省籍與階級的;第三、取消彼岸世界的終極理想,把實踐動力轉為個人對束縛的反抗,也就是要凸顯人的主體性。但因為〈新社會宣言〉太前衛,有走向虛無主義的傾向,另外,也招致左右、統獨各派的攻擊,所以後來因為無法向外擴展,只能退守到校園裡,但是台大校園經過《自由之愛》半年多的衝擊,到了1987年春天時,已經有很大轉變,最大的效果是國民黨對校園的控制削弱,削弱的結果就是彼消我長,反對派的力量開始成長。從1985年開始的511普選遊行到了1987年仍然進行,雖然校方憤怒但在各方壓力下,也只能對其中七人記小過處理,這七人包括:文馨瑩、吳介民、林志修、林佳龍、梁至正、陳啟斌與鍾佳濱等人。該年他們也參與校園選舉,代聯會以86比49壓倒性的優勢由陳至柔當選。再由代聯會召開學代大會,成立「學生自治設計暨推動委員會」,證明「自由之愛」是整個台大學運的重要奠定基礎。

學生不服從:八0年代學運—非台大部份

  • 播出時間: 2018-05-02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晏山農
  • 輔大與文化學生合作,於1986年成立了文化社,出版《路易.阿杜塞》以及《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在當時學運發生很大作用。

    輔大與文化學生合作,於1986年成立了文化社,出版《路易.阿杜塞》以及《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在當時學運發生很大作用。

    輔大與文化學生合作,於1986年成立了文化社,出版《路易.阿杜塞》以及《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在當時學運發生很大作用。
  • 輔新事件之後,由於他們在校園運動上的挫敗,於是轉入地下,在1985年12月刊行學運史上第一份地下刊物《改造》。

    輔新事件之後,由於他們在校園運動上的挫敗,於是轉入地下,在1985年12月刊行學運史上第一份地下刊物《改造》。

    輔新事件之後,由於他們在校園運動上的挫敗,於是轉入地下,在1985年12月刊行學運史上第一份地下刊物《改造》。

         之前談到1980年代初期台灣學運蓬勃發展,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是醞釀期,時間是從1980年到1986年6月,上星期節目講到台大部分,本週要談非台大部分。

        首先是輔大。輔大學運的發展與台大初期狀況非常類似,都是從一群共同生活、志同道合的小團體開始,主要成員有:侯福義、郭昭燕、曾昭明、蔡文熙與謝文生。他們絕大多在師大附中時期屬於同一個社團,在意識形態上傾向社會主義,於1984年10月開始在輔大校園活動。在此之前,他們透過學長一一進入輔大新聞社,並以輔新社為核心,開始結合草原文學社與醒獅社等社團,在校園裡扮演改革派的角色,透過刊物從事校園啟蒙,而在抗爭行動上,則是針對審稿制度,爭取言論自由。

        他們的校園啟蒙內容,主要涉及校園自由化、校園民主化、及校園文化批判等三個面向。他們在1984年下半年,先後以一系列專題,包括:〈問蒼天,心事誰人知〉、〈日據時期台灣中下階層的獨白〉、〈最後與你取暖的黑衣歌手—羅大佑專題〉、〈給這一代青年—嬉痞與搖滾〉、〈科技霸權下的知識分子〉以及〈中產階級美學的瓦解〉…等,對校園文化的大眾消費取向採取批判態度。

而在具體行動上,針對審稿制度與校方產生爭執。由於他們高中時期都是師大附中的學生,而台大學運史上第一位改革派的代聯會主席吳叡人也是師大附中畢業的學生,彼此間熟識,於是開始聯絡,導致1984年10月台大與輔大學生合作過一次假行動,要去教育部陳情,讓情治單位虛驚一場。1984年下半年,輔大成員也參與台大成員在校外舉辦的私下演講會,1985年6月,他們還曾經討論要成立聯盟的構想,雖然這個構想最後無疾而終,但表示校際間的聯繫已經開始。

由於輔新讓校方產生很高的警覺性,於是1985年5月4日,校方就查禁了他們紀念楊逵的專輯,並將輔新查封,還特別使用封條禁止社辦的使用,並進行輔新的改組,讓他們無法主導輔新。而他們失去輔大新聞社後,立刻集合校內所有的反對力量,投入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改選,選舉採取普選方式,這場選戰空前激烈,共有四人參選,改革派的候選人是謝文生,他們提出要廢除外點制度、廢除審稿制度、設立代聯會、設立福利委員會等四大訴求。在開票過程中,他們與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形成緊張對峙,差點釀成衝突事件,最後在校方與國民黨校園黨部的積極運作下,不幸敗北。事後,校方進行秋後算帳,候選人謝文生以及競選總幹事曾昭明遭到校方留校察看的處分,是為「輔新事件」。

相對於台大的學運引起黨外雜誌、以及《中國時報》、《自立晚報》等比較同情學運的媒體報導,「輔新事件」的文字記載就相當殘缺,媒體報導幾乎沒有。有人說這是台大較受媒體眷顧,但是按照《八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作者鄧丕雲的講法,黨外雜誌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開始商品化,注重的是「新聞性」,不再是八0年代那種「社會正義」聲援者的角色。另外,台大校園運動已經發展到校園街頭遊行的階段(李文忠事件),在禁忌的突破上,比較刊物抗爭和校園選舉又更進一步。所以黨外雜誌會比較著重在台大五一一普選遊行的報導,也有其結構性的理由。不過,總體而言,台大是天之驕子,受到媒體注意也是必然,因此,後來學運分為「台大派」與「非台大派」,其中,有無受到媒體關注所產生的心理因素,也是重要原因所在。

「輔新事件」之後,由於他們在校園運動上的挫敗,於是轉入地下,在1985年12月刊行學運史上第一份地下刊物─《改造》,刊頭上寫著「獻給所有勇於抗爭的青年」,這份刊物基本上充滿社會主義理念,不過因為發行不順利,沒有繼續刊出,只留下一份《改造》。

後來輔大學生也與文化學生從1984年開始接觸,到了1986年成立了文化社,並出版了《路易.阿杜塞》以及《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兩本書,也同樣是從左派社會主義的思潮出發,在當時學運發生很大作用。

有人針對「輔新事件」的失敗有一針見血的評論:「可惜這些『陽春白雪』菁英性格太濃,曲高和寡,只能為輔大學生言論抗爭史留下燦爛的一頁,留供後進參考、憑弔」。

政大方面,同樣也有團體針對1985年3月楊逵過世發起行動,以法律系成員為主,包括:吳豪人、林鳳飛、胡言巽、黃居正、張瑞欽、顏萬進等人,他們透過與其它社團的結盟,要舉辦紀念楊逵的活動,不過,在校方施壓下,各社團不再幫忙。因此,他們反省到必須有自己的社團,才能有所作為,於是接掌政大青年社,從1985年9月起,以政青為基地,展開一連串校園啟蒙工作,啟蒙的內涵包括:學生權與台灣本土意識,方式是透過文字、演講與活動。到了1986年6月,他們出版《政大青年》79期「學生權專號」,結果該期被校方查禁,政青社停社一年,於是轉入地下,轉變成後來的《野火》。取名《野火》與龍應台當年在《中時副刊》發表一連串批判文字,後來出版為《野火集》,引起廣泛注意有關。

東海方面,東海大學的東風社,一向是該校自由學風的象徵,從1985年到1986年交關之際起,在校內積極扮演著改革派的角色,將社團從抽象層次的關懷拉到現實面,努力傳播台灣本土意識。這是屬於校園文化批判的範圍。

成功大學以航太系為基地,羅正方等人積極籌組新的社團,爭取成立成大第二份全校性刊物,從1985年5月起,歷時一年多,抗爭過程雖然受到校方壓力,但是新社團與新刊物總算在1986年10月成立,這就是在南部學運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經緯社。這是屬於校園自由化的範圍。

高雄醫大的阿米巴詩社以濃厚的台灣本土意識,留下它在學運史上的名字。另外,文化大學的詩社,在校園內沒有什麼活動,因為校園內壓制力很強,所以轉而向外,而且成員叛逆性格與社會主義色彩濃厚,所以與台大以及輔大成員有私下聯盟。

1985年6月,台大、輔大、文化的成員曾經討論成立學生聯盟,並共同籌辦暑假的聯合營隊,但因為當時政治空氣突然緊縮而中止,這是各校學運團體首度嚐試凝結集體力量的開始。

學生不服從:野百合學運(一)

  • 播出時間: 2018-05-30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晏山農
  • 野百合學運是戰後台灣不管是學運還是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聚會。(潘小俠拍攝)

    野百合學運是戰後台灣不管是學運還是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聚會。(潘小俠拍攝)

    野百合學運是戰後台灣不管是學運還是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聚會。(潘小俠拍攝)

        台灣八0年代學運經過醞釀期、突破期以及蛻變期之後,發展成兩股學運勢力,一股是台大,從「自由之愛」到「編研會」,主攻憲改路線;另一股是非台大,由「大革會」到「民學聯」,比較偏向社會主義、社會實踐的路線。到了1988年,兩股勢力原本想要尋求整合,但因為意識形態及個人恩怨等因素,在5月4日雙方不歡而散,導致各自為政,學運開始派系化。但到了1990年初,由於國民黨政爭表面化,以及台灣社運呈現某種程度的停滯,譬如:1988年520農運之後,農運走向衰敗的命運,工運也有所停頓,因此,學生運動成為社會唯一期許的方向,導致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或是所謂的三月學運。

        野百合學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戰後台灣不管是學運還是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聚會,總共六天,參加人數眾多,加上旁觀民眾超過上萬,重要性不言可喻,只有2014年318學運的人數和天數超過它,因此,我們將分兩集介紹野百合學運的經過及影響。

        野百合學運雖然只有六天,但過程卻驚濤駭浪、變化萬千。為什麼會爆發野百合學運?1990年初,正值中華民國第七屆總統改選,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於李登輝選擇李元簇為副總統、以及對決策方式不滿,於是爆發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內部鬥爭第一次徹底表面化,也就是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期間從2月一直延續到3月初,社會人心惶惶、股市也連日長黑,知識分子和學生對此也紛紛表達意見。

3月8日台大學生會邀請社運團體共商解決之道,學生反對沒有民意基礎的資深國代選舉總統,希望暫停選舉,待召開制憲會議後再選舉總統。3月10日又召開學生社團與社運團體開會,但沒有達成共識,最後決定在3月14日各自行動。於是3月14日他們結合一些教授,要求國民黨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勘亂體制,解散國民大會,但由於遭到警方攔阻,行動失敗。雖然行動失敗但事後反應卻出奇的好,許多人表明要跟隨行動,於是他們準備在3月16日再集會,策劃進一步行動。沒想到傍晚有三名台大學生決定自行到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也就是今天的自由廣場靜坐抗議,他們分別是周克任、楊弘任、何宗憲。由於他們是單獨前往,可以說是擦槍走火,卻也掀起了三月學運序幕。這也可以說是野百合學運的前奏。

接下來如果按照樂曲來看,就進入到了序曲。時間是3月16日到3月18日,首先是人數從最早的三個人,到了3月17日慢慢增加為二百多人,台大自由派教授也決定發起「柔性罷課」,從19日起一個星期,把上課地點改為中正紀念堂,並命名為「民主教育週」。到了3月18日,學運團體也慢慢進駐,接管了廣場領導,並在首次校際會議中,確認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1.解散國民大會;2.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3.召開國是會議;4.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當天上午的決策委員會又提出「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

再來就進入交響樂的主旋律,時間是3月19日到3月20日。3月19日,校際會議制度化,午夜時決策中心改組,學生運動也從大中至正牌樓移轉到國家劇院階梯,階梯上是領導部門,學生則坐在階梯下的廣場,台上、台下以糾察線隔開。而剛好對面的國家音樂廳,民進黨也正在舉行集會,於是學生用糾察線將彼此隔開,避免干擾。當天晚上校際會議也通過以野百合做為三月學運的精神象徵。而之所以選擇野百合的理由有五點:

  1.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2.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3.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4.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三月這個時刻!
  5.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6. 高尚:在魯凱族裡意向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

從此三月學運也被稱為野百合學運。而到了3月20日,廣場人數不斷增加,到了下午三點到達二千五百人,傍晚更高達四千五百到五千人,也是廣場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由於人數增加,決策小組也從七人增加為十三人。

再來就到達交響樂的尾聲。因為3月21日國民大會已經選出李登輝為總統,於是學生之前提出的四大訴求已經無法在總統大選前提出,所以氣勢開始消頹,而且經歷四、五天之後,學生已經精疲力盡,在此情況下要如何收場?於是到了3月21日又加入五人教授顧問團和三位研究生諮詢小組。教授顧問團成員包括:瞿海源、賀德芬、張國龍、夏鑄九、鄭村祺,三位研究生則是曾旭正、吳介民、李建昌。雖然教授團並沒有表決權,但畢竟教授在法律或是政治判斷上學有專精,所以就提供學生很多意見。這些意見當中,以瞿海源為首的教授認為應該去見李登輝總統,再進一步打算,於是學生與教授共同擬定接觸的三個底線:一、李登輝總統必須具體肯定這次學運;二、國是會議要公平邀請各界人士,深入討論國是,對於學生的訴求廢除臨時條款、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應提出有效解決方案;三、全體廣場學生在總統明確確認上訴兩項後,即結束靜坐,否則將繼續抗爭。

後來由瞿海源與賀德芬教授去見李登輝,回來後由於決策委員會無法做決定,教授只好向校際會議報告,結果引起反彈,經過3-4小時的冗長討論後,學生決定派出53人,由瞿海源與賀德芬教授陪同,前往總統府面見李登輝。到了3月22日凌晨,又討論兩個多小時,在兩點五十分左右召開校際會議,最後22所學校同意撤退、一所反對。到了凌晨由指揮中心正式發表撤退聲明,當天五點十分,李登輝座車來到廣場繞行一圈後離去。

而放在廣場上,象徵學運的野百合雕塑,到了23日晚間遭到焚毀,直到現在還無人知道是由誰燒毀。這就是整個野百合學運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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