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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鼓聲: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

  • 播出時間: 2018-06-2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向陽
  • 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指控台北已經出現「工農兵文藝」,

    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指控台北已經出現「工農兵文藝」,

    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指控台北已經出現「工農兵文藝」,

我們上個禮拜談到「關唐事件」,引發了現代詩論戰,而就在同一時間,台灣的鄉土文學也正在茁壯。

鄉土文學的形成有它的歷史脈絡,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就已確定了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的書寫主流,這是不容忽視的歷史背景;戰後的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鍾肇政及其《文友通訊》的文友也已開始鄉土書寫;1964年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林亨泰、陳千武、白萩等創刊《笠》詩刊,也都提供給在1960年代匍匐前進的鄉土文學養分,成為台灣本土作家集結的本營;此外,葉石濤早在1965年於《文星》雜誌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建構出鄉土文學的理論基礎……。這些先行者的努力,正是鄉土文學逐步成熟的背景。

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股同樣不滿於現代主義書寫的文學社群的努力,那就是從1960年代末期出發的《文學季刊》、《文季》雜誌,也都促成了迥異於以西化現代主義為宗的作家,如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及其作品的出現,壯大了1970年代前期鄉土文學的力量。此一文學社群與《台灣文藝》文學社群在相濡以沫,形成風潮,也對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機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在這樣的脈絡下,方才引爆了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年4月,《仙人掌》雜誌推出「鄉土文學專輯」,發表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以及尉天驄〈什麼人唱什麼歌〉等論述。這四篇論述,各有立場,卻已暗示出左右兩個陣營的差異,一方強調鄉土小說的必要性、現實主義的正當性,另一方則質疑鄉土小說「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質疑鄉土文學變質了,和1930年代中國的普羅文學無異。這是其後更大的對鄉土文學進行指控的淵藪。

1977年5月,葉石濤在《夏潮》雜誌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強調台灣鄉土文學的特殊歷史脈絡,主張鄉土文學應該以台灣為中心,「站在台灣的立場上透視整個世界」;並提出「台灣意識」,強調鄉土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他批判流亡文學、回憶大陸經驗或西化作品缺乏台灣經驗。此文引來同屬鄉土文學陣營的陳映真的駁斥。

陳映真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中, 強調台灣鄉土文學「受影響於和中國五四啟蒙運動有密切關聯的白話文學運動,並且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運動,有著綿密的關聯;也是以中國為民族歸屬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一環」。很明顯的,葉、陳兩人雖然同屬國民黨的眼中釘,但在鄉土文學的歸屬性上卻有著嚴重的分歧,葉強調台灣的特殊歷史經驗,陳則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歸屬。

鄉土文學論戰的高潮和交鋒,爆發於1977年8月17日,《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副刊「三三草」專欄發表連續三天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彭歌針對王拓、尉天驄、陳映真的文章,質疑他們的政治立場,要求他們要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接著是8月20日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指控台北已經出現「工農兵文藝」,質疑鄉土文學受到中共利用,有特定的政治用心。鄉土文學論戰發展至此,已朝向政治意識形態的指控和檢肅發展。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些指控,隱藏著國民黨統治當局可能展開政治整肅,準備壓制鄉土文學風潮,當時的文壇充滿山雨欲來的不安。彭歌、余光中文章發表之後,《中華雜誌》鑑於緊張情勢一觸即發,發行人胡秋原於是接連寫〈談「人性」與「鄉土」之類〉、〈談民族主義和殖民經濟〉以及〈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等多篇文章,呼籲國民黨記取教訓,不宜打壓鄉土文學。

1978年元月,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在「國軍文藝大會」上發表談話,強調鄉土文學「要擴大鄉土之愛,成為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個談話冠冕堂皇,實際上是鑑於鄉土文學風潮已開,無法打壓,因此以宣告國民黨政府文藝政策底線(國家之愛、民族之愛)做為下臺階,鄉土文學論戰到此告一個段落。

從「關唐事件」到「鄉土文學論戰」,說明了文學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相互影響。台灣國際處境的艱困,促使文壇深刻思考1950~60年代依附美國文化傘下的現代主義文學路線盲點,而有回歸傳統、關懷現實、擁抱鄉土的現實主義路線的提出。在詩壇,現代詩論戰扭轉了先前西化的超現實主義詩風,轉而朝向戰後代詩人發聲的現實主義之路發展;在文壇,鄉土文學論戰則促發了台灣本土現實主義路線的深化,並且告別了長期以來國民黨掌控的三民主義文藝路線,朝向書寫多元台灣的方向前進。

兩場論戰也使得戰後詩人、小說家與知識份子重新省思文學和歷史、社會、政治的關係,看到生養的台灣的具體存在。進入1980年代後,更進一步發展出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的台灣認同,形成「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對立。台灣意識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逐漸加重,進入1980年代之後正名為「台灣文學」。

文學的鼓聲:關唐事件與現代詩論戰

  • 播出時間: 2018-06-14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向陽
  • 主講人向陽

    主講人向陽

    主講人向陽

在台灣現代詩的發展過程中,經常發生論戰,詩人和評論家對於現代詩應該怎麼寫、寫甚麼,往往因為看法不同,而產生你來我往的論辯,透過一場一場的論戰,使得現代詩風潮迭起,也使現代詩因此在不斷前進中茁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關唐事件」發生於1970年代,這是台灣現代詩史上,參與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場論戰。它使得台灣的現代詩從紀弦成立現代派,主張橫的移植;創世紀詩社提倡超現實主義,走向內在世界的探索的「現代主義」風潮因而中止,轉向連接傳統、關懷現實,立足土地,胸懷人民的「現實主義」新風潮。

「關唐事件」發生於1972年,延續到1974年才告一個段落。我們必須解釋一下甚麼是「關唐事件」。「關唐事件」說的是評論家關傑明和唐文標兩人先後對現代詩的強烈批判,以及兩人批判引發的反擊和風波。先有「關傑明事件」發生,續有「唐文標事件」延續,因此簡約為「關唐事件」。

我們先談「關傑明事件」。關傑明,英國劍橋大學文學博士,當時執教於新加坡大學英文系,並為中國時報「海外專欄」作家,1972 年2 月28到29 日,關傑明在中國時報「海外專欄」發表〈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接著又於9 月10日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這兩篇長論,乃是他在讀過三本選集:《中國現代詩選》(葉維廉編)、《中國現代詩論選》(張默等主編)及《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洛夫等主編)之後,所提出的沉痛批判。

關傑明指出當時的台灣現代詩人「以忽視他們傳統的文學來達到西方的標準,雖然避免了因襲傳統技法的危險,但所得到的,不過是生吞活剝地將由歐美各地進口的新東西拼湊一番而已。」批評詩人們「漫不經心地指責傳統文化對文字運用束縛太深,但又不能自己深刻地發展出一套控制語文結構及語文使用的理論。」

這兩篇文章,深刻地寫出了1950~60年代台灣現代詩人創作上的偏差與一味西化的惡果。文章發表後,立刻引發《創世紀》詩社詩人的緊張(因為三本選集均係該社同仁主編)。針對第一篇〈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創世紀》詩刊隨即推出復刊號30期,除了非正面地答覆關傑明的批評,也表示該刊對「以往的某些創作觀將有所修正」;針對第二篇〈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創世紀》31期則轉為憤怒,分別以〈創世紀書簡〉及〈關於「中國現代詩總檢討」專輯〉表示「關君言論過分偏激武斷,字裡行間充滿了『聲音與憤怒』,企圖一筆抹殺全部歷史」的憤慨。

關傑明的批評,衍生了年輕詩人的認同。隔年(1973年)7月7日,由戰後世代詩人組成的《龍族》詩刊推出《龍族評論專號》,專號主編就是人間副刊的高信疆,他在〈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前面〉序文中,呼應關傑明的訴求,表示:「廿年來的台灣現代詩壇,誠然有不少現代詩人,在他們一步一步走向他個人的藝術道途上時,是逐漸遠離了他所來自的那個傳統與社會;在孤獨的沉思與刻意的創造中,似已忘記了他仍生活在群眾中,也忘記了他的作品最終仍要回到廣大的群眾裡去。他們太傾心於自己的作品,作品的字字句句了,……而外來思想、語彙,與創作理論的大量襲用,又使他們混淆了自己生活的時空。簡單的說,他們似已失去根植的泥土了。」因此他們主張現代詩的「歸屬性」:「就時間言,期待著它與傳統的適當結合;就空間言,則寄望於它和現實的適切呼應。」

《龍族評論專號》出版後,不僅帶給詩壇二十年來空前的震盪,同時也引起各界矚目,彭歌、孫同勛、寒爵、何懷碩、高準等均曾在各報刊雜誌發表相關文章,表示同感。

就在這一個專輯中,當時回國擔台大數學系客座教授的唐文標,也發表了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針對周夢蝶、葉珊、余光中的詩,提出批判。此外,他又分別在《文季》雜誌發表〈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在《中外文學》發表〈僵斃的現代詩〉。這三篇極具震撼性的文論,果然引起詩壇強烈回擊。這就是「唐文標事件」。

唐文標對當時的現代詩的指責,主要是認為當時的現代詩是以「腐爛的藝術至上理論」為基礎所寫出的「逃避現實」的詩,他主張掃除從現代派運動之後出現的「抽象化的寫法和超現實的表現」;他逐一點名當時的詩人,認為他們患了「個人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集體的」六大「逃避」,要求這些詩人「站到旁邊去吧,不要再阻攔青年一代的山、水、陽光了」。

唐文標這三篇毫不客氣的文章,隨即掀起詩壇風暴。《中外文學》2卷5期刊載了顏元叔寫的〈唐文標事件〉,指唐文標「以偏概全」,2卷6期刊出余光中的〈詩人何罪〉為詩人答辯,甚至還有詩人指責唐文標提倡「詩應服役於社會」、「居心險毒」……。

這場歷時兩年多的「關唐事件」,先由關傑明引燃砲火,戰後世代的《龍族》詩社發動攻擊,到唐文標的宣告超現實詩風的「僵斃」,雖然引發當時的主流詩人如洛夫、余光中的反彈和回應,看似一場混亂,實際上卻改變了此後台灣現代詩的發展方向,西化的、個人的、遠離台灣土地和人民的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詩風因而獲得修正。台灣的現代詩轉而走向本土、寫實的路線。此外,它也引發了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促成了台灣鄉土寫實文學的再起,影響不可謂不大。

 

文學的鼓聲:吳濁流與《台灣文藝》

  • 播出時間: 2018-06-0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向陽
  • 吳濁流的自傳小說《無花果》,先在《台灣文藝》連載,1970年由林白出版社出版,但因寫到二二八,立刻遭到查禁,直到解嚴後才重見天日。

    吳濁流的自傳小說《無花果》,先在《台灣文藝》連載,1970年由林白出版社出版,但因寫到二二八,立刻遭到查禁,直到解嚴後才重見天日。

    吳濁流的自傳小說《無花果》,先在《台灣文藝》連載,1970年由林白出版社出版,但因寫到二二八,立刻遭到查禁,直到解嚴後才重見天日。
  • 吳濁流另一本自傳小說《台灣連翹》,1974年12月完成,部分發表在《台灣文藝》,牽涉到敏感政治者則未發表,直到逝世22年後,才於1988年由鍾肇政根據日文原稿中譯出版。

    吳濁流另一本自傳小說《台灣連翹》,1974年12月完成,部分發表在《台灣文藝》,牽涉到敏感政治者則未發表,直到逝世22年後,才於1988年由鍾肇政根據日文原稿中譯出版。

    吳濁流另一本自傳小說《台灣連翹》,1974年12月完成,部分發表在《台灣文藝》,牽涉到敏感政治者則未發表,直到逝世22年後,才於1988年由鍾肇政根據日文原稿中譯出版。

1964年4月1日,由小說家、詩人吳濁流獨資創辦的《台灣文藝》在台北創刊,在白色恐怖時期,反共戰鬥文藝仍然居高不退,西化的現代主義文學逐漸形成主流的環境下,這本強調「台灣」,集結台灣省籍作家發表作品的文藝刊物,顯得並不起眼,而且觸犯了執政的國民黨對「台灣」兩字的禁忌。當時吳濁流曾遭到情治單位約談,要求拿掉「台灣」兩字,或者更改刊物名稱,但吳濁流不為所動,堅持使用「台灣文藝」的雜誌名稱:「我要推動的就是台灣本土文藝,拿掉『台灣』二字就失去辦雜誌的意義了。」

吳濁流的堅持是有道理的。他創辦的《台灣文藝》,事實上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藝聯盟」創辦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1934年創刊)同名。日治時期的《台灣文藝》,面對日本殖民統治者,勇敢發聲,成為團結左、右翼台灣作家,與日本在台作家互相抗衡的重要刊物,展現了面對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的文學面貌。吳濁流堅持使用「台灣文藝」自然也有延續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精神的重大意義。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堅持,吳濁流在延續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傳承的理念下,為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文學保留了一絲命脈。他的堅持,使得《台灣文藝》成為戰後台灣本土作家的重要發表園地,也使台灣鄉土作家在1960年代不致瘖啞無聲,終於能夠在進入1970年代之時,創下高峰,形成鄉土文學風潮。

吳濁流是誰呢?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吳濁流,本名吳建田,1900年出生於新竹新埔,1976年逝世。他於1920年自台北師範學校畢業,開始擔任教師;1936年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發表第一篇小說〈水月〉,其後又以〈泥沼中的金鯉魚〉獲得該刊徵文比賽首獎。1937年他擔任關西公學校首席訓導,又發表了〈歸兮自然〉、〈功狗〉、〈五百錢之蕃薯〉等小說。但因為不滿日本督學凌辱台籍教師,憤而辭職,於次年前往中國,任職於南京《大陸新報》擔任記者,從此展開記者生涯,他的小說作也因此中輟。

1943年他回到台灣,擔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二次大戰末期,開始撰寫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太明》),1946年完成後出版。這部小說,寫出了日治時期台灣人的中國經驗,一如書名《亞細亞的孤兒》,刻繪了殖民地台灣人的集體命運和無祖國的深沉悲哀。

二次大戰之後,他先後擔任《台灣新生報》、《民報》記者,目睹二二八事件的發生,1948年轉任大同工業職業學校訓導主任。1964年他創辦了《台灣文藝》;1967年底,完成自傳小說《無花果》,先在《台灣文藝》連載,1970年由林白出版社出版,但因寫到二二八,立刻遭到查禁,直到解嚴後才重見天日。1971年他繼續寫自傳小說《台灣連翹》,至1974年12月完成,部分發表在《台灣文藝》,牽涉到敏感政治者則未發表,直到逝世(1976年9月)二十二年後,方才於1988年由鍾肇政根據日文原稿中譯出版。

吳濁流一生寂寞,他以歷經日治和戰後兩個階段的豐富見聞,見證了歷史轉折過程中台灣人的巨大悲哀,也留下不朽的作品。但是他在生時從未聽到過社會給他的掌聲。他的重要著作皆以日文書寫,《台灣連翹》還要等他死後才得以發表。某種程度上,他的文學命運,也凸顯了台灣作家共同的命運。

也在這樣的遭遇下,吳濁流獨資創辦《台灣文藝》的精神更加令人動容、感佩。創辦《台灣文藝》後次年,他又以他自己的退休金,創立「台灣文學獎」(其後改名為吳濁流文學獎),獎勵文壇後進,這個獎項至今仍持續中,已成為台灣作家的榮耀。

1976年10月吳濁流逝世之後,《台灣文藝》(54期)改由小說家鍾肇政承擔。在鍾肇政的規劃下,推出「革新號」第1期,前後共編了二十六期,鍾肇政的努力,使得《台灣文藝》發揮了影響力,也受到廣大的矚目。如鍾理和、鄭清文、李喬、黃春明、葉石濤等人的作品,均在其上發表,宋澤萊等新銳作家的代表作也在其上源源不斷地出現。《台灣文藝》因而成為鄉土文學論戰後最重要的台灣文學雜誌。遺憾的是,鍾肇政交棒後,《台灣文藝》歷經變動,最後還是於2003年4月第187期宣告停刊。

總的來看,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從1964到2003年,歷時約四十年,可說是戰後台灣鄉土文學的堡壘,也是標誌本土、寫實主義的重要刊物。沒有《台灣文藝》,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台灣作家與作品的發表,都將黯然失色;而它建立的台灣文學主體性,更讓台灣文學有了充實、多樣的豐富內涵。

文學的鼓聲:鍾肇政與《文友通訊》

  • 播出時間: 2018-05-3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向陽
  • 鍾肇政的《文友通訊》鼓舞了包括鍾理和《笠山農場》等本土作家作品的發表

    鍾肇政的《文友通訊》鼓舞了包括鍾理和《笠山農場》等本土作家作品的發表

    鍾肇政的《文友通訊》鼓舞了包括鍾理和《笠山農場》等本土作家作品的發表

1950年代反共戰鬥文藝的盛行,使得當時的台灣作家失去了話語權。尤其國民黨來台後,除了政治上的打壓,以及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統治下的清鄉運動,再加上「國語運動」,都使得以日文思考寫作的台灣作家因此邊緣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日治時期已經成名的台籍作家多半停筆,部分則開始重新學習華語,因而使得1950年代的文壇成為國民黨來台作家專擅的舞台。

就在這樣嚴峻的條件下,鍾肇政和《文友通訊》也就更值得我們加以介紹。

《文友通訊》是一份使用鋼板油印的對內通訊,談不上是正式的文學刊物,它以互相聯繫感情、交換作品及寫作、投稿心得為主要內容,是戰後第一代本省籍作家相濡以沫、互相鼓勵的通訊。

這份通訊於1957年4月由小說家鍾肇政發起,直到1958年9月9日最後一期,總計持續了一年四個月,主要的成員有鍾肇政、陳火泉、廖清秀、鍾理和、施翠峰、李榮春、許炳成(文心)、許山木、楊紫江等九人。在反共戰鬥文藝的大潮流中,這群台灣作家毋寧是孤獨的,他們以作品輪閱的素樸方式,互相閱讀對方的作品,寫出自己的閱讀心得、提出建議或批評,磨練文筆、互相加油;通訊也整理文友在報紙副刊或文學雜誌登出的作品出處,供其他文友設法找來閱讀。

《文友通訊》第1號中,鍾肇政這樣寫:「我們不能妄自尊大,也不應妄自菲薄,我們是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將來台灣文學能否在中國文壇上,乃至世界文壇上,占一席之地,關乎我們的努力耕耘,可謂至深且大」。顯見做為領導者鍾肇政的雄心壯志,也可見當時還年輕(32歲)的鍾肇政開拓台灣文學的用心,他希望連結台籍作家,鼓舞他們創作,來與當時的主流的文壇一別苗頭。

《文友通訊》總共發行了16號,其中第4號討論了〈關於台灣方言文學之我見〉、第13號討論《文友通訊》的存續問題、最後一號(第16號)則宣布停刊。其他各期則分別討論同仁作品,計有陳火泉〈溫柔的反抗〉、廖清秀《恩仇血淚記》、鍾理和〈竹頭庄〉、文心〈千歲檜〉、施翠峰《愛恨交響曲》、許山木〈苦澀的愛情〉、楊紫江〈前世的姻緣〉、李榮春〈歉疚〉等作家作品的評論。這樣的集體評論,無疑地對於這群作家的寫作熱誠和作品水平都帶來正面的效應。

他們沒有反共經驗,沒有懷鄉情結,因而免於反共戰鬥文藝的八股氣息,在政治環境十分惡劣的狀況下,他們互相連結,培養深厚的感情,因而也促成了文友之間的相敬相惜,以當時已能在報紙副刊和文學雜誌發表作品的鍾肇政為中心,鼓舞了廖清秀《恩仇血淚記》、鍾理和的《笠山農場》、李榮春《祖國與同胞》等作品的出現,並且獲得當時張道藩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主辦的長篇小說獎。這幾部作品,素樸地寫出了戰後台灣作家的生命歷程和時代經驗,使得1950年代的台灣文壇幸能留存台灣作家的聲音。

此外,也由於鍾肇政和當時主編《聯合副刊》的林海音的連結,林海音大膽採用了《文友通訊》作家的文稿,包括鍾肇政、鍾理和、廖清秀、施翠峰等人的作品或翻譯,有機會在副刊上露臉,這群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因而也在文壇獲得一席地位。

從台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文友通訊》作為日治時期接受日文教育的台籍作家的習作園地,不只延續了日治以降台灣文學的香火,也為戰後的台灣文壇保存元氣,這是它最大的意義。其次,《文友通訊》也是戰後台灣文學傳播的基礎工程,進入1960年代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台籍詩人創辦的《笠》詩刊都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了台灣文學的訴求和主張。

《文友通訊》可說是戰後台灣本土作家和文學的園圃,對此後的台灣文壇和鄉土文學重建都有繼往開來的貢獻。

 

文學的鼓聲: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

  • 播出時間: 2018-06-2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向陽
  • 羊子喬所編《台灣主體的建構──台灣文學系所誕生》一書

    羊子喬所編《台灣主體的建構──台灣文學系所誕生》一書

    羊子喬所編《台灣主體的建構──台灣文學系所誕生》一書

「開放歷史‧文學的鼓聲」開播至今,已播出十二個個單元,十二個禮拜來,我在這個節目中以百年台灣文學史的重要風潮、事件和文學雜誌、運動為主軸,為您介紹台灣文學的故事,今天就要告一個段落。

鼓聲,象徵著前進,在不同的時代中,台灣的文學和台灣的社會是一起前進的,有時甚至超前。透過作家的作品、論述,以及作家團體、文學雜誌的發聲,台灣文學方才有了鮮明的面貌,獨特的聲音。

然而,由於日治時期和戰後國民黨統治階段的壓制,台灣文學一直無法進入教育體制中,導致台灣社會對於生發於這塊土地的台灣文學家及其作品都相當陌生。課本不教台灣文學,學生不知台灣文學,大學中也沒有台灣文學系所,甚至有教授質疑「台灣哪有文學」而不讓研究生以台灣文學作為研究的對象。

這樣的狀況,直到1990年代才獲得改善。

1997年,台灣第一所台灣文學系在真理大學成立;2000年,第一所台灣文學研究所在成功大學成立,到去年屆滿二十周年。二十多年來,配合著台灣民主的進程與台灣學的提倡,至今全國已有十七所大學設有相關科系,由台文系師生組成的「台灣文學學會」也在2016年10月正式創立,台灣文學研究、教學的體制化,到此才真正底定。

真理大學創辦台灣文學系之前兩年,1995年5月,包括台灣筆會在內的十八個團體就已發表〈大學文學院不能沒有台灣文學系〉的聯合聲明,要求政府正視台灣文學的存在,讓台灣文學進入大學,設系教學與研究。這個來自台灣筆會和台灣作家的呼聲,立刻獲得當時擔任立委的彭百顯支持,5月30日,他在立法院舉辦「大學文學院應設台灣文學系」公聽會,其後眾多的台灣作家、學者接續在各大媒體上撰文聲援,這才促使教育部的政策出現轉圜。接著,是當時舊名「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的真理大學提出申請,獲得教育部的同意,因而誕生了第一所台灣文學系。

可以說,1995年台灣學界和作家的奔走呼籲,國會立委的施壓,以及台灣社會的期待,正是台灣文學終於能夠進入大學最重要的原因。我還記得,當時擔任自立報系主筆的我,也參與了這波行動。在彭百顯尚未召開公聽會之前,先於5月22日的自立早報發表社論〈建請設立「台灣文學系」〉;公聽會召開次日(5月31日)在自立晚報發表社評〈再請各界正視設立台灣文學界〉;真理台文系設立後次日(8月2日)又在自立晚報發表社評〈欣聞淡水工商設台灣文學系〉。除此之外,我也以筆名向陽,先後在《黑白新聞周刊》發表〈哀哉!沒有台灣文學系的大學〉,在自立晚報發表〈正視台灣主體性喪失的深層危機〉,在自由時報副刊發表〈文學書寫與台灣主體〉等文章。當時撰文呼籲的學者作家很多,計有莊萬壽、李魁賢、李敏勇、陳萬益、許俊雅、杜文靖、楊順明、彭瑞金、利玉芳、吳潛誠……等,這些文章,後來收入詩人羊子喬所編《台灣主體的建構──台灣文學系所誕生》一書,值得大家找來參考。

台灣文學系所這二十多年來的發展,經歷從無到有的艱辛過程。以立委彭百顯召集公聽會,向政府施壓,作家學者撰文呼應,形成輿論壓力,可稱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醞釀期。從1997年真理大學開設台灣文學系到2000年成功大學創立台灣文學研究所,師資、教材和以及研究資源初步底定,可稱為「釘根期」,在這個階段,台灣文學進入大學殿堂,欣欣向榮,台灣作家、作品,台灣文學史,都開始受到重視。

隨後,台文系所逐一設置,從剛開始的兩校一系一所,在2001年到2006年五年間,更從四校一系四所,增加到十七校七系二十六所,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有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一時之間,台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因為系所的增加,師資的提升,以及研究論文的產出,逐漸成為獨立學門,取得教學與研究的正當性。這個階段,可稱為「發展期」。

從2007年至2016年台灣文學學會成立,促成各校台灣文學學者的結盟,並推動台灣文學研究、教學、創作與交流的工作,則是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深化期」。其中最顯著的是,2017年高中國文課綱爭議,台灣文學學會發動改革,號召作家連署,最後成功促成課綱文言比例的調降、白話比例的調升,對於台灣文學往下進入中學國文教育體系,更屬重大突破。

從歷史的角度看,台文系所的成立及其體制化,最重大的意義在於讓台灣文學作家的創作,可以通過學者研究、學校教授,而為台灣社會及學生共享,並對台灣文學的長久發展和台灣文化的整建作出貢獻。戒嚴時期把台灣文學視為糟粕的年代終究過去了,台灣作家在這塊土地上寫出的作品終於能受台灣社會重視,並在大學殿堂被年輕的孩子閱讀。

走過艱辛、坎坷、昏暗、混沌,台灣文學終於在進入21世紀的民主台灣看到曙光,步上坦途。「文學的鼓聲」到今天也終於告一個段落,感謝您十三個個禮拜以來的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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