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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鼓聲:黃石輝、郭秋生提倡台灣話文

  • 播出時間: 2018-04-19 06:15:00
  • 主持人: 向陽
  •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發表於《伍人報》,引發鄉土文學論戰。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發表於《伍人報》,引發鄉土文學論戰。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發表於《伍人報》,引發鄉土文學論戰。

上個禮拜我們談到張我軍引進中國五四運動中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學論點,對台灣的舊文學界發動革命性的批判,使得台灣新文學有了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張我軍顯然深受胡適和陳獨秀的影響,希望藉此讓白話文學在台灣取得正當性;而他主張的白話文,是中國話的白話文,並非台灣的白話文,這又促成了進入1930年代之後,台灣新文學界的另一個論爭,以及從「白話」衍生出來的「台灣話文運動」。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根據王詩琅的說法,從1920年到1933年間,台灣文壇「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改革運動,有的提倡白話文、有的提倡羅馬字、有的提倡台灣話文、甚至也有人提倡過世界語,各人的主張都不一致」。正是如此,在台灣新文學史上,1920年代出現張我軍的主張,點燃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到了1930年代,則出現了另一個大規模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張我軍基本上仍主張以中國新的白話文作為效法對象,「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話」,但到了1930年出現的黃石輝和郭秋生則進一步主張使用台灣話來作詩作文,這是與張我軍的主張截然不同的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思考。

 黃石輝、郭秋生推動的「台灣話文運動」及其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和深沈的語言策略。關於時代背景,葉石濤曾指出「殖民地台灣的現實狀況」與張我軍的論述其實「背道而馳」,因為台灣作家若以日本語文傳播知識,違背民族意識;用傳統古文作為溝通意志的工具,又行不通;而張我軍倡導的「白話文」又只是「文」而不是「話」,因而形成了「台灣話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

 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語言是文化的表徵,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當1924年張我軍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的同時,台灣的社會主義信仰者連溫卿已在他寫的〈言語之社會的性質〉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他說:「話雖是人說的,然人們是被話那個東西的意義束縛支配著」,因此「言語是從每日生活上生出來的,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也不是打外國來的」,「不論經濟上,也是政治上有什麼干係,我們台灣人需要改造我們的台灣話,以應社會生活上的要求」。連溫卿的這個看法,已經進步到提出了語言與意識型態的關聯,說明了連溫卿的進步性。

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概念的提出,首先是鄭坤五,接著是黃石輝、郭秋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提出台灣話文的「鄉土文學」論述之前,台灣話的問題(語言的以及表述的)就已受到注意,蔡培火的羅馬字運動、連溫卿的台灣話文法之議之外,備受張我軍批判的舊詩人,也已有連橫(連雅堂)為台灣話從事「救亡圖存」的工作。

1929年,連雅堂在《台灣民報》先後發表〈台語整理之頭緒〉、〈台語整理之責任〉等文章,自責「余台灣人也,能操台灣之語,而不能書台語之字,且不能明台語之義,余深自愧」,「然而余台灣人也,雖知其難,而未敢以為難」,「余懼夫台灣之語日就消滅,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則余之責乃婁大矣」,所以連氏「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

 從蔡培火主張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到連溫卿提出台灣語改革的見解,再到連雅堂由中國古籍尋求台灣話的「語典」。這一連串發生於1920年代年代台灣的台語文字化工程,顯示出了當時台灣文學、文化界共同的「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並肇生了其背後更深沈的「台灣」意識型態的建構。

 這樣的背景,促成了1930年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這一年的8月16日,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唱鄉土文學〉一文,從該刊9到11號連載三期。黃石輝在這篇文章中強調: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櫞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

黃石輝以這種「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強調了台灣相對於日本與中國的不同「經驗」、「語言」,作為「台灣的文學」的論述基礎,主張台灣作家要「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

 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黃石輝於是又在台中《台灣新聞》(1931年 7月24日)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討論鄉土文學的功用,台灣話的描寫問題和文字問題、讀音的問題、基礎問題,重申提倡「鄉土文學」的用意,並主張「糾合同志,組織鄉土文學研究會」。

 更值得注意的是,黃石輝也提出「文學能激發感動勞苦大眾」,語言不能使用統治者的語言(日語)、不能採用封建階級的語言(中國古漢文),也不能採用貴族化的新知識份子的語言(中國白話文),一定要用勞苦大眾慣用的台灣話文。這個主張反映了階級的差異,也與黃石輝及《伍人報》的特殊性,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伍人報》被歸類為「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支,是台灣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圖謀策畫的文藝雜誌,黃石輝也是其中一員。《伍人報》創刊後,屢受日本當局禁刊,乃是「台灣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先驅」。

由此可知,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的初起,具有台灣本土意識型態(語言的)及馬克思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政治的)雙重意圖。台灣的左翼文學家透過台灣話文的強調,不僅進行著與舊社會的舊中國文化進行霸權爭奪,也透過台灣話文與統治階級知識階級語言(日本話文、中國話文)進行鬥爭,因而建構了「鄉土文學」這個意識型態基模。用黃石輝的話來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

呼應黃石輝的,是郭秋生和他主編的《南音》。1931年7月7日,郭在《台灣新聞》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全文分四節,一論文字成立的過程,二論言語和文字的關係,三論言文乖離的史的現象,四論特殊環境的台灣人,最重要的主張就在強調「特殊環境的台灣人」。

 郭秋生對於日本統治當局的「同化主義」持反對態度,因為日本差別教育的結果造成了台灣的文盲特多,為了「醫治台灣的文盲」,他認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

 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題〈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續篇,「對建設方面饒舌饒舌」。在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黃石輝的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認為若要「有實質的效力」,應該從歌謠與現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礎工作」。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是他針對部份「台灣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做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並呼籲認為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

「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其實已經觸及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傳播的核心議題,那就是以台灣話作為台灣文學的自足語言,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從而形成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語言的與意識型態的)台灣文學。這樣的論見,居然萌生於六十年前三○年代的台灣,我們從而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從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看出台灣文學主體的先覺者。

黃石輝和郭秋生兩人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建設」論述既出,一時蔚為討論風潮,加入論戰者日多,論戰時間長達兩年。總的來看,以台灣話做為台灣文學的語言,表現台灣人與台灣社會的台灣話文運動,以具有相當鮮明的台灣主體意識。

 不過,台灣話文運動最後終因1937年日本總督府全面禁止漢文、以及隨後中日戰爭的爆發而中輟,以漢文作為主要表述工具的台灣話文運動及台灣新文學創作,遭受日本國家機器的全面壓制,而無以持續,直到1970年代之後才重新起步;直到1980年代後,這個主張才在「台語文學」的名目下有了延續。

 只有正確認識這個歷史事實,我們才可能了解台灣新文學的複雜紋路,從1920到1930年代,短短十多年間,從初期的「日用文」鼓吹,到張我軍的「白話文」革命論,再到黃石輝、郭秋生的「台灣話文」主張,日治時期殖民地的台灣作家苦心積慮,尋求「集體的社會理解」的努力,不但豐富了台灣新文學的內涵,也奠定了台灣社會想像共同體的基礎。

 感謝你的收聽,下個禮拜我將介紹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組合「台灣文藝聯盟」,探看日本統治下台灣作家的首次集結,和他們如何抗拒日本文化霸權。歡迎你繼續收聽。 

文學的鼓聲:張我軍倡議白話文學革命

  • 播出時間: 2018-04-12 06:15:00
  • 主持人: 向陽
  •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多篇文章支持白話文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多篇文章支持白話文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多篇文章支持白話文

上週我們提到了1920年代初期以《台灣青年》、《台灣》月刊為基地的「日用文鼓吹論」,強調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展的基礎,這一週我要為你介紹,以生猛有力的筆,引進中國五四運動下胡適和陳獨秀的白話文學主張,並且點燃台灣新舊文學界大論戰的張我軍。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的開展,與同年代萌發於1917年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基本上都受到20世紀初期國際局勢與社會內部變遷的影響,並且因為馬克思主義、女性平權運動、民族自決論的新思潮的影響,使得作家意圖透過文學,「掀翻那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這樣的新文學運動先發生於中國,隨後發生於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就連它們所引起的變化也相當近似。《五四運動史》的學者周策縱就指出,中國的「五四」的成效在於意識型態的改變。這樣的本質,用來形容192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是妥貼的。

其次,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還有另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它們都面對一如葉石濤所說的「改革舊語文,採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促使民眾透過易學易寫的白話文,去接受和吸收世界新思潮,發揚民族精神」的重大課題。語言文字的革命,乃是這兩個發生在不同國度中的文學運動及其傳播首先必須解決的課題;也是透過白話文運動的推展,台灣與中國的新文學傳播方才起了改變民眾意識型態的作用,並深刻影響其後各自的新文學的發展。

不同的是,當時的台灣,畢竟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新興殖民帝國日本的殖民地,這使得台灣的知識份子面臨較諸中國知識份子更為弔詭的困境:一方面他們是日本殖民地下的被殖民者,政治上屬於日本國民;一方面,他們又懷有種族身份的「祖國情結」,期盼著有一天回到祖國的懷抱;但第三方面他們又得自己面對台灣人民與社會共同遭遇的民族解放問題,因而有著改革台灣社會、啟發民智,爭取台灣自主的急切想法。正是這三種不同的身份認同困境,決定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同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特質。

這個特質,一言以蔽之,處在日本統治當局「同化政策」之下的台灣作家,必須透過語言的選擇,試圖與原來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鬥爭,也試圖透過人民的語言(台灣話)與知識階級的語言(日本話、中國話)鬥爭的結果。

而張我軍正是在這個以文學語言作為鬥爭工具的運動過程中,被視為「撒播五四新文學火種」的代表人物。

1924年4月21日,在北京讀書的張我軍在《台灣民報》(2卷7號)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呼籲台灣青年要「改造社會」,效法馬克思「階級鬥爭」,實際參與改造,而不是「每日只知道作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他大力批判台灣的古典文學界「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

同年11月21日,張我軍又在《台灣民報》(2卷24號) 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更加嚴厲地批判當時台灣古典詩人「將詩流於文字遊戲」、「沽名釣譽」「迷戀於與台灣總督當道酬唱」的文風,使得台灣的文士「都戀著壟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而不知日本和中國的文學已有新氣象。

這兩篇文章的力道甚大,比較起我們上週介紹的陳炘、陳端明等,更是火力十足,嚴厲而不留情面,因而引發了古典詩壇的反彈,造成了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次論戰,被稱為「新舊文學論爭」,而他以「壟中的骷髏」、「守墓之犬」比喻古典文人,更讓古典詩壇群情激憤。

接著,他又於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台灣民報》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批判台灣的舊文學是「中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欉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殘喘」。在這篇文章中,他直接介紹中國文學革命的意義,引用胡適的「八不主義」(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學、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學、不用典、不用套語爛調、不重對偶、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學、不摹倣古人、不避俗話俗字),並加以解說;結論則以陳獨秀的「三大主義」收尾: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澁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張我軍是從「五四運動」受到了「新文化」這個意識型態的刺激,而以控制台灣舊社會文人階級的漢文化意識型態為鬥爭對象,展開了他心目中的「新文學革命」。

張我軍在1920年代向殖民地的台灣文壇傳播中國「五四」新文學革命,在我來看,是接收了胡適和陳獨秀的白話文學主張,連同他們「反傳統」的意識型態,希望通過白話文的倡導,顛覆存在於台灣社會的舊文學流風,透過語言的革命中,與存在於台灣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進行鬥爭,界以達到改變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目的。一如他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中的這段話所說:

我們因為痛感這座破舊的殿堂已不合現代的臺灣人住了。倘我親愛的兄弟姊妹還不知醒過來,還要在那裡貪夢,就有被其所壓的危險了!我不忍望視他們的災難,所以不自顧力微學淺,欲率先叫醒其那裡頭的人們,並請他們和我合力拆下這所破舊的殿堂。

張我軍的主張,對於起步中的台灣新文學無疑是產生了摧枯拉朽的影響力,學者林瑞明如此肯定他「逼使暮氣沉沉的舊文壇勢力讓出一條路來,新文學的發展才在文化界中取得了正當性,其後白話文學作品源源不絕,奠定了臺灣新文學的基礎。」 

文學的鼓聲:《台灣青年》與「日用文」鼓吹

  • 播出時間: 2018-04-05 06:15:00
  • 主持人: 向陽
  • 由台灣赴日留學生所出版的《臺灣青年》

    由台灣赴日留學生所出版的《臺灣青年》

    由台灣赴日留學生所出版的《臺灣青年》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擂動台灣新文學的第一個響亮的鼓聲。

 把時間拉回上個世紀的1920年代,這是在日本統治下台灣文化運動最蓬勃的年代。正如大家都知道的,1895年,台灣因為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戰敗而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殖民地。台灣人民受到日本統治,歷五十年時光,面對異國統治,台灣人民採取武力的與非武力的抗爭。武力抗爭起自日本入台之年,迄於1915年焦吧哖事件;接著就是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展(1919-1927)。《台灣青年》雜誌的誕生,台灣文化協會的創建,就是在這個階段出現。

 也正因為《台灣青年》的創刊,台灣的新文學乃就跟隨著文化啟蒙運動而誕生,從《台灣青年》創刊,其後改稱《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可統稱為《台灣民報》系的媒體,支應了台灣新文學的發聲,提供給台灣作家作品發表的園地和台灣文化的論壇,因而使得台灣人的「台灣論述」得以透過創作和論述,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和殖民者的「日本論述」區別開來,並且影響到此後台灣新文學、新文化乃至政治社會運動的展開。

 《台灣青年》創刊於1920年7月16日,創刊號〈卷頭之辭〉明晰地表示:「請看,國際聯盟的成立、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以及勞資協調的運動等,無一不是這個﹝全球的﹞大覺醒所賜。台灣的青年!高砂的健兒!吾輩還能不站起來嗎?」而編輯之一的林呈祿也在同期撰文指出,「當前世界弱者之聲有三,一是男女兩性社會問題﹝如婦女解放、女性參政之運動﹞,二是經濟結構改革問題﹝如勞資協調、無產階級地位提昇、或打破階級之運動﹞,三是政治憲政問題﹝如打破官僚軍閥、力行民主主義、實施普選等運動﹞;而在各民族之間,有民族自決運動,在國際之間,則有保障獨立的正義要求」,因此呼籲台灣青年要有「順應時勢,開發新文化的大覺悟」。這就確定了《台灣青年》及其後《台灣民報》系的言論方向,簡單地說,就是「文化啟蒙」、「民族自決」、「階級鬥爭」與「婦女解放」等四個重點。

從1920年開始的《台灣青年》,到1932年獲准以《台灣新民報》為名,可以發行日報,這十二年剛好也是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的全盛時期,《台灣民報》系和當時的世界潮流接軌、和台灣人民的心聲呼應,發揮了做為台灣人喉舌的媒體力量。在新文學的這一端,更是刺激並發皇台灣新文學的主力。

 就在《台灣青年》創刊號上,陳炘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與職務〉的文章,強調文學「不可不以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為其職務」,並且抨擊當時台灣的舊文學界「矯揉造作、不求學理,抱殘守缺、只務其末」,主張文學「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精神,促社會之革新為己任」,同時更以「近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為例,希望台灣文學作家「當期就言文一致體」。這是最早的一篇反對舊文學、強調新文學的文章,也是最早一篇注意到已經在中國如火如荼推動白話文運動的論述。所謂「言文一致體」,就是「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

 緊接著,1922年《台灣青年》四卷一號發表了陳端明所寫的〈日用文鼓吹論〉,期許台灣作家必須「奮勇提倡,改革文學」,他指出文言文有三大弊害:「第一、不得十分發表自己之思想。第二、至今數千年間,古人所遺雜言巧語者不可勝數,學之既難,又不得普及,是文化停滯之原因。第三、墨守古事,沒卻進取之氣象,為國民元氣喪沮之本。」他看到了文言文的弊病,因此也和陳炘一樣,主張使用言文一致的日用文,藉以「普及文化,啟發智能」,並使台灣人知所團結。

1922年4月,《台灣青年》易名為《台灣》之後,一樣持續關注白話文,這年9月出刊的《台灣》,蔡培火以日文發表了〈新台灣の建設と羅馬字〉,就語言與文字的使用,強調「普及羅馬字實為台灣文化之基礎工程」,因此必須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成為台灣話文學最早的主張;次年元月出版的《台灣》月刊則刊登了黃呈聰所寫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以及黃朝琴所寫的〈漢文改革論〉兩篇文章,黃呈聰的文章,以中國五四運動中胡適對白話文學史的論證為根據,強調台灣要「獨創一個特別的文化」,「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語言,做一種折衷的白話文也是好的」。而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則更是明白主張台灣人要推掉「言文不一致的漢文」,他倡設「台灣白話文講習會」,主張「用言文一致的文體,以言文根據,使聽講的人,易記易寫,免拘形式,不用典句,起筆寫白就是」,認為如此一來,「幾年後台灣的文化,必可面目一新」。這兩篇文論,被當時的台灣文學史家黃得時認為「是提倡改革台灣文學最早的論文,也可以說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聲」。

 從陳炘、陳端明、蔡培火、黃呈聰到黃朝琴,這些192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都主張要使用白話來創作,儘管其中蔡培火獨樹一幟,強調羅馬字,但都是集中在當時的台灣的「日用文」(也就是台灣話)的書寫。可見起於《台灣青年》白話文鼓吹,奠定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基礎,並對台灣新文學初期的創作發揮了促發和啟示的力量。

 這些論述,是春雷,也是鐘鼓,振聾發聵,可說是促成1924年張我軍掀起的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的先聲。正確看待這個歷史事實,我們方才不會抹煞《台灣青年》及《台灣》、以及當時以東京台灣學生為主體的台灣文化改造論述,奠定了台灣新文學的起步,而不致於錯誤地做出「台灣新文學是在中國五四運動下開展」的粗糙結論。

 同時,也只有正確認識這個歷史事實,我們才可能了解到了1930年代展開的「台灣話文運動」,對於1920年代「日用文」鼓吹論和「特種文化」論的承襲和延續。

 關於張我軍的論述,我們會在下周繼續申論,歡迎你繼續收聽。

文學的鼓聲:「台灣文藝聯盟」成立

  • 播出時間: 2018-04-26 06:15:00
  • 主持人: 向陽
  • 文學的鼓聲主持人向陽

    文學的鼓聲主持人向陽

    文學的鼓聲主持人向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文學的鼓聲」的時間,我是向陽,今天要為您介紹日治時期集結台灣作家的文學組織「台灣文藝聯盟」。

「台灣文藝聯盟」是於1934年5月6日在台中成立,主催者是張深切和賴明弘。這個聯盟的成立有其背景,在台灣話文論戰之後,台灣文學作家深感組織一個文學團體,互相交流,並凝聚共識的必要,再加上當時殖民的日本政府大力取締台灣的左翼組織,使得台灣作家決議成立一個可以開拓台灣文學的組織,來自台灣各地、各派系的作家82人,在台中以「台灣文藝大會」之名聚集在一起,當天下午經過熱烈討論,通過「台灣文藝聯盟章程」,強調要「聯絡台灣文藝同志,互相圖謀親睦,以振興台灣文藝。」;同時也決議發行機關刊物《台灣文藝》雜誌,最後圓滿閉幕,並發布宣言:

過去站在大眾的旗下努力的我們,為要把這回的大會,做個好的契機,再進一步去奮鬪,去把作品介紹到民間,所以決定要傾盡全力,去出版文藝雜誌和單行本,以及去開文藝講演會。或是文藝座談會,而且為要把劇本舞台化,就是對於新劇運動也打算要去努力的。

大會原本要推舉賴和出任新創的「台灣文藝聯盟」常務委員長,但因為賴和堅辭,遂改由張深切擔任,委員名單則涵括北部的黃純青、黃得時、林克夫、廖毓文、吳逸生、趙櫪馬、吳希聖、徐瓊二;南部的郭水潭、蔡秋桐;中部的賴慶、賴明弘、賴和、何集璧、張深切等人。

台灣文藝聯盟是台灣第一個全島性的文學團體,當時台灣優秀的作家集結於這個聯盟之中,形成台灣文藝界空前團結的局面。在台灣文學史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其後,嘉義、佳里、鹿港、豐原等地的作家也紛紛成立支部,再加上次年東京支部的成立,一時之間,使得台灣文藝聯盟氣勢大振。

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後不久,11月,創刊了機關刊物《台灣文藝》,更使得台灣文學的創作達到頂峰,也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風潮帶來嶄新的氣勢。

領導台灣文藝聯盟的張深切(1904-1965),出生於南投草屯,1917年赴日,1919年擔任戲劇「盜瓜賊」主角,此後開始投入台灣新戲劇。1923年返台,又轉赴上海,投入台灣學生抗日運動。回台之後,與友人共組「草屯炎峰青年會」,於1926年成立文化劇團。1930年,組織「台灣演劇研究會」,希望以新劇改革社會。1934年由他主催、領導的「台灣文藝聯盟」以及創辦的《台灣文藝》,可說是他文學人生的最高峰。遺憾的是,戰後,他因為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暴動首要分子,逃亡山中,後經疏通,從此不再涉足政治。1954年完成《孔子哲學評論》,但遭查禁。晚年滿懷無奈。

創刊後的《台灣文藝》由張星建擔任編輯兼發行人,楊逵任日文欄編輯,它的內容包括評論、小說、戲曲、詩、隨筆和學術等。作家陣容整齊,作品水準亦高,漢文小說有楊華、王詩琅等、日文小說有張文環、翁鬧、吳希聖、新詩有楊華、郭水潭等、文學評論則有楊逵、劉捷、張深切等。這份雜誌主張文學創作要「真實」,要以文學創作反映真實的台灣;由於是機關刊物,因此也包容了當年左右翼的作家。該刊力倡「文藝大眾化」,希望以大眾的語言,寫大眾的心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這個主張自然隱含有區別於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彰顯台灣人民意志的用意,也有與當時日本作家一較高下的用心。

然而好景不常,由於聯盟成員畢竟還是有左右翼思想路線的差異,各自對「文藝大眾化」的想像也就產生極大差異,解釋自然不盡相同。最顯著的,就是成立後不久,張深切和楊逵的路線之爭。張深切心目中的「大眾」,比較接近於一般民眾、平民,因此傾向主張建設和台灣風土貼近的文藝;而楊逵則是社會主義者,他心目中的「大眾」,自然指的是無產階級──這兩條路線的差異,最後引發了台灣文藝聯盟的路線之爭。

1935年底,楊逵在失望之餘,離開《台灣文藝》,另行創辦《台灣新文學》。而《台灣文藝》也日漸傾向純文學,到了1936年8月,《台灣文藝》發行三卷七、八號之後,終告停刊,前後總計發行了15期。

無論如何,《台灣文藝》在日治時期終究還是台灣眾多文藝雜誌中,壽命最長、作家最多、也對台灣文學的普及化影響最大的雜誌。《台灣文藝》和《台灣新文學》,雖然理念不同,相互競爭,但在他們發行的兩三年間,卻是日治年代台灣新文學最輝煌的時期。

在1930年代的台灣文壇,文學傳播媒體除了《台灣民報》系的文藝欄(副刊)之外,文學雜誌也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從1931至1937年日本發動戰爭這段期間,乃是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以及《台灣文藝》的發行,更是這個黃金時期的最高峰。從1931年之後,台灣的文學雜誌,先後出現《南音》、《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等,但都屬於同仁性的刊物,必須等到台灣文藝聯盟成立,方才出現了聯結台灣各地作家、跨地域的全島性組織,《台灣文藝》對台灣作家的團結及其作品的催生,具有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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