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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探美麗島:鼓山事件

  • 播出時間: 2018-08-1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黨外勢力以雜誌的名義統合為一個政團。(邱萬興 攝影)

    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黨外勢力以雜誌的名義統合為一個政團。(邱萬興 攝影)

    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黨外勢力以雜誌的名義統合為一個政團。(邱萬興 攝影)

        《美麗島》雜誌社八月創刊,九月舉辦酒會遭到《疾風》雜誌的滋擾之後,也有了一連串的活動,《美麗島》在台灣各地的分部,或稱為地區服務處,紛紛成立,是一個組織化的目的,也就是全台各地有了據點。一方面黨外候選人聯誼會也有地方公職的服務,但現在是以雜誌的名義統合,稱為一個黨外的政團。

        之所以會發生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的遊行活動,爆發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其實還是在這樣一系列的互探底線,或是一些極右派的力量想要起來反制美麗島政團這樣的過程。「高雄事件」發生之前,美麗島在各地的服務處紛紛成立,當時在屏東的一個美麗島雜誌社活動,當天晚上要回高雄,經過高屏大橋時,施明德等黨外人士發現被情治單位的車輛跟蹤,所以在過橋時就想要為難跟蹤的車輛,故意堵住情治單位的車子,逼他們下車並羞辱一頓後再放走,一般認為這跟接下來的鼓山事件有關。

        原先12月10日要在高雄舉行的國際人權日活動,要辦多大並沒有很肯定,要怎麼辦?室內還是室外?要不要拿火把等都還不確定。12月9日要宣傳隔天活動的宣傳車,經過高雄市鼓山區時,鼓山區的警察就出來為難,宣稱南部的警備總部並沒有准許這項活動,要求服務處宣傳車不可以開出去宣傳違法活動。可是開宣傳車的姚國建和邱勝雄懷疑阻擋的人到底是情治人員還是警察,事後姚國建回憶表示,當時他如果知道是鼓山分局的警察大概也就算了,取締就讓他取締,可是他懷疑他們是來挑釁的情治人員,所以就跟他們糾纏,不讓他們把宣傳車開走,姚國建和邱勝雄兩人就爬上警車車頭的引擎蓋上面,想用身體擋住擋風玻璃,結果卻被載到鼓山分局。而且兩人還被一群警察腳上頭下倒拖著進入分局,沿路不斷被踢打。

邱勝雄回憶說:「他們邊罵、邊踢、邊踹。他們有的穿皮鞋、有的穿布鞋,好像踏鹼菜一樣又踢又踹。我護住頭,只希望頭部不要被踹到。」他們被警察修理的過程,旁邊的群眾都看到了,所以就報到美麗島雜誌社,很快就動員群眾到鼓山分局。那時鼓山分局的鐵門拉下來了,群眾就地在那裡唱歌、交涉,等待更多的人來聲援。據一些口述歷史記載,當時除了蔡有全、蘇治芬、紀萬生、陳菊之外,周平德、施明德也趕過來,蘇治芬後來當了兩任雲林縣長,目前還是立法委員,所以這種群眾運動也栽培了一些政治人物。

因為當時姚、邱兩人已經被帶離鼓山分區,送往南警部,所以交涉的結果,警總同意他們去把人保回來,本來是通知陳菊和施明德去保人,但他們認為去了會自投羅網,改派蘇秋鎮、蔡有全去,到了半夜兩點才將人接出,結果姚、邱兩位已經被打得「不成人形」。這件事在12月10日上午就成了一個黨外人士動員的重要誘因,雜誌社那邊就希望晚上有更多人來參加遊行,呂秀蓮就回憶表示,當時才剛從屏東回來,老是這樣搞群眾活動太累了,沒有什麼效果,她其實是抗拒的,但經過鼓山事件後同意參加。所以鼓山事件是激化了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遊行的重要事件。

有一些附帶故事也可以理解當時政治案件的運作過程,鼓山事件的主角姚國建、邱勝雄兩人,畢竟是沒有理念和論述能力的基層群眾,他們很容易被警總威脅利誘,像是要求他們寫假的自白書,表明不是被警察毆打成傷,而是自己不小心撞傷或跌傷,或是要他們承諾指出黨外人士到高雄辦活動是有陰謀之類的,就可以給他們「特別的處理」,所以當時當局是希望用假的口供來羅織黨外人士想要把鼓山事件安排成為政治迫害,藉以重傷政府形象。

但警總軍法處和國防部政治作戰處研議之後都認為不宜輕易「運用」,因為警察毆打姚、邱兩人時,百姓有多人目睹,而且如果事後兩人反悔,把政府的交換條件、政府收買的質疑抖出來,豈不糟糕。不過,這兩人最後並沒有被重判,姚國建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邱勝雄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上訴後,被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駁回確定。

姚、邱兩人後來有到台北找康寧祥,康寧祥則找了重要的中國時報系媒體人,將鼓山事件前後講給媒體人聽,媒體人就將其寫成報導。據說陳若曦就是看到了這篇報導,因為中時報系不會做不利於當局的報導,又是有一點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所以陳若曦相信了這則報導,才會在美國跟一群出名的華人知識分子,共同聯名寫了一封信拿回台灣,在美麗島事件展開逮捕之後,她拿著聯名信告訴蔣經國,高雄事件不是陰謀叛亂,就是一般的警民衝突,她還比喻就像開車闖紅燈,雖然違規要處罰,但不要把它當成計畫性的陰謀叛亂事件。

通常歷史的發展有偶然與必然,以朝野互不信任,在野的想要挑戰底線,想要組織反對黨,在朝的還沒有準備好,還想延續以往的黨國體制,想用其它方法來對抗甚至是羅織壓迫的藉口,這裡面又看出發生事情的必然性。但是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會出現像姚、邱這樣的草根人物,發生一些戲劇性的事情,影響到像康寧祥或是一些親國民黨的媒體人,陳若曦在海外與一些華人知識分子的救援行動等等,這裡面其實是偶然跟必然的交錯,形成的一個歷史事件,也是我們在觀察美麗島事件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現象。

深探美麗島:七0年代後期黨外政團的路線之爭

  • 播出時間: 2018-08-0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1978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中,黨外人士使用的人權標誌

    1978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中,黨外人士使用的人權標誌

    1978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中,黨外人士使用的人權標誌
  • 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相較其它黨外雜誌具有自由主義色彩

    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相較其它黨外雜誌具有自由主義色彩

    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相較其它黨外雜誌具有自由主義色彩

        七0年代後期美麗島創刊前夕,黨外政團慢慢有了路線之爭,以康寧祥為代表的是比較溫和的路線,美麗島雜誌則集結以群眾運動為主的一群人。據當事人回憶,當初想辦一份機關刊物,要找康寧祥,但他沒有同意,他們才去找黃信介。

        康寧祥辦的《八十年代》雜誌比較有自由主義色彩,我訪問了當初康寧祥的重要助手─《八十年代》總編輯江春男(司馬文武),他認為黨外雜誌也應該講究事實,這一點黨外雜誌內部其實有過爭辯。當時《美麗島》以及《蓬萊島》曾經刊出文章批評《八十年代》太溫和,因為江春男他們認為,雖然國民黨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對民主、自由、人權造成迫害,可是你在批判時也要根據事實,不可以捕風捉影。像二十世紀中國的政論雜誌胡適之等人,五四運動以來標榜自由主義的刊物都有這樣的期許,要根據證據講話,不可以隨便搧動、煽情。

        可是一些黨外政治人物是以鬥爭國民黨為主,認為既然國民黨占盡一切優勢,現在好不容易可以利用黨外雜誌這樣的媒體來攻擊和鬥爭,而且他們還動不動就會被查禁、停刊,所以何必客氣,即使醜化與誇大也在所不惜。而這些在《八十年代》比較看不到,也比較不習慣這樣做,所以有沒有自由主義色彩是會影響雜誌的編輯方向。

        雖然在這種變動的環境中,群眾運動會比較占上風,能夠聚集更多的反對能量,可是康寧祥也不是一下子就不見了,因為畢竟他還是有他的魅力,有他的群眾基礎,因為他也是靠選舉起家。而在黨外組織化的過程中,有「黨外聯合辦事處」或者被稱為「黨外總部」,那些民意代表如果零散是沒有力量的,因此要集結起來有一個聯合辦事處,像黃信介、黃順興、黃天福、林義雄、張俊宏等人聯合起來的辦事處,設在台北市仁愛路,這些都是組織化的前奏。

        施明德回憶當時剛出獄時,在黨外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他也是主張黨外要有一個總部,這樣黨外才會有力量。所以原來的「五人小組」變成了「黨外總部」,然後再積極籌辦《美麗島》雜誌,這也是後來在軍事大審時,法官所羅織的罪名,把五人小組說成陰謀集團,而這些組織化或是辦雜誌都是要陰謀叛亂、推翻政府。

        當然,黃信介做為一個領導人,也無法事必躬親,他不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但他有一個比較開放的胸襟,大哥的風格,出錢出力。所以當時常指定五人小組去討論和決定一些事情。1979年6月,黃信介與現任民意代表成立黨外總部的第二天,就又成立了一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這些也是基於選舉而來的團體組織,這些組織到了《美麗島》雜誌成立後,也互相為用。

        《美麗島》雜誌是在1979年8月24日創刊,前一年因為中華民國和美國斷交停止選舉,這些候選人不能沒事幹,就組成一些聯誼會或是總部,美麗島雜誌社就成為另外一個出口,9月8日有創刊酒會、9月9日有關於選罷法的座談會、9月18日在台南成立美麗島雜誌社台南區基金的委員會,9月28日在高雄市的服務處成立,大約有一千人參加。從九月一直到十二月高雄事件爆發,美麗島雜誌社辦了太多次的活動,台南、高雄、台中,這裡一千人、那裡八百人,這是一種藉口,藉著雜誌社的名義在做群眾活動,所以包括:台中、南投、雲林、高雄,過程中也出現某些不尋常的事情,比方說11月6日有五名青年闖入高雄市服務處,搗毀辦公桌、用具、玻璃,警方未能破案。11月12日南投服務處成立時,在南投國賓戲院舉行茶會,參加民眾據稱有三千人,11月17日在台中太平國小舉行「吳哲朗坐監惜別會」據說有五千人參加。

        以施明德參與的經驗,舉辦活動時要不要拿火把、要不要遊行呢?當時在台中太平國小,當局出動許多軍警,據說教室裡都是荷槍實彈的軍警戒備,不讓他們離開校園,也就是要拿火把可以,一出校園就要熄掉,在校園裡還能忍受,出去遊行就看著辦,所以這裡面也累積了群眾活動的經驗。根據施明德回憶表示,民眾看到火把會興奮,可以炒熱氣氛,而警總也往往到了活動當口就會批准活動,也就是互相打探底線,警總有時也會讓步,而黨外方面也會有一些變通。

        1979年9月8日美麗島雜誌社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行慶祝酒會,就發生了《疾風雜誌》事件,為什麼有不明青年會闖入高雄服務處、或是台北黃信介的家也被暴徒闖入過,這裡面有一些右派的力量在蠢蠢欲動,所以9月8日就是藉著《疾風》雜誌社,一些反共愛國人士像是勞政武、李勝峰等人,包圍中泰賓館抗議,讓這些黨外人士無法出來,因此為了自保,他們也紛紛拿起棍棒以暴易暴。

        當時的美麗島雜誌社所使用的logo(標誌),是一個握著的拳頭,拳頭的旁邊有橄欖枝,當局或是疾風雜誌社認為是「黑拳幫」是暴力份子,但是到底是誰暴力?其實是一種互相激盪的情況。對於美麗島雜誌社而言,握拳是團結的象徵,橄欖枝則表示要用和平的手段,可是在當局的宣傳和醜化之下,握拳就是要打架,這是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9月到12月,短短三個多月期間的一種山雨欲來的政治氣氛。

深探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前黨外運動發展情況

  • 播出時間: 2018-08-0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拚》裡提到「橋頭事件」後,幫忙黨外與國民黨斡旋的經過。

    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拚》裡提到「橋頭事件」後,幫忙黨外與國民黨斡旋的經過。

    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拚》裡提到「橋頭事件」後,幫忙黨外與國民黨斡旋的經過。

        之前節目提到70年代黨外運動開始成型,有一個政團,一個趨向於組織化的政黨,因為當時還有黨禁,透過選舉活動提出共同政見、互相助選,其實已經扮演了民主國家政黨的功能,這當然不是一蹴可幾,還是有一個過程。

        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前,發生了1977年「中壢事件」,是一起因為選舉而引起的群眾與警察之間的衝突,當時黨外在縣市長以及省議員的選舉、乃至於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已經有一定斬獲,1977年舉行的是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那年,原本要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在這其間因為發生了余登發的案子,余登發是南部高雄非常有力的地方政治人物, 1904年出生、1989去世,高雄橋頭人,曾任中華民國第一屆國大代表高雄縣長。1979年初發生的「橋頭事件」,就是因為余登發在1978年被因吳泰安(原名吳春發)匪諜案所牽連,一般認為是捏造的政治案件,指稱吳春發有拿到南區革命軍總司令的任命狀,並指控余登發父子「知匪不報」。其實這樣的政治案件名稱在戒嚴時期時常看到,不好直接說你是匪諜,但會說你是「知匪不報」,因為吳泰安已經被認為是匪諜,然後你沒有舉發他,反而接受他的任命狀或是跟他有來往,罪名很牽強,但在當時也並不稀有。

        因為余登發被補而有1979年1月22日的「橋頭事件」,這是在高雄縣橋頭鄉發起的示威遊行,也是國民黨來台戒嚴將近30年的第一起政治性示威活動。後來陳菊回憶起「橋頭事件」認為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從許信良的「中壢事件」到「橋頭事件」,證明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橋頭事件」也是一個突破點,不過氣氛仍然緊張。

從康寧祥的回憶錄可以知道,他雖然沒有應邀參加「橋頭事件」,可是當天晚上,這群黨外人士坐遊覽車回台北的路上,就打電話通知康寧祥,希望能夠找康寧祥談談,主要是擔心明天會抓人,所以大家心裡還是忐忑不安。到康寧祥家跟他談過後都已經半夜兩點多,康寧祥還打電話給立法委員梁肅戎,他當時是國民黨中央政策會的副秘書長,包括國民黨資深立委像齊世英等人,都與康寧祥有密切交往,國民黨雖然是一黨獨大,但裡面還是有不同派系和政見。梁肅戎同意見面商量,所以康寧祥凌晨三點多到了梁肅戎家中,繼續商討善後問題,梁肅戎也與當局溝通,當天早上立刻打電話告訴康寧祥,由參與橋頭事件的黨外人士推派四位代表,警總願意談一談,並約好當天下午跟警總代表見面。

1986年民進黨圓山組黨之前,其實雙方都有斷斷續續的「溝通」,「溝通」這個字眼,變成很重要的專有名詞,因為有「溝通」所以才有後來黨禁的開放,也顯示蔣經國晚年願意承認黨外政團的存在,把他當成對手,才有所謂「溝通」,如果不是對手,而是要鎮壓你、逮捕你,那就不需要溝通了。黨外方面推派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黃友仁(余登發女婿)來談「橋頭事件」,也因為有這樣的衝突事件才有了溝通機會,這就是當時的氣氛。

「橋頭事件」之後並沒有抓人,可能跟溝通也有關係,不過,許信良是桃園選出來的縣長,在上班期間跑到高雄來示威遊行,所以就被監察院彈核,許信良也因為「橋頭事件」被彈核、解職,這起事件在黨外跟國民黨的過招中,也算是不小的事情。許信良被解職失去桃園縣長職位後,因為緊接著要籌組《美麗島》雜誌社,他雖然有參與一段時間,可是接著他就去美國了,所以「高雄事件」發生時,許信良並不在台灣,否則他也難逃被捕,不過他後來還是被通緝,成為黑名單。

這幾件事情湊起來,黨外的內部也產生了一些變化,康寧祥代表的溫和路線慢慢失去主導權,另外一群比較激烈,希望訴諸群眾運動的人,則有另外集結的情況。康寧祥在1979年6月創辦了《八十年代》雜誌,由他自己擔任發行人兼社長,總編輯是江春男(司馬文武),彭百顯幫忙寫發刊詞,裡面當然也有思想、態度並不完全契合的人,總之是一些人際關係的結合,所以《八十年代》裡也有陳忠信、李筱峰、范巽綠、林濁水、林世煜等人,後來林濁水、林世煜被歸類為「編聯會」也就是後來的新潮流系。

《八十年代》雜誌在1979年6月成立時,其實跟開始籌備的《美麗島》雜誌變成兩條線,所以許信良他們以黃信介為首成立《美麗島》雜誌社時,雖然也有邀請康寧祥掛名,可是也不過掛了一、兩期就拿掉了。所以黨外當時有比較熱鬧,集結了更多人,訴諸群眾運動的《美麗島》雜誌社,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社雖然也以批判國民黨為主要職志,可是比較偏向議會路線的色彩,後來還有「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黨外公政會」)。《美麗島》被取締之後,許多雜誌也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還有「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而編聯會與比較接近康寧祥的公政會也仍然是兩條路線。

所以如果以「美麗島事件」做為一個觀察點,黨外政團也開始有了路線之爭。

深探美麗島:七0年代中華民國的外在危機與體制改革(下)

  • 播出時間: 2018-07-2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1977年黃信介與康寧祥為林義雄助選(邱萬興 攝影)

    1977年黃信介與康寧祥為林義雄助選(邱萬興 攝影)

    1977年黃信介與康寧祥為林義雄助選(邱萬興 攝影)

        這集節目繼續來談1970年代台灣的政治發展。之前提到外交的挫折,包括退出聯合國和美國邦交的失去,影響到國內政治改革的日程必須搬上檯面,此外,台灣到底還發生了什麼事?

        關於選舉,每四年一次地方選舉、每三年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每六年一次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每逢選舉就有很多人到街頭去聽演講,候選人為了吸引民眾,也有種種大膽的言論。而為了避免選舉期間鬧事,影響選舉結果,政府對於這種現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稱之為「民主假期」,在放假期間可以百無禁忌,平常不能談的,沒有言論自由的,現在都可以聽到了,可以大鳴大放了,從70年代開始有這種現象。

        70年代也正是我個人重要的成長過程,大學時期是在72-76年,大約75-76年時,非常熱衷於聽政見發表會,特別是康寧祥的母語演講,非常動人。因為學校裡面都是要講國語,家裡才是講台語(母語),可是來台北讀書讀了幾年,才發現這樣公開的場合,台語可以這樣利用。康寧祥有特別磨練自己用台語演講,有很多重要詞彙對台語使用者來說是外來語,像是民主制衡等,過去是沒有聽過的,有些重要的概念也是在那時才開始流傳。

1976-1979我在讀碩士班,79年服兵役期間就碰到美麗島事件,在軍中參加莒光日教育,甚至還訓練鎮暴隊形,當時心裡想,憑我們這些大專兵要去鎮暴,大概很困難。這是我們生長的年代,所接觸到的宣傳還是把黨外人士,也就是非國民黨的政治運動者,塑造成相當負面的形象,媒體稱他們是「暴力份子」、「分歧份子」。我看戰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政治檔案,如果牽涉到共產黨就叫共匪,例如:周匪恩來、毛匪澤東…等,如果是台獨則叫做逆,例如:彭逆明敏。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用詞,不是匪就是逆,因為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台獨團體,都是威脅到國民黨的正當性。

「民主假期」這些黨外政治人物的演講,通常都在挑戰萬年國會是不應該的,長期戒嚴是不必要的,國民黨應該如何開放等等。還有過去是如何對語言的歧視,在學校裡不能講母語,如果說母語則被視為犯規,而選舉的時候偏偏大家都來講母語。70年代的民主假期出現了兩個明星,一個是黃信介、一個是康寧祥,黃信介是行政專校畢業,行政專校是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前身,康寧祥是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我也是就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這兩位是我的老學長。他們兩位的口才都非常好,非常善用台語做群眾演講。黃信介當時是補選的中央民意代表,是不需要改選的,所以這位本省政治人物居然也成為了萬年代表,而康寧祥則是從市議員選上來,是每三次就要改選的立法委員。

兩位都相當具有群眾魅力,但是康寧祥比較有論述能力,不像黃信介比較草莽,所以他一度幾乎取代黃信介成為黨外政團的領導人。其中有一項政治大事,那就是1977年的「中壢事件」,發生在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間,結果黨外人士得到很好的成績,省議員有21席、台北市議員有6席,黨外公職人員有這樣的數量,已經儼然成為一個政團,雖然還不是一個政黨。

桃園中壢因為許信良脫離國民黨,以黨外身份參選桃園縣長,他打敗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我第一次聽客家話的政見發表會、客家話演講就是在1977年,當時我坐火車到中壢,看到火車站附近的地下道貼滿了大字報。當時就有許多大學生幫許信良助選,像林正杰、范巽綠、張富忠等人,後來也是一號人物,他們也有幫宜蘭的郭雨新以及林義雄,也有台大學生周弘憲,也就是周婉窕教授的哥哥,應該連周婉窕都幫忙發過傳單,還有後來擔任民進黨秘書長的邱義仁等等,當時都是勇敢的年輕人,敢去幫黨外助選、發傳單。

許信良在競選過程中就宣傳國民黨會做票,不只是買票、還會做票,所以民眾要去監票,把做票的人抓起來。許信良說「做票的就是共產黨,如果是共產黨把他打死沒有關係。」這些話都是用客家話說的,因為我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後來的太太是客家人,所以我已經對客家話有一些基礎,大致都聽得懂。許信良在選前就把競選的氣氛升到最高點,果然在投票當天,有一位小學校長處理不當,在協助一位老人家投票蓋章的過程被認為作假、做票,民眾於是包圍中壢警察分局,甚至放火焚燒警車和警察局。

據媒體報導,現場有人錄影,當然也立刻通報蔣經國,蔣經國指示不可動用軍隊,也不可以向民眾開槍,「中壢事件」被認為是1957年「劉自然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暴動。為什麼說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與「中壢事件」有關?是因為黨外開始懂得運用群眾路線,集結群眾來向當局施壓。不管是要辦生日座談會或是什麼名目的集會,警備總部不准也要辦,因為我有群眾,這是施明德後來口述回憶時所說,當群眾過多時,警備總部就會讓步,也成為一個模式,本來不准也就核准了,等於是鼓勵黨外運用群眾的力量來與國民黨打交道。

77年有五項公職人員選舉、78年又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因為前一年成果很好,78年就變成有一個正式、且大規模的全台灣巡迴助選團,不只有黃信介、康寧祥,而是由一大票公職人員所組成的助選團,也產生了共同政見〈十二大政治建設〉。我們說一個政黨除了提名之外,還要有共同政見,這是很破天荒的事情。共同政見提出後,有一個全國助選團、又有一個「黨外公職人員聯誼會」,這些雖然都不是一直永續,因為有階段性任務,而接下來就是《美麗島》雜誌的服務社、服務分社,這樣的一種雜誌組織就成為一個很像政黨的組織,有總部也有分部。

一步一步,黨外人士變成一個政團、變成一個政黨的雛形,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就這樣子成立了。

深探美麗島:七0年代中華民國的外在危機與體制改革(上)

  • 播出時間: 2018-07-1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一書揭開1972年尼克森訪美密辛

    《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一書揭開1972年尼克森訪美密辛

    《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一書揭開1972年尼克森訪美密辛

        《美麗島》是一份雜誌的名稱,1979年這份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發生了「高雄事件」。一般狹義的「高雄事件」是指12月10日大遊行,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而「美麗島事件」至少在學界指的是前後許多事情,包括如何組成反對黨的過程,黨外從候選人到政團,透過群眾運動向國民黨施加壓力,還有軍法審判以及後來因為公開審判而影響到的解除戒嚴等,這是「美麗島事件」的完整意涵,所以我們必須對1970年代的背景有更多的探討。

     70年代因為國民黨在聯合國失去了中國代表權,也就是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但是因為一些缺失沒有處理好,台灣當時沒有一個位子留在聯合國,只好退出成為「國際孤兒」。2758號決議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唯一代表中國,那麼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沒有處理就結束了、就退出了,所以在70年代有諸多挫折,當然最大的一件還是1972年年初,美國和中國簽訂了「上海公報」。

        其實在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之後,就可以預見美國必須和中國「關係正常化」,所以在聯合國問題的處理階段,季辛吉就兩度密訪中國,為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做了鋪排,而聯合國之所以做成這樣的決議,也是因為美國立場開始鬆動,一些友邦國家觀察到美國在轉向,因此支持中華民國的力道也就急速減弱,所以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只不過是「端上檯面」,必須要有一個收尾。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森訪中只有短短七天,有人出版一本書叫《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雖然只有七天,但也鋪排了好一陣子。原本先在北京談,然後到了杭州過一夜,原本是要休息,但是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認為季辛吉談出來的內容不能接受,於是臨時加談,所以在杭州也沒能好好休息、遊玩,接著在上海繼續談,因為是在上海談成,所以這份公報就稱為「上海公報」。

        為什麼會有波折?因為美國代表團內部就有不同意見,季辛吉是比較早就掌握情況,他也是代表總統,而國務卿羅吉斯則是持外交系統傳統的看法。有人認為羅吉斯對中華民國不誠實,我是比較保留,因為如果看「上海公報」的談判過程,羅吉斯還是比較站在維護台灣(中華民國)利益的立場上。像是在公報當中,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美國方面不能照著拷貝,所以上海公報有一個很特別的行文模式,就是各說各話,只要意思不要差太遠就好。所以內容就會出現:「雙方回顧過去,中方認為….」接下來的段落才是:「美方聲明….」。

        所以「中方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說法就很呆板,而美國方面的說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就有彈性了。「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後來改為「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那麼如果不是中國人是否就不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呢?換言之,美國在外交的措詞上還是希望保留一些彈性的空間,其中包括:「一個中國的立場,美方並不表示異議」,後來羅吉斯跟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說:「所謂並無異議的意思,也可以說美國到現在從沒有接受過這個立場,因為北京和台北都堅稱只有一個中國。」這當然也是外交辭令,其實我們如果站在台灣和中華民國的立場,看到「一個中國的立場,美方並不表示異議」這段談話,也是很嚴重的事情。

        上一集節目裡談到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將1972年之後稱為「七二體制」,其實這時中國為了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乃至於為了跟日本建交,有關釣魚台的部分都放得很鬆,不像後來又強硬起來,這裡都有國際因素。雖然1972年就訂定「上海公報」但一直拖到1978年美國才跟中華民國斷交,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雙方簽訂一份「建交公報」。今天我們常聽到的「三個公報、一個法(台灣關係法)」,就是在70年代確立,後來還有「八一七公報」是80年代簽訂。

在這樣的衝擊下,中華民國原先在聯合國是代表中國的,但在1971年年底之後,不但不能代表中國,而且什麼國際的身份都沒有,這部份也讓中華民國政府必須重新尋找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以及如何得到台灣民眾的支持,所以就必須進行改革。從內部開始,中央民意代表本來就是老代表組成的「萬年國會」,1969年就有了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1972年開始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而1972年也是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的開始,一方面蔣經國希望推動經濟建設,一方面在政治上,如何讓台灣民眾可以選舉民意代表來參與中央政治。

本來選舉只到地方、到省議員為止,有了中央民意代表(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立法委員)的增補選,至少增額的部分是在台澎金馬地區定期改選。這樣就能讓台灣民眾有一個參與的管道,就好像一個壓力鍋要有一個縫隙,或是蓋子要掀開才不會爆炸一樣,所以外在正當性的喪失,會使得內部的改革加速,一個一個改革會推出來,我們稱之為「有限度的民主」,也就是雖然不是全面民主,但先從局部開放選舉做起,也可以說是「分期付款的民主化」,這也是中華民國在1970年代開始所採取的政治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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