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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探美麗島:七0年代中華民國的外在危機與體制改革(上)

  • 播出時間: 2018-07-1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一書揭開1972年尼克森訪美密辛

    《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一書揭開1972年尼克森訪美密辛

    《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一書揭開1972年尼克森訪美密辛

        《美麗島》是一份雜誌的名稱,1979年這份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發生了「高雄事件」。一般狹義的「高雄事件」是指12月10日大遊行,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而「美麗島事件」至少在學界指的是前後許多事情,包括如何組成反對黨的過程,黨外從候選人到政團,透過群眾運動向國民黨施加壓力,還有軍法審判以及後來因為公開審判而影響到的解除戒嚴等,這是「美麗島事件」的完整意涵,所以我們必須對1970年代的背景有更多的探討。

     70年代因為國民黨在聯合國失去了中國代表權,也就是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但是因為一些缺失沒有處理好,台灣當時沒有一個位子留在聯合國,只好退出成為「國際孤兒」。2758號決議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唯一代表中國,那麼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沒有處理就結束了、就退出了,所以在70年代有諸多挫折,當然最大的一件還是1972年年初,美國和中國簽訂了「上海公報」。

        其實在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之後,就可以預見美國必須和中國「關係正常化」,所以在聯合國問題的處理階段,季辛吉就兩度密訪中國,為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做了鋪排,而聯合國之所以做成這樣的決議,也是因為美國立場開始鬆動,一些友邦國家觀察到美國在轉向,因此支持中華民國的力道也就急速減弱,所以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只不過是「端上檯面」,必須要有一個收尾。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森訪中只有短短七天,有人出版一本書叫《改變世界歷史的七天》,雖然只有七天,但也鋪排了好一陣子。原本先在北京談,然後到了杭州過一夜,原本是要休息,但是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認為季辛吉談出來的內容不能接受,於是臨時加談,所以在杭州也沒能好好休息、遊玩,接著在上海繼續談,因為是在上海談成,所以這份公報就稱為「上海公報」。

        為什麼會有波折?因為美國代表團內部就有不同意見,季辛吉是比較早就掌握情況,他也是代表總統,而國務卿羅吉斯則是持外交系統傳統的看法。有人認為羅吉斯對中華民國不誠實,我是比較保留,因為如果看「上海公報」的談判過程,羅吉斯還是比較站在維護台灣(中華民國)利益的立場上。像是在公報當中,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美國方面不能照著拷貝,所以上海公報有一個很特別的行文模式,就是各說各話,只要意思不要差太遠就好。所以內容就會出現:「雙方回顧過去,中方認為….」接下來的段落才是:「美方聲明….」。

        所以「中方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說法就很呆板,而美國方面的說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就有彈性了。「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後來改為「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那麼如果不是中國人是否就不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呢?換言之,美國在外交的措詞上還是希望保留一些彈性的空間,其中包括:「一個中國的立場,美方並不表示異議」,後來羅吉斯跟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說:「所謂並無異議的意思,也可以說美國到現在從沒有接受過這個立場,因為北京和台北都堅稱只有一個中國。」這當然也是外交辭令,其實我們如果站在台灣和中華民國的立場,看到「一個中國的立場,美方並不表示異議」這段談話,也是很嚴重的事情。

        上一集節目裡談到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將1972年之後稱為「七二體制」,其實這時中國為了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乃至於為了跟日本建交,有關釣魚台的部分都放得很鬆,不像後來又強硬起來,這裡都有國際因素。雖然1972年就訂定「上海公報」但一直拖到1978年美國才跟中華民國斷交,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雙方簽訂一份「建交公報」。今天我們常聽到的「三個公報、一個法(台灣關係法)」,就是在70年代確立,後來還有「八一七公報」是80年代簽訂。

在這樣的衝擊下,中華民國原先在聯合國是代表中國的,但在1971年年底之後,不但不能代表中國,而且什麼國際的身份都沒有,這部份也讓中華民國政府必須重新尋找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以及如何得到台灣民眾的支持,所以就必須進行改革。從內部開始,中央民意代表本來就是老代表組成的「萬年國會」,1969年就有了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1972年開始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而1972年也是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的開始,一方面蔣經國希望推動經濟建設,一方面在政治上,如何讓台灣民眾可以選舉民意代表來參與中央政治。

本來選舉只到地方、到省議員為止,有了中央民意代表(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立法委員)的增補選,至少增額的部分是在台澎金馬地區定期改選。這樣就能讓台灣民眾有一個參與的管道,就好像一個壓力鍋要有一個縫隙,或是蓋子要掀開才不會爆炸一樣,所以外在正當性的喪失,會使得內部的改革加速,一個一個改革會推出來,我們稱之為「有限度的民主」,也就是雖然不是全面民主,但先從局部開放選舉做起,也可以說是「分期付款的民主化」,這也是中華民國在1970年代開始所採取的政治發展方式。

 

深探美麗島:美麗島事件的時代背景(下)

  • 播出時間: 2018-07-1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中文本及英文本

    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中文本及英文本

    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中文本及英文本

        今天要繼續談美麗島事件發生的背景,也就是1970年代。1971年聯合國針對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有一個大的轉變,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取得中國代表權及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次。

中華民國代表團在當時到底是退出?還是被逐出?其實都對,如果從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的文字內容:「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來看,當然是「逐出」,可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也預備在勢不可違時就要「退出」。

所以在前面的「重要問題」表決案失敗,如果需要多數決的重要問題都過不了,重要問題案必須要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夠通過,所以只要獲得三分之一加一的支持就會失敗,美國其實在之前也估計過,算過「雙重代表權」的票數。也就是中華民國如果是普通會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常任理事國,美國可以幫到這個程度,去連署一些友好國家支持「雙重代表權」。

可是蔣介石跟美國派來的代表在談的過程中,蔣介石的底線是可以跟中共並存,但是中華民國必須是常任理事國,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這裡面當然有些細節,錢復、蔣孝嚴等人也有一些回憶與說法,其實蔣介石沒有一定要「漢賊不兩立」,像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來,但中華民國還是常任理事國就是「兩立」,可是國際情勢認為中共才是「中國」的政權,才是代表中國,但中華民國也需要有一個代表權在聯合國,這比較合乎情理,可是這樣的「兩立」提議,中華民國並不接受。

對於一位國家的領導人使得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喪失身份,導致70年代斷交斷個不停,講起來是一種失敗,一個政府的失敗。但說起來也有各個面向,那也是個契機或是轉機,如果當時以台澎金馬做為一個聯合國的普通會員國留下來,是不是「台灣獨立」。這很敏感也很有挑戰性,但這種台獨跟過去印象中的台獨不一樣,過去國民黨在戒嚴時期宣傳的台獨就是排除外省人,就是一個台灣人國家的建立,把外省人和國民黨趕到太平洋,但我看到的台獨資料沒有這樣講的,也許個別的人曾經因為白色恐怖發牢騷而有這種說法,可是組織的宣言和文件都沒有這樣講,所以這是一種宣傳,因為台獨會挑戰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把它醜化。

其實這是一個選項,在國際上讓那樣一個新的政權、新的國家在聯合國成為常任理事國,台澎金馬是另一個會員國,互不代表,你代表你的,我代表我的,這種台獨有什麼問題嗎?何況這是一個在國民黨政權繼續之下,說白一點就是蔣介石繼續當總統,這樣的台獨可不可以。

像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就在1970、1971年的歷史關口,這些職業外交家都有做過這種建議,這是一個職業外交家的專業建議,那你要說他是台獨而把他抓起來嗎?這非常好笑。根據後來開放的檔案,楊西崑在聯合國挫敗之初,就自己主動和美國駐台北的大使馬康衛談改國號、立新憲,運用憲法賦予總統的緊急權力舉行公民投票,通過新憲法、改國號。因為國民黨政府那種狹窄的「漢賊不兩立」,逆了國際潮流,於是在國際上變成孤軍奮鬥,越來越孤立。

美國還算夠朋友,沒有立即跟中華民國斷交,一直拖到1978年12月才跟中華民國斷交。可是1972年失去中國代表權的中華民國政府,到1979年已經斷了多少國家,尤其很重要的日本。日本的學者若林正丈稱呼1972年為「七二體制」,也就是從71年的挫敗開始,這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代表中國了,那麼你代表誰?

剛好1972年也是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介石身體開始變差的時候,我們看蔣介石的日記會發現,1972年蔣經國剛在行政院長任事,蔣介石的日記還有講到這件事,後來就斷了。而蔣介石身體不好又是怎麼看出來的呢?1970-1972年間蔣介石的日記,一頁的行數比方說12行,大概都只寫6行,字都寫很大。

蔣介石的晚年權力交班的過程,其實是72年就讓蔣經國浮上檯面,所以70年代在這樣的外交困境情況下,蔣經國開始走向權力核心,也開始有一些重要的改革。在經濟方面比較耳熟能詳的是一些行政革新、十大建設發展經濟,那時候台灣跟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1年的13億美元,1978年增加到74億美元,台灣對美國有大幅的順差。雖然外交關係岌岌可危,可是美國還是將台灣當成重要盟友,也是在幫忙的背景下,蔣經國派出許多赴美採購團到美國各州採購,美國支持經濟建設包括國內的十大建設。

在政治方面也有一個重要的開始,那就是1972年12月第一次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怎麼可以一個在台灣的政府,國會是永遠不改選,當初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代表中國,而那時又不可能在中國舉行選舉,所以就讓第一屆的中央民意代表繼續做下去。聽起來也有道理,但如果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讓你們一直做下去到死,又因為國民大會負責選總統,總統就繼續由這樣的國民大會選出,通通是一家子繼續做下去,這也是引起內外詬病的「萬年國會」。

要對學生解釋什麼叫「萬年國會」,可能要講細一點就是國會之所以不改選是透過什麼樣的法令解釋,尤其是大法官會議的解釋,讓它可以不必改選。但在政治上必須要滿足參與,政治學教科書上也寫到「政治參與是抒解社會壓力的重要途徑」。所以只是讓台灣人選縣市議會、縣市長、最多到省議員,卻沒有中央民代,實在說不過去,所以就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但這些增額也是要定期改選的,每三年要舉行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每六年一次國大代表選舉。

到了1978年已經有了黨外政團的選舉,結果因為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蔣經國動用總統的國家緊急權停止選舉,所以1979年就變成動盪不安的一年,《美麗島》雜誌社就在這一年成立,透過辦雜誌來整合全台灣的黨外勢力。這就是1979年年底發生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的時代背景。

深探美麗島:美麗島事件的時代背景(上)

  • 播出時間: 2018-07-04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儀深
  • 1979年美麗島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被查禁(邱萬興 翻拍)

    1979年美麗島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被查禁(邱萬興 翻拍)

    1979年美麗島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被查禁(邱萬興 翻拍)

深探美麗島節目要來談論以美麗島為核心的歷史課題,涵蓋1970-198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開場先概論一下美麗島事件的時代背景。

我是1950年代出生,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已經在部隊服務,當時是讀完碩士班再去服兵役。1980年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時,我剛好在部隊裡,部隊裡有一些政治教育、莒光日教育可以看報紙,那時候的中國時報非常完整的記載軍法大審的內容,這是很特別的,以往軍法審判都是不公開的,也不會當成宣傳的課題。1980年3月的軍法大審,後來知道國民黨內部事先經過討論,當時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認為要藉機做社會教育,把美麗島暴徒、分歧份子的不好想法,對國家的危害讓社會週知。但另一方面也有國際上的壓力,認為美麗島事件不能草草了事,必須要公開。因此,美麗島軍事大審一問一答的法庭審判過程才能被大眾看到。

可是當時以我們這樣沒有預設立場的年輕人來看這場審判,會發現法官講得沒有這些被告好,這些被告侃侃而談台灣的民主、以及為什麼要辦雜誌挑戰戒嚴體制,如果就個人生命史來看,美麗島事件對我們這個世代也有相當啟蒙的作用。當然,到了後來越知道台灣戰後的歷史之後,就會把美麗島事件安放在政治發展轉捩點的位置。

要理解美麗島事件,一方面可以從「人權史」的角度。因為戒嚴時期的非常體制,凡是觸犯「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經過逮捕、偵訊、審判之後,最後不是槍決就是發監執行,這樣的人權事件從1949戒嚴開始,一直到1987年甚至更晚,有許多這樣的政治案件,美麗島就是其中的一個。所以從人權史的角度來看,一個戒嚴體制如何運轉?人是如何受害?被抓進去的人固然是囚犯,但是他們的家人也是「獄外之囚」,這也是這兩年國家人權館出版的書,有關於受難者家屬如何生活、如何受苦。這些都是屬於人權史的課題。

另一方面則是「政治史」的課題。譬如說台灣是經過了怎麼樣長期的戒嚴,又是如何解嚴的過程,或者戰後的歷史上有那些人曾經想要集結起來挑戰黨禁。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1960年的雷震案,也就是《自由中國》雜誌想要籌組「中國民主黨」,還未成功就發生了雷震案,雷震被判刑入獄。美麗島事件相隔了二十年,雖然也沒有成功,但情況和雷震案時相當不一樣,雷震雖然得到一些有民意基礎的台籍政治菁英,例如:李萬居、吳三連…等的支持,但畢竟是鬆散的,群眾基礎在哪裡也不那麼具體,不像美麗島事件時,黨外的政團已經有相當的實力,從中央增額民代以及地方縣市長選舉來估計,有上百萬票。所以,這樣一群人的結合,背後又有相當的選票實力,對於政局的衝撞,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

美麗島事件是想要組織一個反對黨的,就像《自由中國》雷震他們一方面在言論上持續多年的批評蔣介石,像是他不應該三連任、不可以破壞憲法、不可妨礙言論自由、不可以用反攻大陸來拖延民主…等,但是到了要組織一個政黨時,卻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遭到逮捕,所以這是一個挫敗的組黨行動。美麗島事件時,全台各地美麗島分社的成立,其實就是一種政黨的組織化、政黨的分部。1979年短短的幾個月,因為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被查禁,然後就發生了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當局感受到了組黨的壓力,因為已經組織化、有政團、選舉時有共同政見,所以已經有人稱它為「沒有黨名的黨」或是柔性政黨。這部份將來會根據檔案做詳細的探討,也就是是否當局已經有預謀,還沒有辦遊行之前就準備抓人,遊行只不過是落實犯罪證據,或者只是擦槍走火,這一點從歷史的探討來看也是重要的課題。

要研究這樣的事件,現在的條件比較成熟,以前只有口述歷史檔案是不夠的。口述歷史是90年代解除戒嚴之後,部分是透過當事人所寫的自傳,不一定完全是口述,像呂秀蓮和姚嘉文都有自己寫,也有接受訪問的,像我們在做美麗島的口述訪問時,也有訪問呂秀蓮、姚嘉文、陳菊。口述歷史是一個證據,我們研究現代史的人非常需要,可是口述歷史還是不夠,因為個人述說個人的經驗,會不會隱惡揚善、自我吹噓?所以引用口述資料時還需要比對,有一些注意事項。

另外一個重要的根據就是檔案,第一次政黨輪替也就是2000年後,陳水扁任內已經開始有政治檔案的收集和公布,2003年有一個美麗島事件檔案展,之前徵集了四千多件美麗島事件檔案,再從其中挑出約一百件來展示。而在徵集的過程中,大概有一、二十位台灣史的學者,分別到各機關訪查,這次的訪查是由檔案管理機關主動,由行政機關主管檔案的到各機關去訪查,特別是憲兵司令部、國安局、後備司令部…等等。初次當然無法很徹底。

2018年有更徹底的檔案訪查,還是繼續看到有美麗島事件的檔案,這個跟民主化有關,第一次2003年時,民進黨還是少數執政(在國會仍是少數),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台後完全執政,民主化的方向、對過去政治案件的定調,像之前說的是人權事件,這些是需要轉型正義的一些思考。所以一些機關保管檔案的人,也比較有人權的警覺,所以感覺上我們第二次政治案件的訪查,是比較徹底和完整的。也希望後來談論這些事件時,我能把所掌握的一些檔案跟大家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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