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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街頭狂飆:台灣勞工運動發展─日治時期到解嚴之前

  • 播出時間: 2018-09-20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孫友聯
  • 1984年5月1日成立的「台灣勞工陣線」,是台灣第一個勞工運動團體。

    1984年5月1日成立的「台灣勞工陣線」,是台灣第一個勞工運動團體。

    在各種社會運動中,永遠看得到勞工陣線飄揚的三叉旗。

        如果對台灣的勞工運動發展有所了解,就會明白台灣沒有所謂的左派政黨或是比較傾向勞工的政黨的原因,也會瞭解為何台灣的工運會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如果把時間推到日治時代,有幾個大家熟知的人物,像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或是台灣文化協會,也有類似爭取勞工運動的工作和項目,也發起過罷工,也就是那個時代就有罷工了,所以罷工不是洪水猛獸,而是在過去的台灣就有了。當然,所有的政府都很難容忍罷工和罷市這樣勞工爭取權益的行動,所以當然會受到打壓。當時最有名的像是:台灣鐵工所、或是嘉義營林所、日華紡織台北廠等罷工事件,後來因為所謂的台共事件,當時的日本政府就採取強制行動打壓,鎮壓之後,勞工運動就比較消沈。

再把時間帶到1949年之後的勞工運動,228事件之後台灣實施戒嚴,如果用一本書的標題來形容,那就是「長期的靜寂」,也就是完全的安靜。不只是勞工運動,或是人民的反抗運動,而是整個社會都處於寒蟬效應。那個時代基本上沒有什麼勞工運動,而且大概也沒有人敢說自己在從事勞工運動,因為只要是勞工運動就會被冠上「共匪」或「通匪」,就會有牢獄之災、甚至被「處理」掉。

被「處理」掉是台灣戒嚴時期的一個非常沈痛的名詞,被「處理」掉可能就是被國家殺害,這也是在我們了解台灣反對運動的過程中,某種程度上被稱為獨裁者的人,對自由主義的容忍度是比較大的,他會把你關到綠島去關起來,但是對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或是跟勞工運動比較有關的菁英份子,他可能就直接「處理」掉。所以台灣沒有左派政黨,沒有雄厚的勞工運動實力,就是因為有某個世代的菁英是完全被處理掉了,如果了解這段歷史就不會陷在台灣為何沒有左派政黨的迷思當中。

一直到台灣的經濟起飛,很多人對台灣經濟起飛是有感覺,而且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但是知道台灣經濟起飛而會聯想到的人,大部份都是官僚菁英跟資本家,大概不會有人知道台灣勞工在整個經濟起飛當中的貢獻。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1992年來到台灣念書,1995年到勞陣就一直工作到現在,所以我在勞陣已經23年左右。我在來到台灣之前對台灣的了解,大概也就是「經濟奇蹟」這四個字。經濟奇蹟的背後你會想到誰?你可能想到孫運璿、趙耀東、蔣經國…等許多官僚菁英,或是部份資本家,像是王永慶等等。但是,你大概想不起、也記不得任何勞工的名字,因為沒有人幫他們寫歷史。

解嚴前沒有勞工運動,但在官方對於拚經濟、對於召募外資非常殷切的時代,我們立了一部保護勞工的法案,叫《勞工安全衛生法》,這可能是勞工運動的弦外之音。這部法立於1974年,那時台灣真的沒有什麼勞工運動,那麼為什麼政府會突然立了一部法,在政府每天積極召募外資到台灣投資,讓台灣可以賺取更多外匯的時代。其實這部法要跟「加工出口區」的概念連結起來,「加工出口區」是什麼?有一位學者用了一個名詞來形容,他說:「它不是一個工業區,它是一個廉價女性勞動力的倉儲區」。事實上,那時有許多年紀非常小的女性勞工,借了隔壁的身份證就到加工出口區上班。有一次在看一部紀錄片時,這些女性在描述自己的生命史,當時台灣重男輕女的風氣是非常重的,假設家裡有男丁要念書,女性就要犧牲自己求學的機會,到加工出口區去工作。

1972-1974年期間,從南到北的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都發生了嚴重的職災事件,有一群女工突然間在生產線上死亡,當時找不到原因,後來才查出是三氯乙烯中毒事件,台灣從南到北的楠梓加工出口區、潭子加工出口區到淡水的工業園區都有類似的案件,而且層出不窮,一群女工在生產線上突然間肝麻痺死亡,逼迫政府立了《勞工安全衛生法》,後來改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這群女工沒有留給台灣社會像資本家一樣的遺產稅,但是她們留給台灣以及台灣勞工的重要遺產,就是一部保障每一個人免於職災風險、職災恐懼的法律。

1974年前後,台灣真的沒有什麼勞工運動,不過台灣的社會運動跟台灣民主化的脈絡無法脫勾,因為泛稱為反對運動、泛稱為爭取權益的運動,一定跟台灣民主化的脈絡息息相關。1979年高雄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雨後春筍般的街頭運動就時常出現,那段期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脈絡叫「黨外雜誌」。今年是解嚴31週年,黨外運動和黨外雜誌是讓台灣民主更多資訊流通的重要媒介,有一群人因為參加了黨外活動,參加了台灣民主化的運動,開始意識到有一些事情是應該回歸到社會運動當中做一些改革,譬如:農運、婦運和工運。所以我們在瞭解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時,不能夠忽略這段歷史、這段脈絡,對後來運動發展的影響。

像我所服務的「台灣勞工陣線」,是1984年5月1日成立,它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所謂勞工運動的團體,但是在1987年解嚴前,我們不太敢稱為勞工陣線,因為如果那時就叫勞工陣線,現在就不會有一位勞工陣線的秘書長在這裡跟大家介紹台灣的勞工運動,可能就被鎮壓掉了。我聽前輩說,當時只是成立一個組織提供台灣勞工法律的支援,叫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只是很單純的由一群律師和學者提供勞工法律諮詢,但是門口就會站著一位理著平頭的人,看誰進入這裡,如果是學生,學校教官就會開始約談你,如果你是公司員工,當時的黨國體制對人民組織、或企業組織的滲透跟管理是非常嚴格的,所以也會有人來約談你,要你不要再去那個「反叛」組織。

1984年5月1日成立時,當時草創的成員包括:簡錫堦蘇慶黎等,蘇慶黎是前台共重要幹部蘇新的女兒,還有大家熟悉的邱義仁郭吉仁等民主前輩,再往前推,他們也就是參與黨外運動和黨外雜誌的民主前輩。當時有一個組織叫「黨外雜誌編輯聯誼會」(簡稱編聯會),這個組織的成員後來也是台灣各個社會運動的主要發起人跟運動者。

下一集節目將介紹「五一勞動節」的由來。「五一勞動節」的由來並不是因為勞工陣線在5月1日成立,而是有一段故事,這段故事與台灣無關,但藉此機會也讓大家瞭解這段歷史以及我們每年5月1日努力走上街頭爭取勞工權益的原因。

民主在街頭狂飆:家暴

  • 播出時間: 2018-09-13 06:15:00
  • 主持人: 紀惠容
  • 近六年法院保護令核發情況

    近六年法院保護令核發情況

    近六年法院保護令核發情況

        這一集是談婦女運動的最後一集,要分享的主題是家暴。台灣在家暴這塊的防治,在亞洲算是相當有成果的,家暴法已經通過20年,是民主政治下長出的一枝芽,台灣目前通報的家暴案件非常可觀,每年超過十萬件,當然其中還包括虐待兒童、以及虐待老人在內,不過,花是親密關係的暴力每年也有七、八萬件以上。

        看到七、八萬件的數字,你可能會想說台灣真的有那麼暴力嗎?但是勵馨、現代和婦女救援基金會等婦女團體,真的也服務了相當多受暴婦女,有時候看到這些受暴婦女真的令人不忍心,因為她們有些已經隱忍了十幾年,甚至還有七十幾歲才出來求助的老太太,她一輩子都被打,打到後來是鄰居看不下去幫她通報。

        在這裡分享幾個小故事,因為我每年都會參加勵馨基金會所舉辦的「回娘家」活動,歡迎這些曾經被服務過的婦女回到勵馨,她們有時就會帶著孩子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齊聚一堂、分享經驗。我常常聽到很難過,但是也有很高興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婦女已經七十幾歲,她還住在我們的中途之家,正準備要出去。其實她很害怕,但是她說她很高興她終於出來了,她是非常用力的說出這句話,我就很好奇的一直聽她講話,她說她被打了三、四十年,後來還被兒子打。為什麼會被兒子打,因為兒子拷貝父親的情緒處理模式,講不聽就打,所以連媽媽都打。她覺得很傷心,因為她為了這些孩子,咬牙切齒的忍耐下來,把小孩拉拔長大,沒有離開施暴的父親,但沒有想到後來兒子長大了還反過來打她,她覺得自己的命運實在太悲慘。直到有一次被打的太慘了,她的鄰居才幫她通報,通報以後她就來到勵馨的中途之家,她說她很高興終於能夠好好的睡一覺,可是妳想想看,一位七十幾歲的婦女朋友,到現在才能夠好好睡覺,這是什麼樣的命運。

真是令人想不通,但台灣這些案件真的每天都存在,甚至還有一個個案也令我不忍,這個案件也是勵馨服務的,她被丈夫虐待,過得比貓狗還不如,因為丈夫家裡是做農的,就讓這位太太獨自住在農舍,自己則住在比較豪華的公寓,她要養鴨、養雞、養豬還要種菜,每天都在做這些,先生不滿意時還三不五時過來打她,她被打的非常慘,而且孩子也瞧不起她,所以她真的活得很淒慘。有一次先生把她脊椎打斷,她躺在路邊被人送去就醫,她才有機會被當成家暴通報,然後到勵馨來。她住進勵馨的中途之家,後來我們也協助她法律訴訟,因為她很明確的跟我們的社工說她要離婚,她要離開這樣的生活。後來經過離婚訴訟也離婚成功,台灣還是有好法官的,這位法官還幫她請求損害賠償,她拿到好幾百萬,可是對她來說,這是她身心受創的賠償。

我在一次屏東的勵馨分享會上看到她,那時她已經拿到損害賠償展開新生活,她穿著鐵衣,因為脊椎受傷還沒好,上台表演吹奏梆笛,吹得真好。我問同事她何時學的,同事告訴我,這是在她離婚訴訟後展開新生活才開始學的。我很驚訝她怎麼吹得那麼專業,同事說她非常聰明,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婦女,可是她的前半生是這樣過來的。後來她下台後告訴我,她想要捐出她的賠償金,我拒絕了,因為我覺得她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她的人生還很長,應該好好為自己活著,這些錢留給自己,我們勵馨的募款還是有,所以如果她以後有小額捐款我們接受,但不接受她現在的捐贈。

這個故事也讓我們看到台灣的受暴從南到北,從低收入到高收入都存在。我們也曾經遇過外交官的夫人,長期被打,直到回台灣求助我們,還好她資源比較多,後來離婚成功轉業成為一位頂尖業務員。大家可能都覺得外交官夫人一定都很體面,可是她就被打得很淒慘,所以在這邊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家暴不是只發生在中下階層,而是所有人都可能面對。社經地位越高的人,可能越會隱瞞,越出不來,我們看到很多影星、主播被打,最後都有求助,雖然他們都很低調。

台灣的家暴法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保護令」,保護令有很多種,例如:通常保護令或是緊急保護令等等,保護令就是要限制施暴者,不要接近受害者,不可以再施暴。所以每當家暴事件發生,警方到了現場一定會喝止施暴者,但是還是要受害者提出保護令的申請才會核發,核發的種類很多,有一種是不可以接近、不可以再打,還有就是緊急的。

台灣的保護令核發近幾年在檢討之後有進步,核發率大概都在六成左右,但是我們看到還是有因為延遲而致使受害者被打的很慘,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保護令能夠核發,而且真的能夠深入到停止施暴者的施暴。因為我們的保護令並沒有強制施暴者離開,所以很多施暴者還是住在家裡,反而是很多受暴婦女離開,然後才要求施暴者不可以跟蹤、不可以接近。可是誰離家了?是受害者。

我們也看到很多被性侵、亂倫的孩子被迫離家,反而施暴者還住在家裡,為什麼會這樣,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檢討的,為什麼不是施暴者離開這個家、等候調查。讓這些孩子或是受暴婦女可以好好待在家裡,而不是被迫離開,這是我們需要檢討的地方,也是台灣家暴法實施20年來,我們一直在倡議的,是不是命令施暴者離開家接受調查。國外比較先進的國家,像是歐美的作法都是施暴者必須離開,包括亂倫者、以及施暴的人,當下就應該被制止然後離開這個家,終止這個暴力,但是台灣不是這樣,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改變這樣的作法。

家暴法當中的保護令實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的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到底應該怎麼做,當然要有很多相關的配合,還有審理的司法系統,目前核發率只有六成,到底整個司法系統是如何看待家暴是很重要的。而家暴法經過幾次修法,保護的對象也不僅限於結婚的人,已經擴展到同居關係也是可以依據家暴法處理,另外,還有同志關係以及LGBT(編按:LGP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之間的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也是很常看到的,他們也都可以用這個法令來通報。

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關係,只要有家暴的事實都是可以被處理的。而且家暴法當中還有很多補助,包括:法令的補助、諮商、中途之家的補助、還有就業的協助等等。所以政府每年因應家暴法都有編列預算,只是我們覺得不足的地方是很多預算都是花在事後的處理,也就是事情發生後就補助訴訟費、諮商費、以及中途之家的補助,可是我們覺得應該把大部分的錢放在預防治療,因為我們如果認為太太是可以被打的、孩子是可以被打的,或是可以用暴力控制親密關係,這樣的文化應該要被改變,只有這樣的文化被改變,我們的家暴才會中止。

回顧六集的婦女運動介紹,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通點,那就是台灣的婦女運動非常蓬勃,也非常用力,提升了台灣的婦女地位。也希望這樣的分享能夠讓台灣的婦女地位、以及最重要的婦女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民主在街頭狂飆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 播出時間: 2018-09-06 06:15:00
  • 主持人: 紀惠容
  • 司法改革也是性侵害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環

    司法改革也是性侵害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環

    司法改革也是性侵害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環

        性侵害是一個很難啟齒的話題,真正露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九成都沈在水下。性侵害為什麼這麼難說?因為它是隱私處被傷害、被侵犯,很多人很難啟齒,而且不知道怎麼說,尤其是小孩子,所以一些性侵害的專家會說,小孩子被性侵就像是沒有嘴巴的孩子,因為太難講了。

        台灣過去絕對有很多性侵害的歷史,但自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制定以後,已經進入第二十一年。當初為何會制定這部法,是因為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被殺了35刀,被遺棄在荒郊野外之後,所有婦女團體的憤怒一下爆發,當時有許多婦女團體還舉辦「夜火照人權路」活動,質疑婦女的夜間安全、人身安全到底在那裡,台灣有沒有照顧到婦女的人身安全,於是與婦女人身安全相關的議題就成為重要議題。

        我覺得要感謝立法委員潘維剛,她提出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這部法在立法院已經躺了快十年,都沒有人談論,於是她就將這部法再拿出來,找了專家學者一起來討論裡面應該有那些架構,很快的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其實台灣有很多婦女人權的法案,都是因為發生了重大案件之後迅速通過,當然這樣的品質有待討論,但是我們還是看到台灣的進步。

        這部法後來也是經過好幾次的修正,修正到後來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一點很重要是「通報」,在這部法通過五、六年後,我們又把通報制度加入,變成必須要全面通報,通報範圍包括:校園、NGO組織、社區里鄰長、以及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都有通報責任,通報責任要求下來,所有公務體系都責任重大。例如:被性侵的個案到醫院檢驗、驗傷,醫生知道了就必須通報,當然有很多醫生一開始都不太願意通報,因為很麻煩,未來還可能被傳喚、作證,還要準備驗傷單等等,後來經過很多訓練和溝通,這些通報體制的人才意識到真的有通報責任,而且必須要義務通報。

        從通報責任被開始全面要求時,我們就可以看到性侵的案例和數量就開始飆升,大概從民國101年以後通報件數就達到一萬五千件,去年一共有一萬一千多件,其實還是很高,民國91年時才五千多件,然後就一直成長,到現在才稍微緩慢下降,可是也還是大約有一萬件,所以通報還是非常有效的。

        在教育體制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通報的成效,但是最近有一些婦女團體也開始檢討,通報是否有顧及個案的自主權,還有在教育體系裡有一些是「兩小無猜」,彼此有情感後發生了性行為,全部都被通報,一旦被通報,雙方家長都是非常生氣,就開始要告對方。其實,小孩子的性教育、創傷,或者他需要被情感教育或身體界線的教導大概都不見了,只剩下司法訴訟。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三讀通過已經二十一年了,許多婦女團體開始討論通報責任是否限縮或是再一次檢討,當然也包括很多成年人,其實他只想被服務,而不想進入司法訴訟。可是因為性侵害是刑事罪,通報了檢察官就要主動起訴,就算受害者不想進入司法程序也很難,因為是公訴罪。像是勵馨基金會就曾經接過一位家長打電話過來,因為她知道她的孩子可能被她的父親性侵害了,所以她希望為孩子做一點事情,包括一些諮商治療,可是我們告訴她,我們有通報的責任,我們可以服務妳,但還是需要通報。結果這個個案就再也沒有來電了,她怯步了,因為擔心被通報,整個家庭就破碎了。其實,關於家庭亂倫,第一步是終止性侵害;第二步應該是孩子的諮商或治療,而不是法律走在前面,而責任通報和司法連結在一起是需要被檢討的,我們也希望未來台灣能夠檢討。

        談起性侵害的防治還有一項需要被改進的是我們的司法系統,司法系統對性侵害的案例,受限於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的腦子裡沒有性別意識,所以有很多恐怖的語錄就會出來。比如說法官會問受害者是不是處女,可是處女跟性侵害有什麼關係,不是處女也會被性侵害啊!所以,每一次我們的社工陪同個案出庭時,臉上時常三條線。這要如何改變?還有男女朋友之間的性侵,男方就會呈上一張過去他們親密的照片給法官,法官就會認為兩人很要好,怎麼會性侵?告訴各位,連夫妻之間都有性侵,就是違法意願,我們知道比較大男人的思考都會認為太太有盡「性服務」的義務,怎麼可以拒絕。可是我們在講一個親密關係,一個好的親密關係,一定要尊重他的意願,所以包括男女朋友不尊重意願,不管過去多親密,都是屬於性侵的範圍,所以一些法官的腦袋真的應該被改變。

        再舉一個例子,有一位外勞,外勞的脆弱處境,包括:語言、文化、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性別是女的這些脆弱處境,很多外勞在雇主家裡被性侵後,來到我們的中途之家,我們大概做過一個統計,大約二十件申訴被性侵、希望能夠起訴的案件,結果檢察官受理後,二十件當中只有二件成案、起訴,起訴率大概只有一成多,所以檢察官的系統也是很值得改進。

        有一位外勞因為被雇主性侵,被要求口交,結果檢察官不起訴的理由是她可以抗拒、可以咬傷他的陰莖,可是她沒有,可見沒有違反她的意願。可是我們思考當下她如果反抗會如何?可能會致死。我們勵馨基金會在學校常和孩子們講,千萬不要抵死反抗、保命要緊,請問在當下怎麼去反抗?可是我們的法官和檢察官就有這樣的迷思,包括我們有一位個案被強迫蛇吻、被性騷擾,可是檢察官和法官卻說:「妳怎麼沒有咬斷他的舌頭」,實在很令人生氣。

所以台灣的性侵如果真的要讓受害者得到公平正義,冤屈能夠被伸張,我們的司法系統要改變,包括司法系統的性別迷思都應該被改變。所幸最近司法院長宣示,所有司法的教育系統和性別委員會,一定要把性別納入思維,這是我們多年來努力後才有的宣示,但只有宣示是不夠的,還需要落實,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監督司法系統,民間也成立了「性別司改聯盟」,就是希望司法系統改變,讓一年達到一萬多件的性侵案件能夠被公平正義的伸張,這對受害者而言非常重要,因為他會覺得這是還我公道的一個重要司法系統。

再來要談到社會對受害者的友善支持,友善的聆聽和陪伴也是非常重要。

民主在街頭狂飆 :「#Me Too」反性侵性騷運動

  • 播出時間: 2018-08-30 06:15:00
  • 主持人: 紀惠容
  • 勵馨基金會舉辦#Me Too大遊行,呼籲社會支持反性騷擾和性侵運動。

    勵馨基金會舉辦#Me Too大遊行,呼籲社會支持反性騷擾和性侵運動。

    勵馨基金會舉辦#Me Too大遊行,呼籲社會支持反性騷擾和性侵運動。

        有人說台灣根本沒有「#Me Too」運動,也好像從來沒有加害者被指認出來。確實,有幾位名人及國會助理跳出來說曾經被性騷擾,但是沒有任何加害者被指出來,這是非常遺憾的。

「#Me Too」反性侵性騷運動是從美國好萊塢的明星開始,並且如火如荼在全球各地展開,許多名人紛紛勇敢說出自己曾受性侵、性騷的遭遇,甚至指出加害者是誰,讓這些加害者無所遁形。「#Me Too」在台灣為什麼做不起來,因為很多人會考量一旦說出來恐怕就會被「打死了」,大家會叫你閉嘴,甚至指責你說謊、誣蔑、造謠。這種情況下大家會考慮到人脈問題,或者考慮到發生的當下是在秘室,沒有第三個人,所以在台灣好像就燒不起來。

再談到全球「#Me Too」反性侵性騷運動,首先從美國談起。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斯(Simone Biles)等160多名女子體操選手,出面指控美國國家隊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性侵,經過長達7天的聽證會後,遭到美國法院以多次性犯罪的罪名,判處40年至175年有期徒刑。這是舉世譁然的新聞,但這不只是新聞,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受害者在聽證會上講自己被傷害的過程,講到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這些在網路上都有,大家看了一定也覺得很心痛,他們講到自己被性侵之後,整個生涯規劃都受到影響,因為這個陰影一直存在他們心裡。

加害者被繩之以法大家都覺得很開心,但是日本、香港也有傳出女選手、女影星、女主播響應揭發名人性侵醜聞的「#Me Too」運動,她們指證歷歷歷,道出身旁知名人物對她們的性侵,令人遺憾的是,在日本跳出來指控主管對她性騷擾甚至要性侵的女主播,後來就不了了之。這個案件我今年到美國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NGO平行會議,日本也有女律師組成支援團體來支援這位女主播,並且在聯合國召開記者會,想要引起聯合國的注意並給日本施加壓力。這個案件我們還在持續觀察,看日本要如何回應這樣的「#Me Too」運動。

在香港也有知名影星被人指控性侵,但後來他的女兒和週遭的朋友都跳出來幫他講話,那些指控的人就被懷疑是在說謊,所以後來也不了了之。從這些運動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東方的社會太重視人情、太重視人際關係,所以當一位受害者要出面指控時,如果加害者是位非常有權勢的人,他能不能打敗這個人背景雄厚的人際關係壓力,是第一個要考量的;第二個是發生在秘室的性騷擾或性侵事件,沒有第三個人在場,所以還要考慮是否有其他人也同樣被性騷擾或性侵,如果我孤單一人跳出來,可能被這個人的權勢和人脈打死了,其他人也會叫我閉嘴,所以「#Me Too」運動在東方就變得非常難,相對來說,東方世界在這個運動上也顯得非常寂靜。

不過,在韓國還蠻強悍的,一位未來的政治明星被指控性騷擾、性侵,黨部為了自清就馬上將他革除黨職,後來這個人就下台了,政治生命也完了。韓國為什麼可以,日本、香港和台灣就很難。中國有一些零星的,但還沒有辦法匯成主流。其實台灣還是有人出面指控,就是Coco姐(周玉蔻),她出來指控時,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和網路上的反映,網路上一堆酸民反而指責她不好好說出加害者,如何讓人幫忙伸張公義等等。這個案件媒體抄了一、兩天之後就淡了,再也沒人提起,我覺得非常遺憾。

事實上,「#Me Too」運動之後,也有法國老牌女星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 跳出來說「#Me Too」運動太過火了,認為這是剝奪男人的調情權。但是「調情」和「性侵」絕對是不一樣的,而且也很容易區分,好的調情是愉悅的,而性侵是令人痛苦、屬於不愉悅的親密關係就是性侵,因為它是沒有徵求當事人意願,或違反當事人意願的強行親密關係。至於凱瑟琳丹妮芙說的不恰當的調情,這也屬於不愉悅的親密關係,也是不應該容忍的。

健康的親密關係是建立在尊重對方表達感受的完整性,與尊重對方表達身體界線的需求上。在健康的親密關係中是有容許犯錯的空間,比如說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彼此愛慕,可能其中一方只願意享受彼此的親密愛撫,但到最後一步可能是不要的,於是當下就犯了這樣的錯,有沒有包容的可能,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尊重對方的感受與界限。

        讓台灣噤聲不揭發性侵,還有一個很大因素,就是台灣或說東方社會太重視人際「關係」,讓很多是非或對錯混淆,而當我們把「關係」放在第一位子,更重於「對錯」時,是非就被掩蓋了,性受害者常在這樣的「關係」中,被犧牲了,甚至被要求忍耐與噤聲。所以如何讓台灣培養追求真相與實事求是的文化,才能讓性受害者敢把自己受害的遭遇講出來。

「#Me Too」自我揭露運動,絕對是要讓性受害者感受到友善的文化與社會,如此她們才能勇敢說出內心的困難與遭遇,而說出來後周遭親朋好友與社會的接納與支持,也是療癒創傷非常重要的一環。勵馨基金會成立已滿三十年,從三十年前的救援雛妓開始,一直在終止性別暴力這條路上陪伴所有倖存者,然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國86年施行至今已滿20週年。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民國86年至105年這20年間,性侵害通報案件受暴人數累計為13萬1,134人,其中女性高達9成,為男性的10.52倍。男性被害人數雖僅占1成,不過男性受害人數從86年的19人逐年增加到105年的1,159人,20年來增加60倍,顯見男性舉報性侵害的案件愈來愈多。

        以我在勵馨的服務經驗,相信仍有許多受害者不願意報案,尤其是發生在熟識者之間的性暴力,更讓受害者難以啟齒,因而形成龐大黑數。根據專家學者統計,性受害的黑數大概是通報人數的十倍。以過去20年的通報案件數13萬人來看,實際數字就高達130萬人,如何讓他們勇敢求助是非常重要的。

        回溯從以前到現在的「#Me Too」運動,我們一定要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包括司法系統能不能讓受害者信任,都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在街頭狂飆:反雛妓及兒童性剝削運動

  • 播出時間: 2018-08-23 06:15:00
  • 主持人: 紀惠容
  • 1992年勵馨基金會發起了反雛妓華西街慢跑活動,獲得熱烈響應。

    1992年勵馨基金會發起了反雛妓華西街慢跑活動,獲得熱烈響應。

    1992年勵馨基金會發起了反雛妓華西街慢跑活動,獲得熱烈響應。
  • 勵馨基金會是台灣反雛妓運動的倡議者

    勵馨基金會是台灣反雛妓運動的倡議者

    勵馨基金會是台灣反雛妓運動的倡議者

今天要談的台灣婦女運動,要聚焦在反雛妓運動,也就是反兒童性剝削運動。這個運動在台灣非常重要,而且也贏得國際讚賞,覺得這是在兒童保護上相當重要的一部法。

勵馨基金會在解嚴後的第一年,也就是1988年正式成立,當時成立最主要的目的是收容被警方救援出來的不幸少女,因為當時沒有法源基礎,被救援出來的少女就被收容在台北的廣慈博愛院,裝有鐵窗,所以一旦被收容進來是沒有人身自由,在那裡學習美容、洗髮等技能,因此被抓進去的少女都很痛苦,因為受到限制,而且她們也被人口販運者或是老鴇洗腦,覺得自己是被監禁,所以很想逃出去,逃出後很多又重返原來的行業。

當時有位美南浸信會的美國傳教士高愛琪,她被安排到廣慈博愛院去教英文,接觸到這些被收容的少女,特別是有一次還看到一位少女才11歲,非常年輕,可是穿著打扮非常成熟,她非常驚訝,因為這位少女跟她的女兒同年,可是人生卻變成不斷接客,不知道未來在哪裡,讓她非常難過,所以跟上帝呼求,希望能夠改變,否則她無法繼續,因為這些少女從廣慈博愛院出來後,往往就被人口販子及老鴇接走了,又重返色情行業,所以就呼籲國內基督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最後募集到一百萬元,租了一間房子做中途之家取名「勵馨園」,勵馨基金會就是那時成立。

高愛琪成立勵馨基金會1-2年後就回美國,由在地的梁望惠接手,梁望惠接手後做了一份台灣雛妓人數的推估報告,推估大約有六萬位雛妓,這個數字引起國際譁然,國內官員也如同「國王的新衣」一般,好像沒有穿衣服被掀出來,覺得很尷尬。數字出來後,政府也很想解決雛妓問題,婦女團體以勵馨基金會為首也曾經到華西街抗議,發起「救雛妓、女孩回家吧!」遊行。1992年勵馨基金會又發起了「反雛妓華西街慢跑」,用慢跑而不是遊行的方式,但這樣的慢跑也就是發揮覺醒的效果,根本沒有法律限制。那時我在勵馨基金會負責反雛妓行動專案,就去拜會當時的內政部長吳伯雄,告訴他我們需要一部法,否則問題無法解決,被救出的少女也無法妥善安置,而我們希望終止台灣的女孩被性剝削。

吳伯雄那時就承諾用民間版本送到立法院,於是1993年我們就將草案送到立法院,當時各黨派的黨鞭,包括:葉菊蘭、趙永清、林志嘉、謝啟大等人都願意協助,我們也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甚至演行動劇登上隔天報紙的頭版頭條。反雛妓運動開始贏得全國關注,也認為台灣不應該再有雛妓,勵馨基金會是當時重要的倡議者、領頭羊。這個法案在立法院只待了兩年就通過了,1993年送進、1995年就三讀通過,這非常難得,因為在立法院躺了十幾年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是由於白曉燕、彭婉如的案件才重新被拿出來討論,可是由民間提出的「雛妓防治法」才兩年就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名稱改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通過的法案裡面有幾點重要內容,包括:國家要負的責任、以及各部會(內政部、教育部、警政署、法務部)的工作內容都規定的清清楚楚,也規定各縣市必須設立中途之家收容不幸少女,也要有中途學校。當然對媒體也做了要求,因為媒體會刊登一些色情小廣告,引誘孩童去應徵色情工作,這些都需要被約束。韓國、日本以及一些先進國家原本還沒意識到這部法案的重要性,當台灣通過後,韓國及日本後來也紛紛跟進,因為一定要防止我們的孩子在這麼年輕的時候就步入色情行業。根據當時的調查,雛妓一天接客大約20-30次,想想這情何以堪。當時陳映真的雜誌也報導了雛妓問題,也很感謝很多媒體的關注,讓法案得以順利通過。

而在這一、二年內,經過幾個相關團體包括:勵馨基金會、展翅協會、婦女救援基金會、花蓮善牧等組織,合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條例聯盟,又將這個法案的名稱改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其中的差異是「性交易」有錢的對價關係,所以感覺孩子也有錯,因為有拿錢,所以包括法官或司法系統會將孩子當成虞犯。但是我們認為孩子並沒有錯,真正的錯是大人找孩子性交易,所以改成「性剝削」,意思是不管有沒有給錢,都不可以對孩子做性剝削的事情,這也符合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因為當中明白講到,兒童人權是不容被性剝削的,法案修改後更符合國際趨勢。

法案通過後,每一年相關團體還是持續監督政府的作為,行政院也依法每年舉行兩次聯繫會報,這是一個重要歷程,也為台灣帶來兒童人權的關注。在這裡分享一個小故事,當時我們舉辦華西街慢跑,有一位勵馨基金會中途之家的女孩也參與了,事後她寫了一封信給我:「紀姐,非常感謝妳舉辦華西街慢跑活動,讓我知道有那麼多人在關注這個議題。我以前在華西街的時候,以為全世界都遺忘我,以為父母把我賣掉,我在黑街裡完全沒有希望…。」可是當她到了勵馨中途之家並參加慢跑活動之後,突然意識到其實台灣的社會是關注這個議題的。

台灣的婦女運動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不只有婦女團體的努力,而這些運動的參與也很有意義,讓我們服務的孩子可以直接感受到。這位寫信給我的孩子後來也投入助人的工作,這樣的案例也讓我們看到,台灣從過去推估有六萬雛妓,到現在大幅減少,但是台灣的色情行業轉型,包括網路的情色交易,或是遊走在色情邊緣的泡沫紅茶妹等等,文化深層當中對少女的情結,把她們推進色情(情色)行業,這是大人的責任,婦女運動還是要再努力。

民主在街頭狂飆:五一勞動節的由來及解嚴前後的勞工運動

  • 播出時間: 2018-09-2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孫友聯
  • 解嚴前後,勞工運動開始風起雲湧。

    解嚴前後,勞工運動開始風起雲湧。

    解嚴前後,勞工運動開始風起雲湧。

        上一集介紹了日治時期以及戒嚴時期的勞工運動,勞工陣線也在1984年5月1日成立,難道是因為勞陣在5月1日成立,所以才把勞動節定在5月1日嗎?當然不是。事實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在教育的過程中也沒有人告訴過你勞動節的由來,勞動節的由來跟爭取一天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以及做為一位自由人,你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八小時,這樣的「三八工時」的原則有密切關係。

        事情發生在1886年美國芝加哥乾草廣場,為了爭取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勞動條件,有八個工會幹部被逮捕,有五個被判死刑,其中四個完成絞刑、一個在獄中自殺,二個被判終身監禁、一個被判15年無期徒刑。1889年社會黨國際在巴黎成立時,把平反的這一天訂為「五一勞動節」,所以勞動節不是慶祝的日子,而是紀念的日子。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因為永遠都有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人。這也是為什麼每一年的5月1日,全球各地的勞工、工會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權益、爭取更多社會正義的主要原因。

        前一陣子公視有一部影集叫《工廠的女兒》,是由楊青矗的著作《工廠女兒圈》所改編,這本書出版於1978年,內容就在描述上一集我所介紹的台灣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這段歷史很少人紀錄下來,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一部紀錄片《她們的故事》,瞭解台灣曾經經歷過的這一段歷史,這段女工堆積台灣經濟奇蹟的歷史。

        事實上,國民黨遷台之後,整個勞工運動是低迷的,但有個體系是存在的,就是在中國大陸成立的「全國總工會」,當時也一起搬來台灣。「全國總工會」是由黨國高度控制,並不是一個自主的工會。為什麼要介紹這一段,因為解嚴前後到90年代的自主工會歷史可以跟這段歷史相呼應。而包括80-90年代的勞工運動、工會運動所要回應的,也是一個不自主的工會體系應該被改革的主要原因。

        台灣第一個比較自主成立的工會是1975年新竹遠東化纖公司,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理監事由勞工掌握的企業工會(當時稱產業工會),而且當時就設置了所謂的罷工基金。還漏掉介紹一個體系就是1976年2月28日成立的夏潮體系,在之後的勞工教育裡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1984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時台灣大致已經走在民主的軌道上了,80年代的整個社會氣氛,從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大家敢走上街頭,口中喊出為自己爭取權利,包括國家定位問題、爭取普選以及更多的民主等等,整個社會、整個街頭都非常熱鬧。

勞陣在1984年成立,而台灣的黨禁是在1986年才解除,報禁也是在1986、1987年解除,所以1984-1988年可以劃分為一個期間,當時的勞陣做了什麼、勞工運動做了些什麼。事實上,1984年勞陣成立之後只能處理勞資爭議,大概不太敢去組織工會,雖然在那裡年代也發生了一些事件,像是宜蘭客運的車掌和司機的罷工陳情事件。而同樣也在1984年成立的社會運動團體,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簡稱:台權會)、還有爭取原住民權益,發起還我土地運動和原住民正名運動的「台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所以勞陣和台權會都算是台灣比較老牌的社運團體。

那一年也有很多的悲劇發生,包括:海山煤礦等許多煤礦發生的職災事件,礦坑爆炸造成幾十、甚至上百勞工罹難,這個事件後來也成為礦工爭取職業病─塵肺病認定的主要的力量。

1984年還發生一件事情,那就是《勞動基準法》的立法。是因為勞陣的成立才導致《勞基法》的立法嗎?當然也不是,勞陣在1984年成立,《勞基法》在1984年8月1日正式實施,主要原因是美國「301條款」之下,逼迫台灣政府必須要立一部法來改善兩國之間的貿易順差,這也是美國的勞工運動為台灣的勞工爭取的權益。因為美國的工會認為,台灣只要長出一家工廠,美國就少了一家工廠,他們認為因為台灣沒有任何勞動法保障,往前推只有《工廠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沒有一部保障基本勞動條件的法律,導致美國和台灣之間的貿易競爭完全不對等,經過工會向國務院施壓要求台灣政府訂定《勞動基準法》。這是很重要的起點,因為之後的「順法鬥爭」就是因為台灣有了《勞基法》。

《勞基法》當中就是規定一天工作八小時,八小時以後叫加班,加班要給加班費,一天工作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加班不得超過四個小時,所以一天二十四小時當中,《勞基法》允許你可以工作十二小時。我一開始介紹的美國勞工運動爭取的「三八原則」,其實就是在這個原則下定的標準。《勞基法》還規定工資由勞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所以基本工資又是一個概念;《勞基法》還規定雇主不得隨便解僱勞工,除非有法定解僱事由;《勞基法》還規定女工和童工的保障,包括產假和僱用童工的相關規定;當然《勞基法》也規定了職業災害的預防和保護,這就是《勞基法》。而這部法也讓後來的勞工運動在解嚴以後,有很多著力的空間。

在解嚴前後,整個台灣的社會開始感受到開放的氣氛,所以比較勇敢的走上街頭,包括勞工。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4-1987年,大概每一年都有重要的罷工事件,而且集中在某一個族群,例如客運業。像是新竹客運、豐原客運、苗栗客運,桃園客運是在1988年。所以在解嚴前後客運業的罷工事件風起雲湧、非常蓬勃,這個跟《勞基法》有關,因為以前沒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來約定他們的權益,也就是老闆要你工作多久就多久,也沒有加班費,早期只有《工廠法》,而這個產業又不是工廠,所以沒有任何規範。一直到1984年《勞基法》實施之後,爭取權利才與法有據。這群司機早期也沒有辦法對抗雇主,現在可以依照《勞基法》一天工作八小時,八小時之後叫加班,加班要給加班費,加班一天也不得超過四小時,這樣的勞動條件我可以堅持,也可以做為抗爭的依據,當然這些抗爭也包括調高薪資以及爭取年終獎金的運動,只是雇主也不是那麼容易就範。

如果大家對台灣的民主化有了解,很多地方壟斷性的事業都和地方派系有關,這是民主化過程中為了鞏固政權,維持統治合法性,必須要跟地方派系結合,這個脈絡在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就有很清楚的事件發生。回頭看1984年以後的《勞基法》「順法鬥爭」的抗爭事件,當司機們和後來成立工會以後的工會幹部,可以依法爭取自己的權益時,當然雇主就沒有任何推脫的機會。風起雲湧的罷工事件也讓台灣第一波的工會自主化運動奠下基礎。

1980年代,台灣的產業也開始外移,1986年發生了新竹玻璃的關廠事件,雇主跑掉了,勞工只好把工廠接下來好好經營工廠,後來轉虧為盈,這是台灣所謂的產業民主,也就是勞工也可以當家作主的一個很重要的實例。因為新竹玻璃的事件,也間接的促成了以前設置在內政部之下的勞動科成為勞工委員會,也就是獨立的勞工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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