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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街頭狂飆─戴振耀的街頭人生:美麗島事件(上)

  • 播出時間: 2018-07-12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增芝
  • 黨外精神領袖余登發被捕引爆「橋頭事件」(邱萬興 攝影)

    黨外精神領袖余登發被捕引爆「橋頭事件」(邱萬興 攝影)

    黨外精神領袖余登發被捕引爆「橋頭事件」(邱萬興 攝影)

戴振耀從軍中退伍時是1970年代,這一集要談的是美麗島事件,很多人都認為美麗島事件是1979年發生,都只看12月10日那一天的晚上,其實應該從整個1970年代的內外情勢來看,首先我們來談美麗島事件的背景以及戴振耀眼中的美麗島事件。

1970年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1971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聯合國大會也決議驅逐蔣介石非法佔據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這件事對台灣的衝擊非常大,戴振耀的感覺就是台灣會不會成為亞細亞的孤兒,所以那個年代無論是國民黨政權還是台灣人民,每個人的心中都是非常焦慮的。

那個時候雷震剛剛出獄,雷震以前是反台獨的,但他出獄後發現這個狀況後,跟傅正合寫了萬言書,也就是即使是外省族群,在野的雷震也主張要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而根據密件得知,當時在朝的外交部次長楊西崑也建議蔣介石應該要成立台灣民主共和國,因為聯合國沒有席次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對台灣相當不利,對國民黨政權也是不利的,可是很遺憾,蔣介石堅持「漢賊不兩立」,而因為他這樣的堅持,當時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像戴振耀這樣關心台灣前途的人,都非常焦慮。

1975年4月蔣介石逝世,戴振耀形容當時股市大跌、移民潮湧現,台灣越來越危急,黨外知識分子也很焦慮,於是在那年8月創辦《台灣政論》雜誌,只是才出刊五期就被停刊,會被停刊也是因為那一年有中央增額民代選舉,《台灣政論》其實跟選舉是互動的,包括雜誌的負責人黃信介與康寧祥,一位是增選立法委員、一位是增額立法委員。而那一年比較特殊的是過去的黨外菁英選舉都是各自山頭、各自奮鬥,但是那一年黃信介與康寧祥是全台串連、站台,也就是台灣人開始集結,這對蔣經國而言是一種壓力。

而那一年最特別的是「黨外虎將」郭雨新的落選,台灣人稱之為「被落選」,因為他被做票的相當嚴重。雖然選舉一直是不公平的,但有些高聲望的人,國民黨再怎麼做票也沒有辦法做掉。那一年郭雨新被做掉的原因,事後檢討認為是郭雨新那一年選舉的政見對蔣經國而言相當刺眼,其中包括: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令、解除報禁、總統及台北市長直接民選、釋放政治犯、確保言論出版及集會結社的真正自由。

其實除了總統直選之外,其它訴求從《自由中國》開始就一直在談,但是大家認為觸怒蔣經國的就是「總統及台北市長直接民選」。因為蔣經國那時雖然是行政院長,但基本上就是等著登基的總統,居然有人說要總統直選,所以他非常生氣,下令不能讓郭雨新當選。所以那一年的選務人員也很辛苦,郭雨新的「廢票」相當多。

郭雨新的選區是宜蘭及新北市(當時台北縣)中和一帶,但他被做票做掉的訊息,連在南台灣的戴振耀都非常憤怒,全台灣都很憤怒,這起事件也延續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因為郭雨新國民黨做票做得太嚴重,台灣人民對國民黨做票的憤怒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而這個臨界點到了1977年的「中壢事件」爆發。

過去選舉國民黨做票也常常被抗議,但是抗議都是在開完票之後,有一些很荒謬的做票行為,但是黨外菁英像是日語世代的郭雨新、吳三連、李萬居等人,他們都是親眼見證過二二八事件的人,他們非常擔心民眾受到傷害,所以反而要出面安撫抗議群眾。這些民眾要抗議的是國民黨做票,受害的是這些候選人,但是候選人反而要出面安撫群眾,所以以前做票雖然引起抗議,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傍晚之後發生,然後在候選人安撫之後,很快就相安無事。

但是中壢事件很特殊的是,1975年郭雨新落選後,1977年的選舉包括林義雄選宜蘭縣,姚嘉文幫忙助選,許信良則退黨參選桃園縣長,而那一年的黨外因為之前郭雨新事件,對做票都是嚴陣以待,還推出「教戰手冊」,要帶照相機、手電筒和算盤,所以原本就是要抓作票,甚至許信良在投票前三天還貼出很振奮人心的大字報─「只有共產黨才作票,看到作票就打死他」。

中壢事件裡的作票情節和以往相比其實不算嚴重,但是因為發生在早上,選務人員故意將兩位老人家的選票弄髒,讓它成為廢票,被後面的牙醫師看到後檢舉。因為他是早上檢舉,中午檢察官和警察包庇選務人員之後,引起群眾憤怒,從中午起就在大街小巷號召群眾包圍警察局,下午開始有推翻警車等破壞行為,到了晚上甚至有人放火。所以到了晚上七、八點警方就開槍了,造成兩位大學生死亡、一位十六歲少年受傷。中壢事件的火爆讓國民黨收斂在全台灣作票,所以那一年選舉黨外成果豐碩。

以那時的資訊傳播,不可能有即時報導,只是大家在看報票時,為什麼桃園都跳過,覺得怪怪的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國民黨因為有所謂「八號分機」所以是知情的,也因為知情才收斂作票,所以黨外才有比較好的成果,而那一年戴振耀也非常認真的幫高雄縣的黨外候選人黃友仁,所以一直非常關心這一次選舉。

說起來中壢事件也是埋下美麗島事件的引信,因為中壢事件是二二八事件以來,第一次街頭抗議國民黨的事件,不過這起事件在媒體上看到的跟實際發生的不太一樣。譬如說事後媒體報導蔣經國那天坐鎮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壢事件的狀況傳來,他做出三點指示:不能動用軍隊、警察不能傷害群眾、交由司法單位處理。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相信蔣經國做了這樣的指示,可是事實上這樣的官方說法是經不起檢驗的,因為當天晚上八點警方就開槍了,甚至造成兩名大學生死亡、一名少年受傷,如果蔣經國真的做了這樣的指示,為什麼不追究開槍的責任,顯然事實上並非如此。事實是蔣經國非常憤怒,因為後來美麗島事件時出現了許多嶄新的鎮暴車,很明顯是在中壢事件之後才大批採購的。

中壢事件後,黨外在地方五合一選舉中獲得大勝利,本來到了1988年底還有中央增額民代選舉,當時黨外情勢一片大好,但沒有想到1978年12月美國宣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蔣經國在投票前的一個星期宣布停止選舉,黨外當然無法接受,因此在12月25日召開了「國是會議」,邀請余登發北上,73人連署了「黨外人士國是聲明」。

黨外人士為什麼會選擇余登發,因為余登發在選前就大力贊助黨外助選團,於是請他擔任黨外的精神領袖,然後也決議在春節前環島發送國是聲明,並且於2月1日在高雄縣橋頭鄉舉行新春團拜的千人餐會。沒想到餐會還沒舉辦,余登發父子就在1月21日凌晨遭到逮捕,罪名跟雷震被抓時非常類似,由此可以看出,當初雷震要組黨,蔣介石就抓他來殺雞儆猴,而這次黨外大團結,國民黨也想複製雷震的版本,抓余登發來恐嚇。蔣經國以為這次抓余登發也會像當初逮捕雷震一樣,所有黨外都噤聲,但是沒有想到,戰後的這群人不一樣,許信良召集施明德、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等人討論後,決定在22日早上發動示威抗議遊行,這就是「橋頭事件」。

橋頭事件是戒嚴時代第一個示威抗議的遊行,戴振耀並不是被通知的人,事實上參與討論趕過來的人只有二十幾個,戴振耀是在路上聽到有人在抗議,現在的街頭抗議是稀鬆平常,但是在當時是非同小可,所以戴振耀就趕快跑去,看到施明德、姚嘉文、許信良等人在遊行,就趕緊去參與並幫忙發傳單。

橋頭事件後,才剛選上桃園縣長不久的許信良就被解職,黨外為了抗議,還幫許信良辦了一場生日宴會,說是生日宴會,其實就是為了突破戒嚴之下禁止集會遊行的限制。那場生日宴會聚集了大約一、二萬人,而在橋頭的余登發家人為了感謝許信良之前的聲援,也包了好幾台遊覽車到桃園聲援,戴振耀也在其中。

從這場群眾大會也可以看出黨外的聲勢、以及南北串連的狀況,而這也影響到美麗島事件的發展。

民主在街頭狂飆─戴振耀的街頭人生:戴振耀成長過程的小故事

  • 播出時間: 2018-07-0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增芝
  • 戴振耀當兵照(家屬提供)

    戴振耀當兵照(家屬提供)

    戴振耀當兵照(家屬提供)
  • 戴振耀高中照(家屬提供)

    戴振耀高中照(家屬提供)

    戴振耀高中照(家屬提供)
  • 戴振耀初中照(家屬提供)

    戴振耀初中照(家屬提供)

    戴振耀初中照(家屬提供)
  • 戴振耀高中時(右一)拍攝全家福(家屬提供)

    戴振耀高中時(右一)拍攝全家福(家屬提供)

    戴振耀高中時(右一)拍攝全家福(家屬提供)

戴振耀是1970年代黨外的反對運動者,也是美麗島事件的政治受難者,他坐過三年黑牢,出獄後仍然選擇絕不屈服的人生。他是1980年代開啟台灣農民運動的大佬,也曾經擔任民進黨農民立委以及農委會副主委。「民主在街頭狂飆」節目,顧名思義就是講述台灣的民主和群眾在街頭抗爭的故事,透過戴振耀先生絕不屈服的街頭人生,來瞭解台灣在戒嚴體制下,街頭抗爭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那個年代。

說到戒嚴體制,有個概念要先釐清,在政治學上有封建體制、威權體制、專制獨裁體制,其實嚴格講並沒有「戒嚴體制」這個名詞,因為戒嚴的概念一開始就是「臨時性」的。戒嚴通常是指一個國家為了因應外強侵略戰爭、或是內部政變叛亂,或者是重大天災人禍,例如:地震、核災、嚴重傳染病、恐怖組織的恐怖攻擊…等,國家為了快速控制、穩定社會秩序,授權國家元首採取緊急非常手段,通常是軍事接管,一般稱為緊急狀態。

換言之,在台灣戒嚴法是壓迫人民、要求人民遵守的惡法,但是在民主憲政國家則剛好相反,是指國家統治者在發動臨時性的戒嚴措施時,必須遵守的程序和規範。簡言之,戒嚴是緊急的臨時措施,因此有一定期限和一定的地區範圍,而當緊急狀態消失時,戒嚴令就必須解除,所以台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是非常謊謬的。這個節目所要談的戴振耀的街頭人生,其實也是他跟所有同一個世代勇敢的台灣人,站到街頭、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故事。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幾個戴振耀成長過程的小故事,而這些也是影響他走向黨外民主運動、以及在1980年代展開農民組織的背景。

戴振耀出生在非常清寒的農家,他是長子,有一個妹妹、四個弟弟。小學六年級開始受到父親的影響,非常愛看黨外雜誌,所以從小就非常尊敬、崇拜許多黨外的民主前輩,講起這些民主前輩的故事,戴振耀簡直如數家珍。另外,受到父親與鄰里長輩經常談論的影響,他也知道《自由中國》是當時水準最高的黨外雜誌,只是因為當時年紀太小、似懂非懂,只知道裡面常出現「反對黨」。再加上鄰里長輩非常尊敬雷震先生,戴振耀也受到感染,所以他初中時曾經在週記裡為雷震抱不平。

那是1960年的夏天,戴振耀剛考上初中的暑假,他聽到雷震到高雄召開組黨座談會,他就和幾個同學從高雄縣的橋頭跑到高雄市區,到了召開座談會的飯店,只是為了想看看民主偶像雷震先生,可是很遺憾,飯店外面滿滿都是憲兵,根本進不去,戴振耀只好非常失望的離開。

這場座談會的背景是因為雷震多年來透過《自由中國》強烈勸阻蔣介石不要違反憲法連任總統,但是接連兩次失敗,1960年3月,蔣介石又違反憲法連任第三屆總統之後,雷震開始轉向結合外省知識分子與台灣具有社會群眾基礎的黨外菁英,努力籌組民主政黨。他們在5月18日達成共識後,就決定到各地舉辦座談會。在高雄的這一場就是1960年7月31日,也就是戴振耀失望離開的那一場,這一場座談會雖然遭到國民黨的打壓與恐嚇,但是八月份的座談會仍然持續在各地進行,這當然嚴重觸怒了蔣介石,於是雷震在9月4日被逮捕,罪名是「包庇匪諜、搧動叛亂」,被判處十年徒刑,也因此黨外原定九月要成立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就胎死腹中。

剛上初中一年級的戴振耀聽到雷震被判刑十年的消息,非常難過,剛好有一天校長在早上升旗典禮訓話時說:「要培養學生講真話的情操….」。可是戴振耀越想越覺得成人的世界並非如此,於是就在週記上寫:「校長說,年輕人要講真話,但真話不是這麼容易說,因為我看《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先生,他說真話未成,鐵窗已坐成。判刑十年,哀哉哀哉!」。

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只能寫這樣的文字,但這樣的文字在那個年代,卻讓他的班導師嚇壞了,當天晚上就騎著腳踏車去找戴振耀的爸爸,給他看週記內容,戴振耀的爸爸也嚇了一跳,問他怎麼會寫這些。戴振耀就回他阿爸:「你不是也有看《自由中國》,我講的有什麼不對嗎?」他爸爸一時語塞。

也是在那個晚上,戴振耀第一次聽到,原來他們宗親裡有幾位堂兄,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抓了四個,其中三個被判處死刑槍決,另一個被判了十五年,他才知道為什麼有些堂弟從小就沒有爸爸,他也想起小時候在寧靜的農村,半夜裡常常會有婦女的哭聲,不是年輕的太太就是年老的媽媽,原來就是因為他的堂兄被抓了。戴振耀到了初中三年級才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他才知道小時候總覺得大人有「秘密」,原來就是這件事情。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感覺,而是那個年代的小孩都是這樣成長的。

戴振耀高中時就讀岡山高中,那是高雄非常有名的眷村高中,裡面的設備,像是圖書館等等都非常好,他最高興的就是在圖書館裡看到全套的《自由中國》。因為當時已經高中了,以前非常崇拜雷震,閱讀之後則非常敬佩殷海光先生,他還因為崇拜殷海光而與幾位同學跑到台北旁聽他的課,但他不知道那一堂課居然是殷海光先生最後一個學期。無論如何,自從上過他的課後,只要是殷海光的書,不管看不看得懂,戴振耀一定都會買下來。

另外,他在高中時還非常熱衷看選舉。戒嚴時期國民黨禁止人民集會遊行,但是選舉時有所謂「民主假期」。戴振耀在選舉時非常喜歡去聽黨外民主前輩的演講,尤其是郭國基。可以說在那個年代,文字上是由中國知識分子在掌握,但是在演講方面還是台灣人主導,因為台灣人在當時的文字表達不多,黨外雜誌大概都是外省人所寫。這是戴振耀在高中受到黨外雜誌以及民主前輩的影響。

戴振耀在岡山高中時也認識了許多外省同學,他跟這些外省同學感情都不錯。譬如他高中的一位同班同學高凌風,那時他看的很多瓊瑤小說都是高凌風借給他的。同學之間的感情好歸好,但是他還是感覺到很多不公平,例如:外省同學的教育因為有補助都不必花錢,家裡的水電費也可以減免,還有米、麵粉等食物配給,可是像他這樣的農家子弟,爸爸每年的寒暑假都要跑農會貸款,為孩子的教育費焦頭爛額,他就感覺到眷村和農村子弟的階級不公,這跟他後來會從事農民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他感受到眷村和農村子弟的差異,但是戴振耀從來沒有省籍的意識,譬如他所崇拜的雷震和殷海光都是外省人,而他跟外省人的感情還有在他當兵的時候,他開始非常同情那些外省老兵。戴振耀高中畢業後當兵,當時高中畢業的人不多,所以他在軍中也被賦予文書工作,與一些長官朝夕相處,每逢過年過節與這些長官喝酒聊天時,才知道原來他們當年來台灣也是被「抓兵」,不是自願的。

像軍中的一位江蘇籍排副顧銘,當初就是出門買東西時被抓上軍車來到台灣,那時他才剛結婚一年,與妻子生了一個小孩,正是人生最快樂的時候,卻與太太來不及說再見就到了台灣,所以他非常思念小孩。僅管到了1960年代,省籍有非常密切的通婚,顧銘先生也沒有再婚,只是問戴振耀願不願意做他的兒子。那時,戴振耀被嚇一跳,覺得自己有爸爸,所以就拒絕了他。但他退伍的時候,排副顧銘卻堅持要幫他揹行李,戴振耀覺得他是長官、年紀還這麼大,怎麼可以讓他揹行李,可是顧銘非常堅持,還一路幫他揹到花蓮車站。等到回到家後,戴振耀才覺悟到,原來顧銘是想念他在大陸的小孩,因為算算日子,戴振耀跟他的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所以戴振耀一直很自責,這是他同情外省老兵的一個例子。

另外一位是他的連長,來自中國四川的王丕祥。1969年,台灣正在進行第一次中央增額民代的選舉,戴振耀在澎湖剛好看到郭國基的宣傳車,就很高興的要了一些宣傳單幫忙發放,可是戴振耀沒有想到他身上還穿著軍服,就跑到澎湖通樑的大樹下發傳單,不到五分鐘就被輔導長抓起來。結果連長一聽到戴振耀被抓,就非常堅持要自己處理而不讓政戰系統的輔導長處理,還把他帶到師長面前大罵一通,什麼「鄉下人無知不懂事」…等等,罵得很難堪。戴振耀一開始還覺得平常跟連長不是很好嗎?怎麼罵得那麼難聽,過了很久以後他才知道,其實那位老連長是在救他,他一直暗示師長他只是無知而已,並不是叛亂份子。所以他一直對這兩位長官非常感懷,直到老年講到他們時還是很感激的心情,對於顧銘先生則是很自責。

這些都是戴振耀成長過程影響他後來走上黨外運動與農民運動的一些故事,下一集將和大家分享戴振耀在美麗島事件當中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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