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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中尋找星星:俞國基、李旺台

  • 播出時間: 2018-10-15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何榮幸
  • 主講人何榮幸與俞國基(左)合影 (何榮幸提供)

    主講人何榮幸與俞國基(左)合影 (何榮幸提供)

    主講人何榮幸與俞國基(左)合影 (何榮幸提供)

        大家都知道北部的兩大報是《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戒嚴時期南臺灣的兩大報:《臺灣時報》和《民眾日報》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要介紹的俞國基與李旺台則分別擔任過南臺灣兩大報的總編輯。這兩位資深記者都已經退休,共同的代表性是戒嚴時期在南臺灣擔任編輯的重要工作。南台灣兩大報,因為遠離台北,在戒嚴時期比較有發揮空間,其中李旺台更見證了「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過程,所以今天介紹這兩位也格外有意義。

當初俞國基進入《臺灣時報》發展時曾經經歷幾個小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他在擔任《臺灣時報》總編輯時,曾經發生過一架國軍訓練機掉落高雄岡山的事件,要是發生在現在,媒體一定大幅報導,電視台SNG連線,可是當時國軍訓練機掉落砸毀民房、造成死傷,這麼重大的新聞,媒體一定會當做頭條新聞處理,可是當年俞國基卻接到警備總部南部值星官的電話,只說一句「不能見報」,第二天包括《臺灣時報》在內的所有報紙都沒有這則新聞。台灣好像從來沒有掉下飛機,就因為警總值星官直接打電話給各媒體總編輯,說一句不能報導,這麼公開又造成死傷的新聞隻字未見。

另一個故事是俞國基已經到海外擔任《中國時報》美洲版總編輯,後轉總主筆任內,有篇社論寫美國當時的總統雷根年紀太大不適合連任,這樣的正常民主都可以接受公評的評論,結果卻引起華僑不滿,認為美國《中國時報》詆毀美國總統,跟當時駐美代表錢復告狀,錢復就將此事報告給蔣經國總統,蔣經國就找來《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稱此篇社論嚴重「破壞中美邦交」。結果余紀忠親自飛到美國要求俞國基辭職,且立刻生效,俞國基被迫離開中時擺地攤維生,因為如此緊急狀態下根本找不到工作。等到過了一段時間,風波稍微平息之後,余紀忠的兒子、也就是中時小老闆余建新又特地飛往美國,提供俞國基一年生活費,做為拔掉他美洲中時總主筆的補償。這些是發生在俞國基身上的小故事,他除了在《臺灣時報》和美洲《中國時報》任職之外,也曾經在《自由時報》擔任副社長,在台灣接觸過非常多報老闆,與他們有許多交集,也最瞭解這些媒體報老闆的故事。

而李旺台的故事在當時更驚心動魄,他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擔任《臺灣時報》採訪組副主任,他當時是以記者身份與遊行群眾走在一起,原本想這就是民主的抗議事件,結果沒想到美麗島的遊行隊伍越走情勢越緊張,原本他看到遊行民眾被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散奔走,以人性來說,當發現警方朝你發射催淚瓦斯時,你一定馬上四散奔走,躲避攻擊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去攻擊警方,可是就在民眾四散躲避催淚瓦斯時,這位資深記者李旺台在遊行隊伍裡看到一個謊謬的現象,居然隊伍裡跑出一群根本不像來參加遊行的黑衣人,他們在其他遊行群眾躲避催淚瓦斯時,反而拿起好像是事先準備好的鐵槌、木棍毆打憲警。所以當時他看到的現象連他都不敢相信,遊行群眾明明是被警察準備驅散,怎麼會有這群黑衣人主動出來攻擊警察。後來他才發現,原來這才是主流媒體和執政當局想要封鎖的美麗島事件真相,遊行隊伍裡面原本就藏有一些預謀的人,帶著早就準備好的鐵槌、木棍,就是要藉機鬧事,目的是要製造這場民主的抗議遊行,參與的都是暴徒,就是要拿著武器去對付那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憲兵和警察,所以美麗島事件當時媒體全都鋪天蓋地報導,都是這些暴民在攻擊憲警。這是李旺台親身參與美麗島事件所看到的,因為《臺灣時報》的大本營在高雄,所以他們當然重視這個新聞,所以也努力去做一些比較符合真相的報導。

從俞國基和李旺台這兩位在南部兩大報《臺灣時報》和《民眾日報》先後擔任過總編輯的資深記者,他們曾經發生過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台灣的資深記者不但處於風聲鶴唳的肅殺氣氛當中去跑新聞,更重要的是可能連你親自見證的事件都會受到很大的扭曲,以致於連自己都會懷疑自己看到的是真相。現在回頭來看這兩位資深記者從南臺灣的媒體看到的觀點,剛才提到的媒體一言堂的可怕,如今看來仍然觸目驚心。

一位記者自己在遊行隊伍當中看到黑衣人像預謀一般拿著準備好的武器攻擊警察,他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但是在後來兩、三個月下來,媒體(尤其北部的媒體)鋪天蓋地報導都是這些民眾、暴徒「先暴後鎮」,而不是他在遊行現場所看到的,因為有一些黑衣人藉機鬧事,接著警察開始鎮壓,鎮壓之後群眾被逼還擊的「先鎮後暴」。可是因為主流媒體和其它媒體全都鋪天蓋地報導這個遊行都是暴民、用準備好的武器攻擊警察,還大篇幅報導這些受傷警察的委屈,以致於李旺台這位資深記者在接受我們《黑夜中尋找星星》資深記者口述計畫的採訪時,連他都懷疑他自己到底有沒有參加這場遊行,主流媒體的報導讓他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人,一個當時親身見證歷史事件的資深記者,都會受到媒體一言堂的重大影響,轉而去懷疑自己親眼目睹的真實性,這樣的故事很能夠反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所經歷過的訊息被封鎖、箝制,以致於記憶被改寫的時代氛圍。

透過這兩位資深記者回憶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理解當時警備總部、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中政工單位這四種操控力量無所不在,以致於只要一個小小的警總值星官的一通電話,就可以封鎖這麼重要的國軍訓練機掉落砸毀民房、造成死傷的新聞。這樣的操控力量對當時的媒體來說是多麼的箝制言論自由,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的老闆也必須尋找生存之道,像是余紀忠受到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不得不親自飛到美國要求俞國基辭職,使得俞國基以擺地攤為生,但沒多久又請他的兒子提供給俞國基生活費,讓他可以持續轉進其它新聞工作,媒體老闆在戒嚴時期面臨著想要有比較開明的報導空間,同時又要能夠自保的兩難,這也是非常微妙的媒體發展的一環。

最後,我們深深感到台灣因為南北的發展差異,長期從台北看天下,不管是戒嚴時期還是解嚴幾十年後的現在,我們都更需要超越從台北看天下,不管是南方的觀點或是其它台灣各地的在地觀點,希望能夠有更多在地的媒體報導真相,能夠在台北主流媒體的觀點之外,呈現台灣真實的聲音。

黑夜中尋找星星:司馬文武

  • 播出時間: 2018-10-0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何榮幸
  • 1988年8月司馬文武與張丁蘭參加黑名單返鄉活動(邱萬興 攝影)

    1988年8月司馬文武與張丁蘭參加黑名單返鄉活動(邱萬興 攝影)

    1988年8月司馬文武與張丁蘭參加黑名單返鄉活動(邱萬興 攝影)
  • 司馬文武近照(邱萬興 攝影)

    司馬文武近照(邱萬興 攝影)

    司馬文武近照(邱萬興 攝影)

        今天節目要談黨外雜誌,而談到黨外雜誌,很多人會想到一位老記者的名字,他是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因為他在當年台灣黨外雜誌引領風騷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他的新聞歷程不只在黨外雜誌,不過,在討論台灣從戒嚴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黨外雜誌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關鍵,特別是在突破言論禁忌的面向所凸顯的時代意義,在解嚴三十年後的現在看來格外具有意義。

        司馬文武是1944年出生,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後來去念了政大政研所。跟司馬文武一樣的記者特性是台灣戰後第一代的知識份子,在差不多1970年代紛紛進入新聞界,帶著正義感與理想性,以報導台灣的聲音為職志進入媒體。當年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因為有這樣的使命感,紛紛進入主流媒體想要發揮抱負,司馬文武是其中一位。

司馬文武進入主流媒體的經歷是先在《中國時報》擔任政治及外交記者,後來短暫擔任《自立晚報》記者之後,又被中時的老闆余紀忠挖回《中國時報》去寫專欄、當主編,可是到了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前夕,他受到希望報導更多真實聲音的召喚,深深感受到當時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已經無法報導真實的聲音了,於是接受當時一位重要的黨外立委康寧祥的邀請,擔任《八十年代》這本黨外雜誌的總編輯,他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半年接下《八十年代》總編輯之後,從此展開一連串跟當時警備總部玩捉迷藏的驚心動魄故事。

        當時黨外雜誌其實有非常多人參與,之所以特別介紹司馬文武是因為他有幾點直到現在回顧起來都相當具有象徵意義。首先、他是把記者的專業帶進黨外雜誌的一位重要記者,第二、他在黨外雜誌或是擴大的黨外陣營,常常接待國際記者,並代表台灣在野的聲音去接受國外媒體的訪問,所以當時許多人笑稱他是地下新聞局長。另外,他長期寫的評論,從早期的〈台北耳語〉到後來〈司馬觀點〉一直發揮很重要的影響力,那也是台灣專欄和評論的黃金時期,這幾點特色,讓他在當年投入黨外雜誌的年輕世代中格外突出。

        司馬文武在《八十年代》總編輯任內最常碰到的事情是雜誌被查禁,這在現在的年輕人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雜誌只有賣得好與賣不好的問題,沒有什麼被查禁的問題。可是在台灣這麼漫長的戒嚴時期,情治單位常以各種理由查禁雜誌,而最常用的理由就是「影響民生士氣」,當時所有黨外雜誌的特點就是批評一黨獨大的執政黨當局,希望揭發政治人物的醜聞和弊端,因此三不五時就被用「影響民生士氣」的理由查禁。

        這樣的查禁也是無孔不入,當時的情治人員會到雜誌社去查禁、也會到印刷廠去禁止印刷、還會查究竟這個筆名真正的撰寫者是誰,當時的氣氛其實是很風聲鶴唳,寫到一些批評當權者的新聞,儘管都是事實也很害怕會付出代價。司馬文武在接受我與台大新研所師生訪談的《黑夜中尋找星星》出書計畫裡,談到黨外雜誌被查禁的過程,自己都大笑不止,因為當時警總的任務就是一定要查禁雜誌,而黨外雜誌就一定要想盡辦法在被查禁之後正常出版,滿足民眾知的權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遊戲規則,也就是黨外雜誌會先印個一、兩千本,這些就是準備被查禁用的,也跟印刷廠說好,先印這些雜誌,等到警總到印刷廠要以「影響民生士氣」為由查禁雜誌時,這批雜誌本來就是準備好被沒收的,而在這些雜誌被沒收之前,當時的印刷廠只要跟警備總部去檢舉有黨外雜誌在印刷,也可以領到檢舉獎金,這些警總人員查禁雜誌後,也會被記功、記嘉獎,等到雜誌被查禁後,司馬文武他們才去印真正要賣給一般人的一、兩萬本雜誌。當時黨外雜誌都賣得非常好,只要到台大對面的書報攤去說要買「小本的」,老闆就會像在賣黃色雜誌一樣,偷偷的抽出幾本黨外雜誌賣給你,因為不敢公然賣,而透過各式各樣的黨外雜誌,就是當時瞭解台灣在兩大報、三家電視台之外,到底發生了那些事情的重要管道。

        回到剛才司馬文武所講的貓抓老鼠、捉迷藏的遊戲,就變成了一套共生規則,久而久之就是印刷廠可以舉報獲得獎金,警總可以查扣這兩千本雜誌回去領獎、記功,而黨外雜誌在這些刻意被查禁的兩千本雜誌印完之後,可以真正去印可以大賣特賣,完全不需要打廣告就可以賺錢的一、兩萬本雜誌,而渴望知道台灣社會真實狀況的民眾,則可以到書報攤偷偷地去買這些黨外雜誌,瞭解在主流媒體裡面所不知道的台灣社會真正發生的現況,這些就是司馬文武這些黨外雜誌的老記者們,在威權時代、戒嚴時期,透過黨外雜誌報導真相發揮影響力。

在這個部份司馬文武的重要貢獻是,不可諱言,當時許多黨外雜誌的報導是根據耳語或是小道消息,然後用匿名的方式報導,但是司馬文武因為是從主流媒體出身,也想當一輩子的記者,所以他在黨外雜誌這些編輯、採訪的過程中,嚴格要求要做到新聞專業,要去查證、要報導事實,所以《八十年代》為首的一些黨外雜誌,在當時跟其它黨外雜誌比較起來,確實報導了比較多有經過查證的事實。而且他們積極的與知識份子與學者合作,當時也有很多學者想針對時政發表他們的看法、建議與批評,可是主流媒體不願刊登,所以只好刊登在黨外雜誌上。而黨外雜誌在結合了學術和新聞專業之後,水準大幅度提升,也影響了解嚴之前黨外運動的文化水平與知識啟蒙的力量不斷增進,對於關心台灣民主發展、對於當時台灣年輕人、以及國際社會瞭解台灣有直接幫助。司馬文武在黨外雜誌與警總玩捉迷藏的故事,也具體而微的呈現出戒嚴時期的新聞工作者,努力的尋找星星也就是民主的過程。

        從今天的角度回過頭看戒嚴時期、解嚴前後這些黨外雜誌的努力,其實有幾個角度可以進一步進行反思。首先、當時的時代氛圍讓所有從主流媒體到黨外雜誌的新聞工作者,仍然擔心動輒得咎,只要寫錯就可能被警總約談或是被關。當時很多主流媒體的內部還有國民黨黨部、或是黨工在監視媒體的各種採訪和報導內容,這是他們當時所處的時代氛圍。而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有一個重要的新聞課題值得省思,也就是「什麼是媒體記者的客觀中立?」。過去我們會認為媒體越大、工作人員越多、越老牌,報導的消息越真實、越權威,但是在這種不正常的戒嚴體制、在國民黨文工會或是警總一通電話,就可以要求媒體報導什麼的氛圍下,往往主流媒體的記者的新聞自由是最小的,能夠報導的真相是最少的,所以能夠做到的客觀中立也是受到最大的限制。而在當時被認為是不入流、報導小道消息的黨外雜誌,在那個特殊環境之下,反而在某些程度上扮演更多讓記者可以發揮客觀中立角色的重要功能。

        當然,隨著時代改變,解除戒嚴、報禁解除、電子媒體也開放,當言論禁忌大開、沒有報導禁忌之後,黨外雜誌也逐漸失去階段性的角色和功能。所以一度蓬勃的黨外雜誌在解除戒嚴後,也慢慢自然的沒落、銷路越來越少,最後都轉型回到主流媒體,讓記者扮演客觀中立報導事實的角色。至於司馬文武曾經扮演過的專欄作家巨大影響力,也因為時代的轉變,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媒體,發揮自己的角色,民間更有很多高手,所以一、兩篇專欄就能發揮重要影響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可是回顧黨外雜誌、回顧司馬文武曾經有過的地下新聞局長經歷、還有他的司馬觀點,他專欄的影響力,還是可以讓人反思,新聞記者在一個新聞自由遭到控制的時代,可以透過那些努力對社會做出影響,扮演記者能夠發揮的重要功能。

 

黑夜中尋找星星:從資深記者生命史看台灣民主化歷程

  • 播出時間: 2018-10-0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何榮幸
  • 何榮幸帶領台大新研所師生於解嚴20年時所出版的專書《黑夜中尋找星星》

    何榮幸帶領台大新研所師生於解嚴20年時所出版的專書《黑夜中尋找星星》

    何榮幸帶領台大新研所師生於解嚴20年時所出版的專書《黑夜中尋找星星》
  • 「黑夜中尋找星星」團隊合照(何榮幸提供)

    「黑夜中尋找星星」團隊合照(何榮幸提供)

    「黑夜中尋找星星」團隊合照(何榮幸提供)

我是報導者文化基金會執行長何榮幸,很高興來央廣開設「黑夜中尋找星星」節目,希望用13集來跟大家分享台灣的資深記者如何從戒嚴時期走向民主化,他們的生命歷程、他們所見證的歷史現場、以及他們跟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給現在的新聞界那些啟示。有人認為台灣的新聞很自由、甚至太自由了、太亂了,但回首來時路,台灣的新聞自由不是從天而降,而是一點一滴爭取而來,正因如此,在解嚴30年之後的此刻,我們回首走過的爭取新聞自由的足跡,格外具有意義。

我進新聞界已經28年,1991年進入新聞界,我在念台大社會系時,就感受到解嚴前後新聞界風起雲湧的情況,那時雖然還是兩大報與三家電視台獨大,但一方面,我在台大校園編刊物、辦社團,二來、校園外面發生了很多事,像:自立晚報報導了許信良闖關回台的機場事件、《新新聞》創刊、作家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自立晚報兩位記者徐璐、李永得首開先例到大陸採訪,這些事件都慢慢影響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去感受解嚴前後的社會變化。而我自己進入新聞界後,在1994年左右,因為發生自立報系要被變賣的自立事件,我從自立事件起投入媒體改革運動,自立事件隔年我們成立記者協會,我成為第一屆會長,後來也創辦《目擊者》雙月刊,關心台灣記者與媒體改革問題,後來加入「媒體改造學社」與許多學者一起推動媒體公共化的運動,三年前我創辦了非營利的網路媒體《報導者》,成為《報導者》總編輯以及報導者基金會執行長。一路走來,新聞自由、新聞自主、新聞自律這些媒體改革的議題,一直是我最關心的課題,我也希望一輩子當記者,以記者為志業。

我在「黑夜中尋找星星」節目中要介紹的這些資深記者們,這些年來於公於私與我也有很多接觸,我覺得此時此刻能夠介紹他們給聽眾朋友認識,對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黑夜中尋找星星」的節目名稱,是來自十年前我在台大新聞研究所,擔任第一屆傑出記者講座時,帶領了台大新聞研究所的老師與學生,共同完成了一本資深記者生命史的專書,書名就是「黑夜中尋找星星」。

為什麼十年前要做這件事呢?十年前是台灣解除戒嚴20年的里程碑,那時我就深深感受到台灣在講到新聞自由、新聞經驗、新聞典範時,永遠都是談美國的「水門案」,都在講《華盛頓郵報》那兩位很厲害的記者,如何踢爆「水門案」讓尼克森總統下台。然後講到中國乃至於台灣的新聞經驗時,看到的新聞教科書以及學校老師教的都是《大公報》張季鸞,無黨、無私的這些經歷。但這些都是大陸時期的新聞發展經驗,那屬於台灣自己的新聞發展經驗是什麼?台灣在漫長的戒嚴時期當中,媒體遭到新聞打壓的情況是如何?而在戒嚴期間內,努力想去爭取新聞自由的記者們,他們做了那些努力尋求突破、又受到了那些挫折?這些我們都缺乏系統性完整的整理。

因此,十年前我與台大新研所張錦華、林麗雲、洪貞玲等幾位老師、以及17位研究生,一起來推動「黑夜中尋找星星」計畫,希望重新整理與建構台灣新聞經驗。在這裡我們想要凸顯的是在台灣解除戒嚴20年的關鍵時刻,我們如何看待在漫長的戒嚴時期,從警備總部到調查局、到國民黨的文工會、到軍中的政工單位,他們是利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層層操控媒體、影響媒體的報導內容。而在媒體裡面的記者,在媒體老闆的立場影響之下,如何去秉持正義感與良知,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不管他們所處的媒體立場是什麼,能夠努力一點一點的前進,讓台灣民眾能夠多知道一些應該知道的消息。

        這樣的計畫展開並不容易,因為台灣戒嚴時間很長,是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戒嚴時期媒體的發展又很不一樣,從最保守的黨營媒體,到最進步、激進的黨外雜誌或是一些自由派的媒體,每一種媒體裡面的新聞工作者的處境又完全不同,要如何講出這些記者的故事也是傷透腦筋的事。所以當時我們組成了諮詢委員會,邀請好幾位資深記者,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建議我們要如何寫出記者的生命史會比較具有代表性。最後在時間、人力、資源都有限的情況下,這個計畫優先鎖定政治記者,尤其是平面媒體的記者,所以我們要介紹與分享的就是戒嚴時期主跑政治新聞、或是與政治有關的新聞,然後他們所服務的媒體是平面媒體,也就是報紙或是雜誌,以這幾種屬性為主的資深記者。所以像電子媒體的記者們也很努力,也做出了很多貢獻,但只能忍痛割捨。而不是跑政治新聞的很多領域的其他專業新聞工作者,在我們第一階段的計畫中也無法放入。無論如何,我們在主跑政治新聞的平面媒體資深記者當中,努力做到各個面向的多元化,也就是性別以及所屬媒體的屬性,還有他們當時所處的不同位置,希望讓我們報導的資深記者的範圍能夠再廣一點,最後我們選取了17位資深記者,當然也有遺珠之憾,有的沒有連絡上,有的資深記者很有代表性,但他認為還沒有到留下生命史、回憶錄的時候,所以當時很客氣的拒訪。當然也有些是我們自己時間與能力不足,衡量17位已是極限,所以,十年前「黑夜中尋找星星」的出書計畫,最後就是選擇了17位資深記者。

        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很清楚並不是這十幾位資深記者就足以代表新聞界,也不認為這十幾位資深記者就是媒體英雄或記者典範,我們無意要過度美化這些記者,但我們的確認為這十幾位資深記者,在他們所處的媒體裡面,在台灣從戒嚴時期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他們確實都盡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而這些努力值得被記錄下來。當然這些資深記者們後來的新聞專業發展、以及後來很多的社會參與也出現了一些爭議,這些爭議我們也認為應該受到公評。所以我們並不是在做一部媒體英雄史、或是記者典範史。相反地,我們認為「凡走過必留痕跡」,所以這十幾位資深記者的歷史,幫助我們了解當年台灣究竟是處在什麼樣的威權和高壓的環境中,而在這樣的環境裡,透過記者的報導受到各種箝制與打壓的各種故事,是一種很好的理解時代氛圍的方式,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去建立那個時代的共同記憶。那個時代坦白說,每個人都過得很辛苦,即使是這些已經做了努力的記者,當年都不是現在這樣看起來好像很勇敢、很堅定,其實都是在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下,幾乎是用身體趴著一點一點匍匐前進,看能不能多報導一些別人不知道的聲音,這才是當時他們所處的真實狀況。

這17位資深記者,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透過諮詢委員會的努力建構多元性,希望他們能夠寫出那個時代的故事之後,我們分別也對照了當時兩個重要的新聞時間點,他們所處的位置。這17位記者分別是司馬文武,他在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時,是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總編輯,等到1987年7月解除戒嚴時,他是《新新聞》的發行人。又譬如吳豐山,他在美麗島事件時是《自立晚報》總編輯,到解除戒嚴時是《自立晚報》社長。又例如王健壯,美麗島事件時他還是《中國時報》記者,到了解除戒嚴時,他是《新新聞》總編輯。這些例子都可以顯示出他們當年在不同事件時,相對位置的努力。透過他們故事的訴說,就是我們接下來的節目希望一一呈現讓聽眾朋友了解,這些資深記者透過自己的努力以及新聞界位置的變化,能夠讓大家瞭解那個時代的氛圍,以及那個時代他們碰到的各種事件。也希望透過建構台灣新聞經驗的方式,讓我們一起珍惜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

 

黑夜中尋找星星:殷允芃

  • 播出時間: 2018-10-22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何榮幸
  • 何榮幸與殷允芃合照(何榮幸 提供)

    何榮幸與殷允芃合照(何榮幸 提供)

    何榮幸與殷允芃合照(何榮幸 提供)

    今天要介紹資深記者─《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的故事。這一集和上一集介紹的俞國基、李旺台兩位資深記者有微妙的關聯,上一集提到曾在南台灣《台灣時報》和《民眾日報》擔任過編輯的李旺台,曾經親自見證美麗島事件遊行的過程,也看到了當時媒體報導的氛圍,就因為親自見證過,所以努力報導美麗島事件的真相,而本集要介紹的殷允芃,當時就根據台灣一些有良心的媒體對於美麗島事件所做的報導,影響了一位國際知名作家陳若曦,陳若曦向蔣經國當面請命,希望能夠營救美麗島事件被逮捕並接受軍法審判的受刑人。殷允芃當時是以《紐約時報》駐台灣記者的身份,把陳若曦要營救美麗島受刑人的新聞在國際媒體上披露,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最後也改變了美麗島軍法大審的走向。

    殷允芃女士與我也有特殊淵源,因為我曾經擔任過三年《天下》雜誌總主筆,我們都尊稱她為殷發行人。殷發行人是成大外文系畢業,她當年曾經在美國新聞處打工,畢業後想要去美國念書卻沒錢,所以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她向當時的美新處處長借錢,結果處長答應借錢,條件是念完書後一定要回台灣服務。她當時很震撼,一個外國人怎麼這麼關心台灣,借錢給我的條件是要求我學成後一定要回台灣,奉獻這塊土地,令她深受感動。後來她去美國念書,表現很出色,對新聞也很有興趣,成為老牌《費城詢問報》近兩百年歷史上,第一位亞洲記者。殷允芃後來在紐約當了一段時期記者之後,碰到中美斷交,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越來越不利,使她想起當年美新處長給她的建議,於是她毅然決然回台灣當記者,要讓台灣的聲音被國際看見。

她當時是擔任《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這兩家國際重要媒體的駐華記者,回台灣之後,她很努力想要呈現台灣的聲音,但是過程很挫折。她在接受我跟台大新研所師生訪問,談她的生命史時曾經提到,她的報導第一次登上《紐約時報》是當時副總統謝東閔被郵包炸斷手,轟動全台的郵包炸彈案,結果《紐約時報》只刊登了二、三段,這還是殷允芃的獨家,結果在這麼重要的國際媒體上只有小小的二、三段,介紹台灣的副總統被郵包炸斷手,這也可以顯示台灣的外交節節敗退,台灣的國際處境有多麼艱難。

殷允芃當時對於美麗島的採訪最主要的採訪者是呂秀蓮,在美麗島發生之前,殷允芃就曾經採訪過呂秀蓮很多次,對於她有一定的認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呂秀蓮第一時間並沒有被抓,她馬上召開記者會說明這些遊行的群眾不是暴民,就像上一集李旺台所見證的,是裡面有一些黑衣人蓄意攻擊警方,讓警方採取鎮壓後,遊行的民眾才不得不反制。但呂秀蓮的說明並沒有發生效果,因為隔天她就被抓了,當時有七位被認為是美麗島遊行的要角紛紛被抓,像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等人,整個社會都很關心,對殷允芃而言,她非常震撼這樣一個她長期採訪的對象,她也才剛報導呂秀蓮的記者會,結果沒想到隔天就被抓了。她就一邊流淚一邊寫下她所瞭解的呂秀蓮故事,這個報導是先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等到後來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紛紛被抓,執政當局決定要進行軍法大審後,開始引起國際社會更大的矚目,因為有非常多海外的學者與知識份子都非常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甚至擔心會發生另一次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擔心讓他們採取行動,他們想到了陳若曦,因為她寫了一本揭露中共在文革期間泯滅人性的小說《尹縣長》,蔣經國總統看了後非常欣賞,曾經公開推薦。因此這些想要救援美麗島受刑人的海外學者們就一起公推陳若曦,希望她帶信給蔣經國來救援美麗島事件受刑人。

      台灣很多新聞界人士也積極參與這個救援行動,其中有一位未來也將會介紹到的《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他在救援的過程中,希望這個聲音能夠讓國際媒體聽見,就安排殷允芃跟陳若曦碰面,讓陳若曦了解美麗島事件的過程。殷允芃就跟陳若曦強調,就她的瞭解是先有「鼓山事件」民眾被打,才有後面美麗島事件更大規模的衝突。因此,後來陳若曦與蔣經國兩次碰面,就將她從殷允芃那裡瞭解到的實情告訴蔣經國,蔣經國就保證一定公開、公平進行軍法審判。之後殷允芃也把整個過程與蔣經國的決定寫成新聞,登在《紐約時報》上。多年後回顧這段歷史,陳若曦與海外學者積極奔走救援,加上殷允芃在《紐約時報》的報導,發揮臨門一腳的功能,共同促成了國際社會的壓力,讓美麗島大審這樣一個戒嚴事情最重要的民主運動事件,可以因為國際壓力而受到相對公開的審判,也因此國內的所有媒體才可以完整刊登軍法大審當中受刑人的所有陳述,善盡言論自由的責任,能夠讓媒體在當時促進民主化的功能得到彰顯,而這也是殷允芃在美麗島事件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故事。

    當時另外一個插曲是殷允芃在軍法大審時坐在第一排,她認識呂秀蓮又很同情受刑人的處境,因此在開庭的過程中一直淚流不止,當時還有不少人批評這位《紐約時報》的駐華記者不客觀公正,在審判過程中一直哭,認為她同情這些暴徒、這些受刑人。但呂秀蓮認為她就是忠於她所看到的,必須要把這個過程讓國際社會瞭解,所以她用這種「共感」的心情去參與這場大審。

    美麗島事件之後,殷允芃在1981年創立《天下》雜誌,因為她認為台灣的民主受到挫折,但台灣的經濟起飛很重要,如果她無法透過報導讓台灣更加分,那就自己跳下來幫台灣加分,透過《天下》雜誌對於台灣經濟起飛的報導,讓國際社會瞭解台灣的經濟奇蹟,這是她從記者轉為媒體創辦人之後所做的努力。

    多年後回顧殷允芃當年在美麗島事件透過《紐約時報》國際發聲所彰顯的意義,可以看到戒嚴時期很多重要新聞是需要「出口轉內銷」,也就是透過國際媒體的壓力反過來促成台灣的民主化。連當年蔣經國也是透過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的訪問宣布解嚴,這是當時戒嚴時期這些資深記者們努力的方向。殷允芃更特殊的是她從一個為國際媒體發聲的台灣記者,變成自己跳下來創辦媒體,創業的過程非常辛苦,她努力做一些區隔,以當時台灣最重要的經濟命脈為核心,辦一本給決策者看、有宏觀視野的雜誌,加上她女性的身份,很艱難的度過創辦初期的困難時刻,讓天下雜誌發展成為台灣老牌、有口碑、也受到尊敬的專業財經媒體,對於很多女性新聞工作者也是很大的啟發與鼓勵。

記者在戒嚴走上民主時期,所能承擔的使命跟責任,還可以包括像殷允芃這樣自己創辦、成立一本能夠受到肯定的雜誌,讓台灣的處境令國際社會更瞭解,這些都是戒嚴時期資深記者所做的點點滴滴努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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